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

1、<p><b>　　如何走出個案*</b></p><p>　　——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p><p><b>　　盧暉臨 李 雪</b></p><p>　　《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p><p>　　個案研究始終面臨著如何處理特殊性與普遍性、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關系問題

2、。隨著現(xiàn)代社會日趨復雜，對獨特個案的描述與分析越來越無法體現(xiàn)整個社會的性質；定量方法的沖擊更使個案研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針對個案研究面臨的上述問題，本文考察了四種主要處理方式：超越個案的概括、個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擴展個案方法。擴展個案方法旨在建立微觀社會學的宏觀立場，它試圖立足宏觀分析微觀，通過微觀反觀宏觀，并在實踐中處處凸現(xiàn)理論的功能。此外，經由理論重構產生的一般性法則使其較好地處理了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問題。</p&g

3、t;<p>　　關鍵詞 個案研究 擴展個案方法 概括</p><p>　　作者盧暉臨，1969年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李雪，1981年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p><p>　　一、個案研究的意義：如何走出個案</p><p>　　作為社會學經驗研究中的一項基本研究方法，個案研究具有悠久

4、的歷史。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的考察，以及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個案研究的雛形。在個案研究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則是馬凌諾斯基的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①。他根據自己從1914年至1918年在新幾內亞進行的三次調查，對新幾內亞東部南馬辛地區(qū)(Southern Massim)所特有的“庫拉”(kula)活動進行了具體描述。通過對庫拉交換圈的敘述，作者生動地展示了居住在這一地區(qū)的人們的生活。馬凌諾斯基對調查對象的選取、他的田野調查

5、實踐，以及這部經典民族志作品，成為個案研究的最初范例。在過去近一百年的時間里，經由人類學、社會學的共同推動，個案研究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p><p>　　羅伯特·斯特克是這樣界定個案的：</p><p>　　個案可以簡單，也可以復雜。它可以是一個兒童、一間兒童教室，或是一個事件，一次發(fā)生(happening)……它是許多個中間的一個……個案是一個“

6、有界限的系統(tǒng)”(bounded system)②。</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本文曾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法學與人類學的對話”會議上宣讀。感謝朱曉陽、侯猛、艾佳慧等與會學者的批評。楊善華、張靜閱讀了論文初稿并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一并致謝。</p><p>　?、亳R凌諾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

7、李紹明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p><p>　?、赗obert E．Stake，Qualitative Case Studies，In Norman K．Denzin and Yvonna S．Lincol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age Publications，2005，P．444．</p><p>　

8、　斯特克強調個案是一個“有界限的系統(tǒng)”。所謂“界限”，指的是個案與其他個案及其環(huán)境之間的區(qū)別；所謂“系統(tǒng)”，指的是個案之組成部分構成一個相對自成一體的單位。</p><p>　　根據研究目的，斯特克進一步將個案研究分成三種類型，分別是內在的個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工具性個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和多個案研究(multiple case study or

9、 collective case study)。在內在的個案研究中，研究者研究某個個案，并非因為該個案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某種特殊的性質，而是出于對該個案本身的興趣。在工具性個案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將個案當作探討某種議題、提煉概括性結論的工具，對于個案本身的興趣退居次要地位。多個案研究實際上是一種更為極端的工具性個案研究，研究者旨在研究某個總體或一般情況，對于特定的個案本身則沒有什么興趣①。</p><p>　　人

10、物傳記、項目評估、臨床診斷是典型的內在的個案研究，傳主、項目、病患是其全部關心之所在。內在的個案研究不追求概括性結論，換言之，它不涉及“如何走出個案”問題。但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個案研究，幾乎都不是這種類型。無論研究者多么謹慎，無論他們多么刻意地限制自己研究結論的適用范圍，他們事實上都有“走出個案”的學術抱負。這一點，無需更多論證，只要看看大量個案研究成果的題目就很清楚了。譬如，開社區(qū)研究之先河的林德夫婦以學術假名“中鎮(zhèn)”來命名他們

11、的社區(qū)民族志研究，但卻意味深長地增加了一個副標題：“關于當代美國文化的一項研究”②。費孝通以他所研究的村莊名“開弦弓”作為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論文題目，卻又不失時機地添加一個副標題：“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后來以英文正式出版時更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中文譯本更名為《江村經濟》)。這是個案研究作品最通行的命名方式：主標題+副標題，其中一個或者是個案的名字，或者是研究的具體內容，另外一個則體現(xiàn)了研究者更宏大的概括，至少是概括的方

12、向。</p><p>　　這樣看來，“走出個案”是人文社會科學中個案研究事實上的共同追求。但是，如何走出個案?研究者固然可以通過命名上的巧妙安排來建立具體個案與個案之外的某種隱晦的聯(lián)系，但是要想從微觀、特定的個案走向宏觀、一般的總體，方法論上的正面回應是必不可少的。</p><p>　　涂爾干試圖通過對澳洲圖騰制度的描述來揭示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在解釋為何澳洲圖騰制度即可代表整個原始宗教時

13、，他指出：</p><p>　　我們正在研究的這種宗教包含著宗教生活最具特征的要素……有人也許會反駁說，就單個宗教而言，不管它能夠擴展到什么樣的范圍，要想成為上述歸納研究的基礎，還是顯得太狹窄了。我們從來沒有幻想要忽視這個事實，即廣泛的論據可以加強理論的權威性；不過，我們也同樣認為，當我們通過設計周密的實驗證明了某項定律之后，那么所證實的東西就是普遍有效的。如果科學家在單一情況下，從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原始的原生生物

