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模型在乳腺病變中的應用價值研究.pdf

1、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闡述：
　　第一部分 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模型對于乳腺良惡性病變診斷價值的研究
　　目的:探討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模型參數(shù)對于乳腺常見良惡性病變的鑒別診斷價值，并與傳統(tǒng)的單指數(shù)模型參數(shù)及多期動態(tài)增強時間-信號強度曲線診斷價值進行比較。
　　方法:收集102例（35例良性，共36個病灶;67例惡性，共68個病灶）

2、乳腺病變并在我院行乳腺MRI檢查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行乳腺單b值、多b值擴散加權成像(DWI)及多期動態(tài)增強（DCE-MRI）掃描，其中多b值DWI序列采用0-1000s/mm2共12個b值。利用GE AW4.6工作站對于圖像進行后處理，生成單指數(shù)模型計算所得參數(shù)ADC值以及IVIM模型所得參數(shù)D、D*、f值，同時生成DCE-MRI的時間-信號強度曲線(TIC)。良惡性乳腺腫瘤之間各參數(shù)值利用Mann—Whitney U非參數(shù)檢驗進行比較

3、，并將IVIM模型參數(shù)中有診斷價值的參數(shù)利用二元Logistic回歸獲得聯(lián)合診斷參數(shù)，并利用受試者特性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評價各參數(shù)的診斷效能，從而得到各項參數(shù)的最佳診斷閾值及其相應的診斷敏感性、特異性、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
　　結果:惡性病灶的ADC、D值的中位值分別為0.99×10-3mm2/s、0.85×10-3mm2/s，明顯低于良性病灶（1.38×10-3

4、mm2/s、1.24×10-3mm2/s），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均＜0.001);惡性病灶f值的中位值明顯高于良性病灶(24.60％vs.16.90％)，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良惡性病灶之間D*值存在較大的重疊，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64)。良性病灶Ⅰ型TIC曲線出現(xiàn)的比例最高，惡性病灶Ⅲ型TIC曲線出現(xiàn)的比例最高。各參數(shù)行ROC曲線分析得到D值的曲線下面積(AUC)最大為0.910，當取最佳診斷閾值0.966×10

5、-3 mm2/s，相應的診斷敏感性、特異性、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別為80.9％、88.9％、93.2％、71.1％，而聯(lián)合IVIM模型參數(shù)D和f值后，所得AUC可提高到0.965，相應的診斷敏感性、特異性、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別提高為86.8％、94.4％、96.7％、79.1％。以TIC的Ⅱ+Ⅲ型曲線作為診斷惡性的標準時，所得診斷敏感性較高，可達95.6％，而以TIC的Ⅲ型曲線作為診斷惡性的標準時，所得診斷特異性較高，可達86

6、.1％。
　　結論:擴散加權成像IVIM模型參數(shù)可以用于乳腺良惡性病變的診斷，其中D、f值具有較高的診斷價值，聯(lián)合D和f值能夠得到比傳統(tǒng)的單指數(shù)模型參數(shù)ADC值、多期動態(tài)增強TIC更好的診斷效能。
　　第二部分 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模型與乳腺癌預后危險因素及分子亞型間相關性研究
　　目的:評價磁共振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模型參數(shù)與乳腺癌

7、預后危險因素、分子亞型間相關性，探索其在乳腺癌預后預測及分子亞型無創(chuàng)評估中的價值。
　　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5年5月間經(jīng)病理證實的110例乳腺浸潤性導管癌患者，所有患者在手術或核心針穿刺活檢前均行乳腺磁共振多b值擴散加權成像掃描。利用GE AW4.6工作站對圖像進行后處理，生成IVIM模型相應參數(shù)D、D*、f值，并分析各項參數(shù)與預后危險因素（包括病灶大小，脈管瘤栓情況，淋巴結轉(zhuǎn)移情況，病理分級，ER，PR，HER2，K

