裁判文書說理問題研究.pdf

1、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以來，裁判文書說理問題成為理論界和實務部門探討的一個熱點。但時至今日，就整體情況而言，中國法院系統(tǒng)裁判文書制作質量改觀有限。筆者以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對裁判文書在法治生活中應有地位認識不充分;其次，現有研究成果距離實務應用尚有差距。本文以裁判三段論作為研究的基點，同時結合若干代表性判例，從實證的角度對裁判文書說理問題進行研究剖析，并以此為基礎試圖構建裁判文書說理

2、的一個基本模式。
　　 本文從實證的視角，以比較的方法、歷史-邏輯的方法，重點對“裁判文書的預期受眾”、“裁判文書說理的具體指向”兩個問題做了較為細致的論證（即裁判文書“向誰說理”和“如何說理”的問題）。全文分為三個部分，一萬九千余字。
　　 第一部分:分析裁判文書在法治生活中的應然地位。裁判文書事實上承擔了對合議庭評議過程進行公示這樣一個功能，裁判文書不僅是程序的產物，更是程序設計的最終指向。裁判文書說理的要求，在一定

3、程度上承擔了制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功能:增強裁判文書說理性是對法官自由心證的一種外在強制，裁判文書的公開性要求則使這種力量得到強化。
　　 第二部分:分析我國裁判文書說理欠缺的原因。在法律傳統(tǒng)上，中國司法制度從總體上屬于大陸法系，因此注定了對法官判決書論證說理的要求偏低;從社會原因看，中國社會的同質化程度太高，對許多司法領域的問題，法官、當事人和民眾已經有了比較穩(wěn)定的看法，在此情形下，法官沒有太大的必要討論一些在他們看來不成問題的

4、問題;在司法體制上，中國的司法獨立不夠，法官審理案件需要層層審批等等，在這樣一種體制下，說理論證對于法官沒有實際意義。除此以外，筆者以為，對裁判文書在法治生活中的應然地位認識存在偏差，將其視為訴訟活動的細枝末節(ji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我國裁判文書改革的進路選擇。裁判文書的預期受眾如何，決定了判決書說理內容的側重、說理方式甚至語言風格的選擇。裁判文書的預期受眾，不僅包括了訴訟當事人，也應包括代理律師、上級法院、公訴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