14、中成功地發(fā)現(xiàn)了生命的秘密，那么借此獲得的真理就應該適用于所有生物，甚至是最發(fā)達的生物。因此我們通過對這些初級社會的研究，可以成功地發(fā)現(xiàn)構成最基本的宗教觀念的要素，我們也沒有理由不將這些最有普遍性的研究成果擴展到其他宗教中去③。</p><p>　　涂爾干受自然科學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存在著同樣嚴格的法則和規(guī)律。因而通過對一個個案的研究，便可以洞察整個世界；從一個最簡單的個案得出的結論，便具有相應的普

15、遍性，可以毫無限制地應用到其他同類的場合中。即個別個案必然蘊含普遍法則，從個別個案中發(fā)展普遍性具有天經地義的正當性。</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賀obert E．Stake，Qualitative Case Studies．</p><p>　　②Robert S．Lynd ＆ Helen Merrell

16、 Lynd，Middletown：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Harcourt Brace Company，1929．</p><p>　?、郯Ｃ谞?#183;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8—549頁。</p><p>　　與之類似，早期的人類學家認為，正是對遙遠地區(qū)的人

17、們生活所進行的描述，可以揭示人類社會的本質；野蠻人的生活盡管是那樣簡陋和原始，卻體現(xiàn)了人類社會普遍的和基本的性質。正如弗雷澤所說：</p><p>　　人類學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旨在發(fā)現(xiàn)一般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規(guī)定著人類過去的歷史，而且如果大自然是真正始終如一的，這些規(guī)律也可望規(guī)定人類將來的歷史①。</p><p>　　馬凌諾斯基的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導下的產物。通過對庫拉

18、交換圈的敘述，作者生動地展示了居住在這一地區(qū)的人們的生活。他認為，個體的需要是社會組織和文化模式產生的源泉，社會系統(tǒng)的存在是為了滿足這些需要。通過對原始社區(qū)中人們的生活的具體描述，我們可以得出關于宏觀社會系統(tǒng)的認識。換句話說，微觀可以直接上升到宏觀層次，對微觀生活的考察得出的結論可以等同于對整個社會的宏觀認識。</p><p>　　布洛維指出，傳統(tǒng)的個案研究主要面臨著兩個批評。第一個批評涉及個案研究的意義：個案研

19、究可能提供非常有趣的結果，但是卻無法說明自己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此所謂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問題。第二個批評涉及分析層次：作為對社會處境中具體的人際互動的研究，個案研究具有微觀性和反歷史性②，而往往忽略宏觀因素的作用，此所謂微觀與宏觀的關系問題。在個案研究的早期階段，涂爾干和馬凌諾斯基以簡單化的方式(毋寧說是信心)分別處理了這兩個問題，但是，近年來，傳統(tǒng)個案研究在這兩個問題上所遭致的批評變得空前尖銳起來。這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原因：首先，現(xiàn)代社

20、會的復雜性和異質性程度遠遠超出了此前的社會形態(tài)，微觀的個案研究越來越不能作為認識社會的基本方式了；其次，建立在統(tǒng)計學基礎上的定量研究以其精密的計算、無懈可擊的從樣本到總體的推論使個案研究相形見絀，個案研究繼續(xù)存在的正當性和意義便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p><p>　　簡言之，個案研究面臨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以及從微觀到宏觀的問題都是在回答個案研究的意義——畢竟幾乎沒有學者會宣稱個案就是個案本身，研究者都試圖從一個或

21、少數幾個個案中發(fā)展某種形式的概括。那么個案研究如何擺脫微觀場景的限制，邁向宏大景觀?即如何走出個案?在個案研究的發(fā)展史上，研究者對這個問題有四種應對方法，分別是超越個案的概括——類型學的研究范式、個案中的概括——人類學的解決方式、分析性概括以及擴展個案方法。</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倮驴死?布朗：《社會人類學方法》

22、，夏建中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25頁。</p><p>　?、贛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Ethnography Unbou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　　二、兩種常見的解決之道</p><p>　　對于個案研究能否以

23、及如何實現(xiàn)從獨特個案走向概括的問題，常見的處理方式分別是以費孝通為代表的類型學研究范式以及人類學者提倡的“個案中的概括”這兩種。類型學研究范式亦可稱為“超越個案的概括”。</p><p>　　(一)超越個案的概括：類型學研究范式</p><p>　　當個案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社區(qū)時，就稱社區(qū)研究。貫穿費孝通一生的學術旨趣便是社區(qū)研究。其社區(qū)研究直接師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將社區(qū)看作一個整體，

24、具體而微地描述它的運行③。但費孝通的研究目標不止于此，他企圖通過對一個一個的村莊的調查，達成對整個中國的認識。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在方法論上，他走的是從社區(qū)研究到比較方法到模式再到普遍化的道路。首先在社區(qū)選取上要遵循“典型”的原則。費孝通指出：</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圪M孝通：《論小城鎮(zhèn)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

25、70—271頁。</p><p>　　國外所稱的“個案研究”大體相似于典型調查。這種方式的研究對象只有一個或還不足以構成樣本的少數幾個“典型”，研究者通過對典型的、全面的、歷史的考察和分析，達到對事物性質的深入了解。(但是)……它缺乏范圍上的廣度，結論就往往具有很強的條件性①。</p><p>　　那么如何從對單個村莊的了解上升到對整個中國社會的了解呢?在費孝通看來，這是“解剖一只麻雀來研

26、究麻雀的微型調查在科學方法上有什么價值的問題”。他認為，通過對不同類型的村莊的調查，“用比較方法逐步從局部走向整體”，就能“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國社會’的全貌”②。費孝通將單個社區(qū)研究的意義主要定位在建立“地方類型”的貢獻上，希望通過積累眾多的“類型”，來反映中國社會結構的總體形態(tài)。所以，他會有這樣的論述：</p><p>　　社區(qū)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社區(qū)分