8、i67指數(shù)表達情況）間的相關性;根據(jù)免疫組化結果確定病灶的分子亞型，分析各參數(shù)與分子亞型間的相關性。
　　結果:入組的110位患者的平均年齡為（47.4±9.3）歲，絕經(jīng)前患者60例，絕經(jīng)后患者50例;最終共有114個病灶納入分析（4個病例有雙側乳腺病灶），其中左側乳腺病灶56個，右側乳腺病灶58個。低侵襲性組（包括病理分級為導管原位癌和1級者）、PR陰性組及HER2陽性組（包括HER2為3+，或者2+合并FISH基因檢測為基因擴

9、增者）D值的中位值分別為1.11×10-3 mm2/s、0.87×10-3 mm2/s及0.90×10-3 mm2/s，明顯高于高侵襲性組（包括病理分級為2和3級者）、PR陽性組及HER2陰性組（包括HER2為-、1+或2+合并FISH基因檢測為基因不擴增者）(D值的中位值分別為0.78×10-3 mm2/s、0.80×10-3 mm2/s及0.79×10-3 mm2/s)，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P=0.042; P=0.

10、001); HER2陽性組D*值的中位值明顯高于陰性組（21.8×10-3 mm2/s vs.10.5×10-3 mm2/s; P=0.033）;低侵襲性組f值的中位值(20.3％)明顯低于高侵襲性組(27.3％)，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 HER2過表達型乳腺癌D值的中位值(1.11×10-3 mm2/s)明顯高于Luminal型和三陰性型（D值的中位值分別為0.80×10-3 mm2/s、0.82×10-3 mm2/s）

11、，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26; P=0.048)。
　　結論:IVIM模型參數(shù)D值與乳腺癌病理分級、PR表達情況呈負相關，與HER2表達呈正相關;D*值與HER2表達呈正相關;f值與病理分級呈正相關，IVIM模型參數(shù)與其余各預后危險因素之間無明顯相關性。D值具有將HER2過表達型與Luminal型和三陰性型兩種分子亞型鑒別開來的潛在價值。
　　第三部分 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模型在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輔助化療療前預

12、測及早期療效評價中的價值
　　目的:探索擴散加權成像體素內(nèi)不相干運動(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模型參數(shù)在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新輔助化療療前預測以及治療早期療效評價中的價值。
　　方法:57名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完成新輔助化療(neoadjuvantchemotherapy, NAC)前均行包含多b值擴散加權成像在內(nèi)的乳腺MRI掃描，多b值DWI序列采用0-1000 s/mm2共12個b

13、值，這些患者中有49例在NAC2周期后再次完成了同樣的MRI檢查。根據(jù)治療后手術病理結果，將患者分為病理學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和非病理學完全緩解(non-pathologic completeresponse，non-pCR)兩組。利用t檢驗或非參數(shù)檢驗的統(tǒng)計學方法，對于pCR組與非pCR組間各項參數(shù)值（包括D、D*、f、腫瘤最大徑（maximum diameter, MD）、腫瘤

14、短徑（short diameter, SD））NAC療前、2周期后以及其變化值（△參數(shù)）進行比較。利用ROC曲線分析不同參數(shù)預測NAC療效的診斷效能。
　　結果:在NAC療前，pCR組的f值明顯高于非pCR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35.50％ vs.23.40％，P＜0.001)。在NAC2周期治療結束時，pCR組的D值明顯高于非pCR組(1.38±0.25×103mm2/s vs.0.98±0.19×10-3mm2/s)，f值明顯

15、低于非pCR組(15.19％±4.73％ vs.21.62％±4.43％)，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均＜0.001），而pCR組的D*、 MD和SD僅略低于非pCR組，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204;P=0.053; P=0.080)。NAC2周期治療后，pCR組的△D值(-0.47×10-3mm2/s)要明顯大于非pCR組(-0.07×10-3mm2/s)，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同樣，pCR組的△f值(17.45％)也

16、明顯高于非pCR組(3.10％)，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1)，而pCR組與非pCR組間△D*值無明顯統(tǒng)計學差異(P=0.451)。對于所有參數(shù)行ROC曲線分析得出，△D值在預測NAC療效上的診斷價值最佳，曲線下面積為0.928（95％可信區(qū)間為0.817～0.982）。當其取最佳診斷閾值-0.261×10-3mm2/s時，其診斷的敏感性、特異性、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別高達90.0％、89.7％、85.7％和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