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翻譯史

1、?重寫翻譯史?孔慧怡倫敦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我們談論重寫歷史之前，大概應該先回答一個「后現(xiàn)代」問題：在這個提倡只有文本而沒有史實的年代，不少人認為歷史只是由寫史的人虛構出來的敘述，我們?yōu)樯趺催€要寫翻譯史呢？歷史哲學方面的探討并不是我的專長，但過去十多年國際上不少史學家針對后現(xiàn)代主義帶來的沖擊，作出相當深入的思考，正好有助于我解答「為何寫史」這個問題。艾文斯（RidJ.Evans）并不否認后現(xiàn)代觀點對于如何理解寫史

2、和讀史有一定的啟發(fā)，但他也同時展示后現(xiàn)代主義者很多關于歷史的說法相當偏頗，常有夸大其詞或以詞奪理之嫌1。如果我們對任何事物都采取極端的相對主義，那么不但寫歷史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類知識也都會失去穩(wěn)定的立足點。再說，相對主義也并不是「后學」創(chuàng)造出來的，事實上自從二十世紀中葉，史學界就相對主義已有持久的辯論，其中兩人所用的譬喻更是很多人耳熟能詳?shù)牧??？蚂`烏（R.G.Collingwood）以下一段話，曾經(jīng)令他被視為歷史事實的懷疑主義者2：圣奧

3、吉斯坦用早期天主教徒的眼光看歷史；泰拉蒙特用十七世紀法國人的眼光看歷史；吉本用十八世紀英國人的眼光看歷史……如果要問那一個觀點才算正確，那是毫無意義的。上述每個人都只可能用他本人的眼光看歷史。比他晚一代的卡爾（E.H.Carr）針對懷疑主義，作出以下響應3：一座山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有不同的形狀，但我們不能因此說這座山完全沒有形狀，又或者是有無限量的形狀。長久以來，逆主流觀點來看事物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法門，公元五世紀的希羅多德（Herodo

4、tus）可說是「批判性歷史」（criticalhisty）的始祖。我深信引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中國翻譯史料，不但可行，而且應該有相當價值。啟發(fā)這篇論文的材料，是中國二千多年翻譯活動的文字記載。以近年種種「后」潮流來看，覆蓋如此廣的論文不免要惹來獨斷式敘事（masternarrative）的嫌疑。先不說我對潮流沒有興趣，即使真的順著潮流角度看，這份擔心也是多余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對中國翻譯史的重新思考，本身就是對現(xiàn)有的主流權威敘事作出的反應

5、，這個過程的產(chǎn)物稱之為「反敘事」更為合適。第二，本文提出種種概念，目標是以新的眼光重看中國有史以來的翻譯活動，找尋前人沒有看出的意義，顯示前人未曾察覺的架構，藉以加強我們對于翻譯活動與中國文化發(fā)展相互關系的理解，而并非評價翻譯活動的優(yōu)或劣、宜或不宜。這篇文章最基本的目的是向人文學科──特別是翻譯研究──的學者指出，如果肯認真審視存世資料，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翻譯史學到目前為止仍是一塊未開發(fā)的園地，值得我們以嚴謹?shù)膶W術態(tài)度對整個題目重新思考。二

6、關于重寫上一節(jié)交代了我目前對歷史及中國翻譯史的基本看法，這一節(jié)應該把注意力轉(zhuǎn)到「重寫」了。說「重寫」而不說「寫」，自然是因為論述的背后有幾項基本假設：第一，目前學科的角度探討某些翻譯活動，但是這類探討一來并不以翻譯為中心研究對象，二來也只會涉及特定時期或特定活動類型，不可能對中國翻譯史作出整體的觀照。要全面了解中國的翻譯經(jīng)驗，還需要依靠專門從事翻譯研究的人。問題是，中國大陸的翻譯學者大多出身于外語系，工作單位也多半是外語系，他們對古文的

7、掌握和對古籍的知識，都不足以讓他們直接大量搜尋及鉆研原始材料，因此也就無可避免地要依賴其它學科──如歷史、文學、中國佛教、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所做出來的成果。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翻譯研究為這份依賴實在付出了代價。出自其它學科的專論，自然以他們本學科為中心，翻譯活動只占次要或邊緣地位；同時，任何有關翻譯的記載，也是通過這些學科的篩選角度才進入其敘述范圍，篩選的原則并不以翻譯為主要考慮。假如翻譯研究者對這類資料隱藏的問題不是時刻警覺，又對

8、中國歷史背景缺乏透徹的理解，那么他們筆下的歷史或敘述，輕則讓翻譯問題失去比例上的平衡，重則讓翻譯問題埋藏于其它學科的主題之下。假如對依賴二三手資料可能造成的失誤缺乏基本了解，其研究成果也就只是柯靈烏所說的「以剪刀和漿糊拼湊成的歷史」7而已。（丙）觀點與理解問題現(xiàn)有的中國翻譯史幾乎全部建基于以下幾種分期或分類方法：一，以朝代為分界線（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二十世紀歷史分為1919年以前的「近代」，1949年以前的「現(xiàn)代」，及1949年以后的

9、「當代」）；二，以個人成就為焦點，亦即以個別有名的譯者為敘事單位；三，以文本種類劃分，例如佛經(jīng)、圣經(jīng)、科學、文學等。根據(jù)不同的分類形式，這些翻譯史的敘述或按歷史時間順序編排，或按名家生平或文本性質(zhì)編排，乍看都似乎順理成章。但歷史學家如蘭克（LeopoldvonRanke）就曾經(jīng)指出，歷史與年表或大事紀錄這類文本有一種最基本的分別，就是后者只是一連串事件的記錄，而前者則展示出表面看來獨立的事件有怎么樣的內(nèi)在關連8。寫史并不只是收集歷史資料

10、，更重要的是找尋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與模式，讓我們對整個題目和相關的事情達到更深的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現(xiàn)有的中國翻譯史，不少似乎稱之為活動紀事錄或資料匯編更為恰當。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面對歷史資料時，能否持開放的態(tài)度，是否愿意讓歷史數(shù)據(jù)向我們顯示背后的故事，又抑或是早有固定的框架，用來套在歷史數(shù)據(jù)上，強迫數(shù)據(jù)去說我們認為它應該說的故事。很不巧，現(xiàn)有的中國翻譯史著述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多緊跟著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來理解歷史活動9。下面的引文錄

11、自一篇有關新疆（史稱西域）語言及翻譯情況的論文，正好說明意識形態(tài)的局限如何妨礙研究者真正把關注集中于翻譯問題10：語言是信息的載體，而翻譯則是轉(zhuǎn)換各種語言載體的橋梁。在二十一世紀千禧之年，我們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政策的雨露滋潤下，在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懷抱中，一定會奔向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這段引文讓我們感興趣的并不是寫作風格，而是它如何不自覺地顯示出在中國約束著翻譯研究的因素。文中用上一般只見于政治宣傳文字的高姿態(tài)贊詞，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