27、析的第二步是比較研究，在比較不同社區(qū)的社會結構時，常發(fā)現(xiàn)了每個社會結構有它配合的原則，原則不同，表現(xiàn)出來結構的形式也不一樣。于是產生了“格式”的概念。③</p><p>　　根據這種認識，費孝通在完成《江村經濟》后，便開始在“內地農村”里尋找與江村不同的類型并進行比較。如果說江村是“人多地少、工農相輔”的類型，那么他與合作者選定的祿村、易村和玉村就分別代表“沒有手工業(yè)的農村”、“手工業(yè)比較發(fā)達的農村”以及“受商業(yè)

28、中心影響較深的農村”④。</p><p>　　馬凌諾斯基在為《江村經濟》所作序言中，曾經預言費孝通及其同事的努力將“為我們展示一幅描繪中國文化、宗教和政治體系的全面畫面”。新中國的建立打斷了費孝通的龐大的社區(qū)比較研究計劃，使得我們沒有機會去驗證馬氏的預言，但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費孝通社區(qū)研究方法論上的缺陷則是更根本的原因。在1962年紀念馬凌諾斯基的演講中，弗里德曼提出了他對社區(qū)研究方法的批評。他認為，假如費孝通

29、能夠在1950年代之后仍然堅持在他1930年代的人類學觀念指導下進行研究，也不可能離馬凌諾斯基預言的計劃更近一些。原因在于“他的領域太狹窄地局限在村莊中”⑤。馬凌諾斯基相信，通過對眾多小型社會單位研究的耐心歸納，將出現(xiàn)一幅中國社會體系的總體圖畫。這一信念被弗里德曼稱作“最典型的人類學謬誤”⑥。在他看來，這是將傳統(tǒng)人類學研究初民社會的工具移植到復雜社會的時候，錯誤地將對總體性的把握也移植了過來。“假如中國沒有歸服共產主義，他們也許今天還在

30、堆積地方社區(qū)的樣本；在中國的民族志地圖上，也許會增加更多面旗幟，但是人類學家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可能不會比他們十年以前更接近馬凌諾斯基的評價”⑦。事實上，費孝通在晚年也認識到這一問題：</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儋M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第13頁。</p><p>　?、谫M孝通：《學術

31、自述與反思》，第34—35頁。</p><p>　?、圪M孝通：《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2頁。</p><p>　?、苜M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第34頁。</p><p>　　⑤Maurice Fr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

32、ss，1979，P．382．</p><p>　?、轒aurice Fr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P．383． </p><p>　?、進aurice Freedman，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P．383．</p><p>　　對中國農村的調查不能限于農村，因為在經濟上它是城鄉(xiāng)網絡的基礎

33、，離開了上層的結構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識形態(tài)上，更受到經濟文化中心洗練過用來維持一定時期的整個中國社會的觀念體系所控制。這里存在著一個立體的上下關系，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①</p><p>　　意識到以城鎮(zhèn)為中心的城鄉(xiāng)網絡之于農村社區(qū)的重要性，費孝通在晚年致力于小城鎮(zhèn)研究。在他看來，通過對小城鎮(zhèn)這一高于農村社區(qū)的社會實體的研究，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純粹的鄉(xiāng)村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病，因為小城鎮(zhèn)“無論從

34、地域、人口、經濟、環(huán)境等因素看，都既具有與農村社區(qū)相異的特點，又都與周圍的農村保持著不可缺少的聯(lián)系”②。為了探尋中國農村的發(fā)展道路，通過對全國各地的調查比較，他先后總結出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權模式”、“僑鄉(xiāng)模式”等多種模式③，并且指出：小城鎮(zhèn)的道路，是有中國特色的獨特的城市化道路④。</p><p>　　拋開小城鎮(zhèn)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適用性問題不談，以小城鎮(zhèn)取代村莊社區(qū)，是否就解決了認識中國社會

35、的方法論問題呢?毫無疑問，研究單位的擴大，使得那些在更大范圍內才呈現(xiàn)的力量或者關系能夠被包容進來，但是，以小城鎮(zhèn)(或者以小城鎮(zhèn)為中心的城鄉(xiāng)社區(qū))為單位建立類型，與以村莊為單位建立類型，在其反映總體(無論是中國社會也好，還是中國農村也好)的邏輯上，并沒有什么區(qū)別。換言之，方法論上的缺陷一如其舊。這一點，結合下文要討論的格爾茲的言論，將看得更加清楚。</p><p>　　(二)個案中的概括：人類學的解決方式</

36、p><p>　　極少有研究者只談論個案本身，他們往往具有更大的抱負⑤。即使是那些在我們的印象中似乎是主張?zhí)厥庵髁x研究范式的學者，也并不排斥概括。格爾茲⑥指出：</p><p>　　典型的人類學方法，是通過極其廣泛地了解雞毛蒜皮的小事，來著手進行這種廣泛的闡釋和比較抽象的分析……研究地點不等于研究對象。人類學家不研究鄉(xiāng)村(部落、集鎮(zhèn)、鄰里……)；他們在鄉(xiāng)村里做研究……此處理論建設的基本工作不是為

37、抽象的規(guī)則編碼，而是讓深描變得可能，不是超越個案進行概括，而是在個案中進行概括⑦。</p><p>　　也就是說，人類學研究要將微觀闡釋與宏大景觀結合起來，而不能止步于微觀描述。他敏銳地指出，研究地點不等于研究對象；而人們時常會混淆個案的代表性和個案特征的代表性。研究者研究的是個案特征，而非個案⑧。換句話說，個案可以是非常獨特的，甚至是偏</p><p>　　_______________

