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我國自由心證制度之研究——以訴訟心理學為視角.pdf

1、自由心證制度是指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預先做出規(guī)定,而是由法官、陪審官根據內心確信進行自由判斷的一項證據制度。它產生于1791年的法國,最早是由法國議員杜波爾向憲法會議提出的一項旨在廢除法定證據制度,取而代之以崇尚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自由心證證據制度的司法改革。并于1808年在法國《重罪審理法典》中被正式確立為法國的證據認定制度。自由心證制度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成果,對人性自由和理性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因而迅速傳遍世界各

2、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但相對于實行參審制的大陸法系國家的自由心證制度而言,實行陪審制的英美法系國家的自由心證制度則在證據的可采性方面作了較多的規(guī)定,因而可以說是屬于多規(guī)則的自由心證制度。而我國僅在中華民國時期曾采用過自由心證制度,建國以來在立法上一直否認存在或設立這一證據制度,從而給司法實踐造成了極大的矛盾和擅斷空間:一方面是立法上不承認自由心證,實行“實事求是”證據制度,另一方面,卻是實踐中根本不存在脫離司法人員主觀內心活動的訴訟認識存在

3、,且在無法律對心證進行規(guī)范的情況下,反使得法官不僅難以做到實事求是,更易陷入主觀擅斷。因此從訴訟心理學角度研究自由心證,以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自由心證證據制度勢在必行。
　　因為首先從哲學角度看,自由心證制度有其存在的哲學基礎——“自由”。自由是一種能力,它強調的是主體具有一種能從各種抉擇中選擇某個行為的特殊能力。自由和意志本身就具有主觀屬性。自由之于人類不僅僅只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更是與道德、控制、尊嚴密不可分的價值觀念。因為人

4、必有意志,而意志是自由和可控的,因此賦予可控的自由意志以正義的價值導向是一切人類制度設計的理論源泉和哲學保障。其次,從倫理學的角度而言,“心”是可分善惡的,因此,自由意志只有在正義的導向下,同時兼顧良心原則和符合道德責任,才能平衡人性中共存的良心和自愛,使訴訟主體,尤其是法官的內在動力趨向有序,在運用經驗法則和邏輯規(guī)則判斷案件,取舍證據時得以更多的拋棄非理性,弘揚理性。其三,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自由和心證也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和倫理學問題

5、,還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因為只要審判主體是人,主觀因素就不可能避免。而心理因素,包括法官的自身人格因素在潛意識中對審判的定型作用,證據心理的認知、態(tài)度、情感因素對法官在證據判斷中的取舍作用,情緒因素對社會司法認知的影響作用以及負強化對制度構建的補充作用等等,均是構建自由心證制度時不可忽視的非理性因素。
　　因此,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不僅需要相關的法律制度設計,更需要引入訴訟心理學原理,激發(fā)法治對訴訟主體心理的正效應,使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