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機制下的高管自利行為研究——基于我國上市公司期權行權價操縱的分析.pdf

1、股權激勵的設計初衷在于協同管理者與所有者的利益，以緩解現代企業(yè)中兩權分離導致的委托代理問題。股權激勵也是把“雙刃劍”，將管理者薪酬與公司利益掛鉤的同時，也滋生了高管的自利行為。當下，很多實施股權激勵的企業(yè)面臨著一個共同問題:受激勵的高管并非通過自身努力以賺取薪酬，而是通過各種操縱手段，在股權激勵這件合法“外衣”的遮蓋下不勞而獲。這不得不引發(fā)業(yè)內人士、監(jiān)管層與學者的深思。為此，我國自2006年正式推行股權激勵以來，就以各種法規(guī)文件來規(guī)范股

2、權激勵的發(fā)展。然而，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高管的自利行為依然存在。
　　股票期權激勵是股權激勵最主要的形式，也是理論界與實務界探討的重點。國內現有文獻大多從股票期權的行權價定價與行權條件設置上入手，來探討期權激勵中是否存在高管的自利行為。本文以2006年至2012年推出的220次期權激勵草案作為研究樣本，分別從選擇性信息披露和股權激勵與股利水平關系兩個方面檢驗了高管的自利行為。在選擇性信息披露上，本文以超額累積收益作為代理變量，以探

3、究高管是否倚仗其信息優(yōu)勢進行策略性的信息披露;本文進一步剖析個股的超額收益，觀察其正式公告的披露情況，結果并未發(fā)現管理者選擇性信息披露的有力證據，這與現有的研究結論并不相符。在股票期權激勵與股利發(fā)放的關系探究上，本文使用配對樣本T檢驗與Logit回歸的方法，發(fā)現期權激勵公司的股票與現金股利水平顯著高于非激勵公司，且在推出期權激勵草案當年，公司的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水平隨之升高。通過對高管自利行為的存在性檢驗后，本文就高管從中獲取的額外收益

4、進行初步的量化分析，發(fā)現在已行權的32家樣本公司中，高管累積獲取8875萬元(CAR)和4280萬元(BHAR)的超額收益。最后，結合我國相關制度環(huán)境與市場環(huán)境，本文對上述兩種自利手段進行對比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幾點政策性建議。
　　經過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本文證實了管理者通過高送轉與高額現金股利發(fā)放，達到削弱行權價、最大化其激勵薪酬的目的。相對于國內已有研究，本文在高管選擇性信息披露的檢驗上，突破了只對樣本總體均值的分析，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