38、__________</p><p>　?、儋M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第35頁。</p><p>　?、谫M孝通：《論小城鎮(zhèn)及其他》，第18頁。</p><p>　?、圪M孝通：《農村、小城鎮(zhèn)、區(qū)域發(fā)展——我的社區(qū)研究歷程的再回顧》，《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p><p>　?、苜M孝通：《費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l999年，

39、第87、353頁。</p><p>　　⑤John Walton，Making the Theoretical Case．In Charles C．Ragin and Howard S．Becker(eds．)，What Is a Case?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

40、．122．</p><p>　?、薷駹柶澮蚱鋵Α暗胤叫灾R”的強調飽受誤解。有研究者認為它意指知識的性質是地方性的、多元的，正確的認識途徑看來只能是運用當地人自己的知識系統(tǒng)，去理解他們的“事實”(事件)(參見張靜《“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識論問題》，載《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第2期，鷺江出版社，2000年)。在這個意義上，格爾茲是主張?zhí)厥庵髁x的，即個案就是個案，而非更廣泛的某種東西。其實這種認識有過于簡單化之嫌?！暗?/p>

41、方性知識”的提出，是在承認各種文化都自有其價值的前提下，旨在提倡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溝通，而絕非試圖說明“地方性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其落腳點在于多元闡釋。關于格爾茲認識論更為詳盡的討論，參見李雪《格爾茲真的錯了嗎?》，載《開放時代》2006年第2期。</p><p>　?、呖死５?#183;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25、29頁。</p><

42、;p>　?、郍iampietro Gobo，Sampling，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In Clive Seale，Giampietro Gobo， Jaber F．Gubrium，and David Silverman(eds．)，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Sage Publications，2004，P．452．</p>&

43、lt;p>　　離正常狀態(tài)的，但它體現(xiàn)出的某些特征卻具有重要的代表性。這就從理論上回答了異域見聞為什么會具有普遍意義①。與此同時，他反對研究中的兩種模式：</p><p>　　這些模型中的兩個主要模型是：一種是“瓊斯維爾即美國”式的“小宇宙”模式；另一種是“復活節(jié)島即實驗個案”式的“自然實驗”模型?；蛘呤巧沉Ｖ械奶斓兀蛘呤沁b遠的可能性彼岸②。</p><p>　　在批評這兩種研究范式

44、時格爾茲指出：</p><p>　　[前者]認為可以在所謂“典型的”小鎮(zhèn)或鄉(xiāng)村中找到民族文明、社會、大宗教或任何總括和簡化現(xiàn)象的精髓這樣一種觀點，顯然是無意義的謬見。我們在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里獲知的是(很遺憾)小鎮(zhèn)或鄉(xiāng)村的生活。如果地域性微觀研究真的因為這樣一種以小見大的預設而具有重要性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就沒有任何重要性……天然實驗室的看法同樣有害，這不僅僅是因為這個類比不成立——如果沒有一個參數是可以控制的，還叫什么實

45、驗室?——而且還因為它導致這樣一種看法：來自民族志研究的資料要比其他社會研究的資料更純粹、深入、堅實或更少限制③。</p><p>　　“瓊斯維爾即美國”研究范式正是早期學者處理概括性問題的方式。既反對“小宇宙”模式，又反對“自然實驗”模型，格爾茲對自己的方法論取向是這樣描述的：</p><p>　　我們通過那些成就(actualize)整體的部分看待整體，通過推動(motivates)部

46、分的整體看待部分，這樣往返來回于這二者之間，我們經由一種持續(xù)的知識活動，試圖使它們彼此成為對方的說明④。</p><p>　　這樣一種整體與部分的持續(xù)互動，可以較好地解釋微觀與宏觀的關系，并成為擴展個案方法思想的理論資源之一。</p><p>　　在格爾茲方法論思想中，最具有人類學代表性、也最有成果的莫過于“在個案中進行概括”了。它指概括個案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特征。對重要意義的判斷，取決于

47、研究者的理論立場、關注問題，以及與相關研究的比較。這種概括使得發(fā)生在遙遠地區(qū)的一件事，或是一種風俗，一場儀式，變得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甚至進入到我們視野的中心。通過對l9世紀巴厘島政治生活的考察，格爾茲從中概括出了“劇場國家”的概念。毫不夸張地說，19世紀的巴厘島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屬于“荒服殊俗”，這里的生活能有什么“普遍性”呢?格爾茲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不是超越個案進行概括，而是在個案中進行概括”。前者指個案所體現(xiàn)的生活具有某種典

48、型性、普遍性，如前文所述的類型學思路；后者則是一種地區(qū)層次的解釋(local explanation)⑤。它是用一種潛在的比較意識，來看待這個特殊的個案，并對其重要方面做出描述和概括。這種概括之所以有意義，不在于這種概括本身，而在于它與其他相關理論的比較。</p><p>　　“國家”這個概念一直是社會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韋伯那里，國家具有一定的領土范圍，并合法地壟斷了暴力；在馬克思那里，國家則是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

49、⑥；近來則有學者強</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①這種認識論和理論旨趣結合起來，構成了后文所說的“分析性概括”的基礎。</p><p>　　②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第24—25頁。</p><p>　?、劭死５?#183;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第25—26頁

50、。</p><p>　　④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Basic Books，1983，P．69．</p><p>　?、軵．Alasuutari，ResearchingCulture：Qualitative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1995， P．152．</p><

