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適用實證研究.pdf

1、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將“排除合理懷疑”全面納入證明標準，對現(xiàn)有的證明標準體系予以完善。然而，我國在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懷疑”之后，在規(guī)范層面卻缺少對其具體適用的指導，因而對實踐運行造成較大影響。對此，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深入考察“排除合理懷疑”在司法實務中的適用情況，準確了解“排除合理懷疑”的運行現(xiàn)狀和主要問題，通過分析制度發(fā)展的困境，進而提出相應對策，促進制度有效實施。
　　全文共分為四部分，約四萬五千字：<

2、br>　　第一部分界定了“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語境下的具體內涵。首先，以邏輯推理與經驗法則的內在界定和政策、法律的外在約束為落腳點，對“合理懷疑”進行界定；其次，通過比較考察“排除合理懷疑”與“內心確信”，發(fā)現(xiàn)兩者在適用狀態(tài)上具有一致性，都屬于主觀層面的證明標準。但是，在思維方式、表述方式、適用范圍和待證要件范圍方面存在差異；最后，立足于我國，將“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jù)確實、充分”進行比較，認為“排除合理懷疑”既沒有取代原有的“證據(jù)確實

3、、充分”標準，更沒有降低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而是在包含了“排他性”、“唯一性”標準基礎上，更利于實現(xiàn)“證據(jù)確實、充分”證明標準。
　　第二部分對“排除合理懷疑”運行現(xiàn)狀進行考察。該部分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運行總體情況分析。從檢察院和法院的視角出發(fā)，分別考察“排除合理懷疑”在不同訴訟階段的適用率、辦案人員對該標準的評價以及適用過程中的具體問題。目前，司法實務中，普遍存在“排除合理懷疑”適用率低，辦案人員認識模糊的現(xiàn)象。二是分別

4、對存疑不訴案件、無罪案件、有罪案件和啟動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的案件中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進行考察，主要剖析“合理懷疑”在不同案件中的界定標準和不同訴訟階段的認識差異。
　　第三部分對“排除合理懷疑”在適用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通過對運行現(xiàn)狀的分析，了解到“排除合理懷疑”在適用中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合理懷疑界定不明確。由于合理懷疑的界定具有主觀偏向性，辦案人員對合理懷疑的理解不一，導致辦案人員在邏輯和經驗的指導下進行自由裁量，容

5、易造成適用上的混亂。二是證明標準強調客觀性。由于對證明標準把握不準確，在辦案中容易依賴印證證明模式，過分強調證據(jù)的客觀性，忽視了主客觀相結合的證明模式。三是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具有同一性。具體而言，主要體現(xiàn)為案件類型證明標準的同一性和訴訟階段證明標準的同一性，不符合認識的客觀規(guī)律，不利于證明標準的實現(xiàn)。四是排除合理懷疑可操作性不足。司法實務中，證明標準具有模糊性，證明目的和證明標準相混淆造成證明標準難以把握。
　　第四部分針對“排除合

6、理懷疑”在適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對策。此部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制度上保障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實施，通過建立多層次證明標準體系，根據(jù)不同訴訟階段、不同嚴重程度案件分別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以此應對證明標準同一性和可操作性不強的問題；通過強化裁判說理，實現(xiàn)法官心證公開，提升司法公信力，解決合理懷疑界定不明確的問題；通過證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實現(xiàn)審判中心主義的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證明標準的過于客觀化。二是通過完善司法環(huán)境，促進“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