51、p>　?、轆lan Scott，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War．In Kate Nash and Alan Scott(eds．)，The Blackwell Cornpan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1，P．184．</p><p>　　調國家的自主性①。但無論如何，這些觀點與格爾茲看到的展演

52、性的巴厘國家都迥然不同：</p><p>　　巴厘國家的展示性本質通過其至今所知的全部歷史表露得一覽無余，因為它從未走向專制(tyranny)，也根本無力促使專制權利走向全面集權化；而且在轄制(government)方面也沒有什么規(guī)劃，它在追求轄制方面顯得淡漠且猶豫；相反，它走向了一種排場，走向了慶典，走向了主宰著巴厘文化的迷狂精神(obsessions)的公共戲劇化：社會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

53、y)與地位炫耀(status pride)。它是一個劇場國家，國王和王公們乃是主持人，祭司乃是導演，而農民則是支持表演的演員、跑龍?zhí)渍吆陀^眾……這并非意味著它們要制造出什么政治結果：它們即是結果本身，它們就正是國家的目的……權力服務于夸示(pomp)，而非夸示服務于權力②。</p><p>　　這是一段出色的“個案中的概括”。格爾茲向讀者揭示了巴厘國家的展示性性質、慶典和排場，而非權力的集中、專制。</p&

54、gt;<p>　　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國家”相比，透過這種比較，巴厘國家顯然具有重要的“他者”意涵，它向我們彰顯了另一種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巴厘國家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意義；也正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個案中的概括”才成為從微觀走向宏觀的一種可行之道。正如薩林斯所說：</p><p>　　沒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專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項比較。通過比較，民族志的描述變成了客觀的描述。面對未經調和的

55、感覺之樸素的、實證主義的感悟，同樣也不是獨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種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對任一社會的感知都強加了對所有其他社會的看法③。</p><p>　　在這種研究思路中，個案和個案中的概括構成了研究作品的基本格調。至于這種概括的意義何在，以及它與更廣泛的現(xiàn)實有哪些關聯(lián)，在作品中是看不到的。正如論者指出的那樣，解釋更寬泛的意義和結果的相關性則是單獨的工作④，是另外一項工作。如果說“個案中的概括”主要是人類學的

56、取向的話，那么更注重科學性、概括性和理論建構的社會學顯然不能滿足于此。社會學要求在一項研究中成功地結合獨特性與普遍性，從個案走向概括。即比較不再是研究者選擇研究對象的前提，抑或內心的尺度，而是一項直接的研究策略。</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賂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57、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33．</p><p>　　②克利福德·格爾茲：《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p><p>　?、垴R歇爾·薩林斯：《甜蜜的悲哀

58、》，王銘銘、胡宗澤譯，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第105頁。</p><p>　?、躊．Alasuutari，Researching Culture：Qualitative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1995，p．152．</p><p>　　三、個案研究：可能的前景</p><p>　　不難發(fā)現(xiàn)，個案研究

59、的方法論進展，特別是研究者對于如何從獨特個案走向概括這個難題的處理方式，是在與大規(guī)模抽樣調查的定量研究相對話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標榜“科學”抽樣調查，以及建立在統(tǒng)計學基礎上的一整套“科學技術”，內中體現(xiàn)的代表性和可推論性，很容易使注重描述和細節(jié)，對特殊性情有獨鐘的個案研究陷入集體失語的境地。面對不利的局面，個案研究的捍衛(wèi)者最直接的反應便是：個案研究也可以像定量調查那樣做到代表性、可推論性，典型個案就是總體的微縮景觀。此種思路以費孝通的類

60、型學——普遍主義研究范式為代表，試圖“超越個案進行概括”，以實現(xiàn)對整體的認識。另一種反應則沒有那么激烈。他們對抽樣方法體現(xiàn)的代表性和概括性并沒有那么熱心；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個案研究的代表性這一問題的爭論，而是繼續(xù)埋頭于民族志寫作。在寫作中他們發(fā)現(xiàn)，即使是特殊個案也會有某種普遍性的意義。通過“個案中的概括”和心中的尺度，他們成功地使民族志具有概括性。</p><p>　　另有一派學者深感定量方法的強大威力。在吸取其

61、某些做法的基礎上，他們選擇了“第三條道路”。這派學者最重要的理論突破在于：個案研究的有效性和概括性完全可以不必通過概率抽樣獲得——分析性概括才是個案研究的生命力所在。</p><p><b>　　(一)分析性概括</b></p><p>　　如果仍然按照抽樣調查的邏輯思考個案研究的地位和功能，那么與大規(guī)模抽樣調查相比，無論是在概括的準確性上，還是在效度上，它都完全無法

62、與其媲美。個案研究要想獲得真正的生命力，具有與定量調查同樣的地位，就必須遵循自己獨特的邏輯。</p><p>　　羅伯特·尹指出，在個案研究中，研究者的目標是進行分析性概括，而非統(tǒng)計概括。統(tǒng)計概括是從樣本推論到總體。個案研究之所以不能進行統(tǒng)計概括，是因為個案并不是抽樣單位，并且也不是按照概率抽樣的原則選取的。在分析性概括中，理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前的理論作為一種模板(template)，用來作為與個案

63、進行比較的工具①；同時也構成發(fā)展新理論的前提。克里夫·西爾則將個案研究中的概括稱為“理論概括”，他指出，一個個案是根據其邏輯關聯(lián)或理論意義進行外推的，外推的有效性不取決于個案的代表性，而取決于理論推理的力量②。他同時還指出，理論概括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因為它假定了普遍性結構和法則的存在③。因而，理論概括必須補之以未來的經驗事實才能減少偏差④。</p><p>　　無論是“分析性概括”還是“理論概括”，其實

64、都強調了理論在概括中的重要角色。“個案研究中的概括”其生命力正在于此?？此坪唵蔚膮^(qū)分——將分析性概括或日理論概括與統(tǒng)計概括區(qū)分開來——卻意味著決定性的一步。至此，個案研究開始遵循自己的特性和邏輯來解決從微觀到宏觀的問題。正如個案研究者業(yè)已指出的那樣，分析性概括必須相當謹慎，并盡可能運用較多的信息相互參校才能避免過度外推⑤的問題。從而個案的選取就變得相當重要了。</p><p>　　羅伯特·斯特克認為，研

65、究者在個案選取時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個人的興趣、是否有從事研究的途徑等，特別是要選擇那些令研究者認為會使自己獲得最大收獲的個案。即該個案的研究潛力要比代表性更重要。有時候甚至有必要選擇一個不典型的個案⑥。張靜在《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個案研究》一書中，特別介紹了選取該個案時的理論關懷：</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p>

66、Robert K．Yin，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2nd edition，Sage Publications，1994，PP．10，31．</p><p>　　②Clive Seale，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age Publications，1999，P．109．</p><p>　　

67、③Clive Seale，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P．118．</p><p>　?、蹸live Seale，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P．112．</p><p>　?、萦醒芯空咴噲D通過將抽樣調查與個案研究結合起來的辦法來處理個案研究中過度外推的難題。如克里夫·西爾指出，理論抽樣不是取

68、決于抽樣單位是否具有典型性，而是要看抽樣單位中所體現(xiàn)的變量的性質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代表更廣泛的一類現(xiàn)象。他還指出，為了使獲得的信息更具有普遍性，減少偏差，在個案研究中可以運用雪球抽樣或志愿者抽樣的方式來尋找某一類人(Clive Seale，The Quality ofQualitative Research，PP．110，115—117)，擴大消息來源，改變過于倚重信息提供者的局面。這種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結論的說服力，不失為一

69、種解決之道；但并非一勞永逸。如果兩項相似的研究選擇不同人群就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種遵循抽樣調查邏輯的補救方式并不是非常成功。</p><p>　?、轗obert E．Stake．Qualitative Case Studies．</p><p>　　這個個案材料雖然只來自一個企業(yè)職代會，但是我認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中國城市社會利益組織化結構的獨特性。這種利益組織化不是采用自

70、發(fā)的多元自組織形式，不是以收入或財產差別狀態(tài)的階級身份形式，也不是通過個體庇護關系形式建立起來的——雖然這后一種關系普遍地存在①。</p><p>　　張靜選取的是一個具有獨特性的個案，并希望從中探討城市社會利益組織化結構這個理論問題。這個個案不是典型的和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卻在理論上具有重要意義，并具有現(xiàn)實可行性。通過對這個個案的深入研究，她發(fā)展出“國家—單位一個人的三級結構關系，以及行政(管制)與政治(利益?zhèn)鬏?/p>

71、)合一的機制，來理解中國大陸城市社會的沖突、壓力和秩序問題”②。</p><p>　　總之，個案研究中樣本的選擇更多地具有理論指向。研究者通過對某些個案的研究，達到提出、修正或檢驗理論的目的。在個案研究中獲得的結論也許非常有創(chuàng)造性，但在推廣時必須謹慎。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概括一詞并不適用于個案研究，外推才更為準確地把握了個案研究特征，因為個案研究強調個案與其他事件的相關性③，而非總體代表性。</p>

72、<p>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樣的個案研究必然也會得出一些概括性結論，但它卻與類型學的概括有著根本的區(qū)別。這里的概括，是從理論出發(fā)到個案，再回到理論，是建立在已有理論基礎上的理論修正、檢驗或創(chuàng)新；而類型學中的概括，則是從個案出發(fā)到理論，或者是從個案出發(fā)，經由個案之間的比較，提出理論，類型學中的理論是直接來源于局部經驗的，因而往往面臨重大缺陷。</p><p>　　有時候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也為了使概括

73、更有說服力，研究者常常選擇若干個具有相關性的個案進行比較研究④。這就面臨對個案進行抽樣的問題。有些研究者強調理論在個案選擇時的重要性，并將個案研究中的抽樣稱為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⑤。理論抽樣意味著個案的選擇要建立在那些與理論發(fā)展具有理論相關性的概念基礎之上。這樣的樣本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因為它體現(xiàn)了某些特征，有助于發(fā)展并檢驗理論和解釋⑥。個案研究中的比較研究往往只涉及少數幾個個案，是一種小規(guī)模樣本(smal

74、l-N)的比較研究。</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①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99頁。</p><p>　　②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個案研究》，第201頁。</p><p>　　③David Silve

75、rman，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A Practical Handbook，Sage Publications，2000．P． Alasuutari，Researching Culture：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1995， PP．155—156．</p><p>　　④Charles C．R

76、agin，Introduction：The Problem of Balancing Discourse on Cases and Variabl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Science．In Charles C．Ragin(ed．)，Issues and Alternativ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E．J．Brill，2003，P．1．James Mahoney，an

77、d Dietrich Rueschemeyer，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Achievements and Agendas．In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

78、．</p><p>　　⑤Clive Seale，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P．110．</p><p>　?、轌iampietro Gobo，Sampling，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P．446．</p>&

79、lt;p>　　比較研究因研究目的不同可以分成多種類型，但其共同點則是企圖通過比較得出抽象層次不同的概括。蒂利將比較研究按照具體研究意圖的不同分成四種類型，分別是個體化的比較(individualizing comparisons)、普遍化的比較(universalizing comparisons)、差異發(fā)現(xiàn)的比較(variation—finding comparisons)以及包圍性的比較(encompassing compar

80、isons)①。</p><p>　　個體化的比較旨在發(fā)現(xiàn)獨特性(singularities)，并從這種獨特性中進行概括。例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通過對一系列國家的比較，表明了英格蘭政制的獨特性；并概括了這種政體類型的性質。普遍化的比較則旨在發(fā)現(xiàn)個案間的共性，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概括。</p><p>　　差異發(fā)現(xiàn)的比較則是通過檢視個案之間的系統(tǒng)性差異來建立一種差異原則，這種差異涉及具有

81、多種形式的某個現(xiàn)象的強度或特征。如在《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巴林頓·摩爾為了探索在農業(yè)社會過渡到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進程中，土地貴族和農民階級在政治舞臺上飾演的種種角色，便概括了從農業(yè)社會推進到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三種道路，建立了從農業(yè)社會到工業(yè)社會的差異原則②。包圍性比較是在一個宏大結構或過程中選擇若干位置(locations)，解釋這些位置之間的差異和相似性，并將其看作是它們與整體結構或整個過程的某種關系的結果。即它利用微觀與宏觀

82、的關系來解釋微觀層面的差異。在這一點上它與擴展個案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p><p>　　可見，盡管這四種比較的目的都是進行概括，并進行理論上的發(fā)揮，但其概括層次是不同的。個體化的比較和普遍化的比較試圖得出抽象程度較高的概括，而差異發(fā)現(xiàn)的比較和包圍性的比較中的概括抽象層次則較低。總的來說，通過比較研究得到的概括較之從單個個案中得到的概括往往更具有說服力；而理論在比較和概括中的角色也顯得尤為重要。</p&g

83、t;<p>　　在顯示其優(yōu)點的同時，比較方法也受到不少批評。斯考科波爾指出，研究者很難選擇出完全符合要求的個案，因為個案太少，變量太多，而且無法實施控制，所以有些個案的選擇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其次，研究者必須假定進行比較的這些個案之間相互獨立，而事實上這是不太可能的。缺乏對個案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考察，必然會減弱所得結論的力量③。此外，等值性(equivalence)的問題也是比較方法難以解決的。所謂等值性就是待比較個案在諸方面

84、的界定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這樣才能就其內容進行比較。但由于社會情境的復雜性，以及意義系統(tǒng)的相互獨立性，無論研究者多么精心地選取個案，嚴格來說個案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如斯考科波爾比較了六個國家的農業(yè)階層結構。雖然階層(class)這個單詞存在于許多社會，但是階層體系、階層數量、成為某個階層一分子的意義，以及階級類別或界限，在每個社會中都有所不同，這使跨社會的社會階層研究變得困難，其所得結論也難免大打折扣。</p><p

85、>　　分析性概括以及由此生發(fā)的個案的選擇、比較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處理了從獨特性走向概括的難題；但毋庸置疑，這條道路還面臨著不少困難?？梢哉f，個案研究在走出個案本身的道路上面臨著一個悖論：個案研究從誕生之初，概括性就不是它所追求的目標。由于社會科學體系化的努力，特別是定量方法的沖擊，個案研究若要立足就必須解決這個難題。面對這個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的目標，也許社會學需要跳出個案研究的局限，另尋解決之道；在這方面，擴展個案方法的提

86、出為我們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p><p><b>　　(二)擴展個案方法</b></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p>　?、貱harles 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Russell Sage Foundati

87、on，1984， pp．87—146．</p><p>　?、诎土诸D·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p><p>　?、跿heda Skoe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

88、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38—39．</p><p>　　在格爾茲對自己方法論的說明中，以及蒂利對“包圍性比較”的概括中，已經不難窺見擴展個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思路的端倪——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和互動。但真正從方法論的高度對其進行論述和實踐的，則首推社會人類學中的曼徹斯特學派。他們不再關注“當地人”應該做什么，而開始記錄當地人實際上在做什么。同時考慮那些

89、發(fā)生在時空之中的真實的事件、斗爭和戲劇性場面。他們展現(xiàn)了規(guī)范性描述和日常實踐之間的矛盾，并在追溯這些矛盾時，不僅考慮內在的沖突，同時把宏觀的權力結構、國家、世界歷史背景等因素考慮在內①。</p><p>　　傳統(tǒng)的個案研究通常將他們的研究結論局限在他們研究的日常世界的范圍內，無力或者無心顧及廣泛的歷史模式和宏觀結構；擴展個案方法則追求自田野“擴展出去”，它將反思科學運用于民族志，旨在從獨特中抽取一般，從微觀走向宏

90、觀。但是，在研究的立足點上，擴展個案方法表現(xiàn)出和傳統(tǒng)個案研究的根本區(qū)別。傳統(tǒng)個案研究雖然不排斥對外在宏觀因素的考察，但卻是站在微觀個案的基礎上理解宏觀因素對微觀生活的影響，可以稱之為一種建立宏觀社會學之微觀基礎的努力。布洛維賦予擴展個案方法的創(chuàng)見，在于立足點的方向轉移——從個別個案轉移到宏觀權力。它將社會處境當作經驗考察的對象，從有關國家、經濟、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則開始，去理解那些微觀處境如何被宏大的結構所形塑，其邏輯是說明

91、一般性的社會力量如何形塑和產生特定環(huán)境中的結果，用布洛維的話來說，它試圖建立微觀社會學的宏觀基礎②。</p><p>　　在重建和發(fā)展擴展個案方法方面，布洛維是當之無愧的當代社會學第一人。布洛維通過自己在贊比亞做的一項經驗研究，具體說明了擴展個案方法的應用③。他于1968年到1972年在贊比亞進行了為時四年的田野工作。當時贊比亞剛獲得獨立，全國絕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對白人經理和專家的依賴很嚴重。新政府致力于消滅白人

92、的優(yōu)先權，開展“去種族化運動”，即所謂“贊比亞化”。按照政府的描述，這一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布洛維企圖研究跨國公司面對后殖民政權的應對政策和策略。他選擇了贊比亞銅帶省的兩家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和 Roan Selection Trust。這兩家公司在殖民時代就已經存在，其政策和經營方式深植于殖民秩序。其以銅業(yè)服務局人事顧問的身份開始了研究。</p><p>　　布洛維分別從上下

93、兩種視角研究了這個問題。在上層視角中，他選擇年輕的人事官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是非洲礦工的工作和生活狀況。這些官員目睹了“贊比亞化”的暴風雨。布洛維每周與他們見面一次，討論問卷調查和贊比亞化的進展；接著他以贊比亞大學研究生的身份進行了兩年的研究，并招募一些大學生參加研究后殖民時期的工作組織。在下層內部視角中，布洛維則從大多數無技術和半熟練工人的立足點出發(fā)探求“贊比亞化”。</p><p>　　研究表明，盡管殖民

94、時代一去不復返，但殖民統(tǒng)治秩序并沒有發(fā)生有意義的變化。政府雖然宣稱“贊比亞化”獲得了很大成績，但經濟領域白人統(tǒng)治者占主導的狀況實際上沒有太大改觀。白人公司的應對滿足了政府“贊比亞化”的目標(黑人在管理階層的數量上升，并且經濟保持原來的發(fā)展水平)，同時又按自己的利益實際上保留了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白人公司的這一成功是通過兩種策略實現(xiàn)的：第一，覆蓋“贊比亞化”(blanket Zambianization)。這是指人事部門的“贊比亞化”。一方

95、面快速實現(xiàn)了“贊比亞化”，另一方面又除去了“贊比亞化”對于白人雇員的威脅和壓力。第二，“遮蔽‘贊比亞化’”(shadow Zambianization)。指的是礦長職務的“贊比亞化”。許多原來的白人礦長被安排擔任礦長助理，但卻保有原來礦長職務的許多權力；安排黑人繼任礦長職務，同時卻沒有相應的權力。這使黑人礦長成了礦長助理的下屬。</p><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p>

96、;<p>　?、費ax Gluckman，Analysis of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Press，1958．Jaap Van Velsen，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In A．Epstein(ed．)，The Craft of

97、 Urban Anthropology．London：Tavistock，1967．</p><p>　　②參見盧暉臨《社區(qū)研究：源起、問題與新生》，載《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p><p>　?、跰ichael Burawoy，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F(xiàn)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

98、a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2．另外，可參考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Sociological Theory，vol．16，no．1，1998，PP．4—33。</p><p>　　這兩種手段有如下影響：(一)隨著管理層的增加，組織變得臃腫；(二)工人及其黑人礦長之間的矛盾增加。那么問題就變

99、成：若這兩種手段破壞了經濟組織，為什么其還能夠存在? 答案必須在更廣泛的范圍中尋找。(一)雖然政府倡導“贊比亞化”口號，但代表無技術和半熟練礦工的非洲貿易聯(lián)盟只對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感興趣，對上層監(jiān)督者變動則不感興趣；(二)黑人礦長處于黑人下屬和白人老板中間，是種族和階級緊張的杠桿；(三)公司管理者一方面企圖通過控制管理層加強對黑人的歧視，另一方面在工人中則盡量使用黑人工人以降低費用。(四)贊比亞政府非常重視銅業(yè)發(fā)展，銅業(yè)是

100、國家主要的稅收來源。政府愿意讓移民管理工業(yè)，他們擁有從事管理的經驗和能力，而在短期內黑人是無法具備這些條件的。若完全任用黑人，由于缺乏管理才能導致經濟滑坡將是贊比亞政府不愿看到的。對于白人管理者來說，雖然他們擁有經濟權力，卻不能威脅政治權力。</p><p>　　弗朗茲·法農的“后殖民革命”理論①引導了布洛維的分析。布洛維對跨國公司、礦工、贊比亞經理，以及外來人的分析，與法農對民族資本家、知識分子和農民

101、的階級利益的剖析正相呼應。布洛維將政府對工人的無紀律、懶散和混亂的指控，變成對新的統(tǒng)治精英自身的反對，后者的奢華和放縱來自于快速的向上流動。至于工人自己，他們是法農所謂的“勞動貴族”的原型。他們追求他們狹窄的經濟利益，不怎么去關心種族歧視問題，將礦廠的國有化看作政府施展嚴格紀律的詭計。布洛維所做的不止是重新演示法農的階級范疇，它通過將宏觀力量推動從非洲進步(African Advancement)到“贊比亞化”的運動與維持階級繼替的微觀

102、過程聯(lián)系起來，設定了階級地圖。</p><p>　　從研究策略上看，布洛維同時選擇了上層官員和下層工人兩個階層進行獨立研究，以便發(fā)現(xiàn)宏觀權力對微觀生活的影響，以及微觀生活的變化對宏觀權力的塑造。上層官員構成宏觀權力的代表，下層工人則是微觀生活的象征。通過對宏觀和微觀因素兩方面的考察，布洛維得出結論：殖民秩序沒有發(fā)生根本上的變化。經濟領域里白人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并沒有太大的改觀。通過對白人公司的具體考察，以及對公司與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