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作家評論

1、文學創(chuàng)作與當下精神背景(《當代作家評論》)――關于《精神的背景》的討論會主持：陳思和參加者：王曉明王鴻生嚴鋒羅崗王光東張新穎2004年12月10日王曉明：張煒這篇文章，是在山東一個出版集團成立顧問委員會的會上的發(fā)言。但現(xiàn)在的稿子，和我當時聽到的，多了一個內(nèi)容。那次他主要是對文學市場化的一個批評，就是什么都可以賣，他講得很激烈。這次他加了開頭那一段，一個背景，他的意思是說，越是優(yōu)秀的人，越是會和社會大的背景脫離。我理解他的“大的背景”，就

2、是社會主流的思想、潮流。他的這兩個基本立場，對市場化的批評和強調(diào)作家應該跟社會主流思潮拉開距離，我個人都是很贊成的，而且我想好的作家都是這樣一個態(tài)度。作家很敏銳，提出了問題，我的看法是，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還得再往下走，不能就到這里為止。比方講市場，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社會最根本的跟過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出現(xiàn)了市場。整個社會機制發(fā)生改變，而這個改變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原來各種各樣控制的力量之外，加進了一個所謂市場的力量。像我跟思和，我

3、們本來的生活里跟市場有關的部分是比較小的，大部分是跟市場無關的，可現(xiàn)在我們不得不在市場中重新建立我們的生活。那么文學也是一樣。文學以前跟市場關系很小，而1990年代以后，必須在市場里面建立起文學新的狀態(tài)、結構。市場好像成了一個新的給定的條件，一切的事情都必須在這個前提下面來重新安排。但問題是，這是個什么樣的市場？我們在一般的生活中感受到中國的市場實際上有不同的類型，像餐飲業(yè)，我們覺得它好像是可以用古典的經(jīng)濟學理論來解釋的，有競爭，競爭導

4、致消費者選擇的增加?？墒?，現(xiàn)在中國最重要的市場，股票市場，房地產(chǎn)市場，包括正在形成的媒體市場，卻是跟像餐飲業(yè)完全不同的，用現(xiàn)有的主要來自西方的市場理論沒法解釋的。這種情況在文學的世界里是不是也這樣？有一些文學市場化的因素，好像是符合競爭導致選擇的增加，可是在這個市場里，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卻幾乎不能用概念來解釋的。只是說市場化導致了拜金主義，導致了資本對文學的控制，這是不錯的，可是我們得繼續(xù)往下看，資本的力量到底怎么進入文學的，它跟原來

5、的機制又是什么關系？比方說，我們的文化管理部門，現(xiàn)在對整個文學生產(chǎn)的管制，從原來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轉(zhuǎn)到了流通環(huán)節(jié)。我們過去對市場有一個簡單的想象：市場的因素一定會導致其他的管制手段的削弱?？墒牵瑥奈膶W來看，市場因素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它反而增加了困難的程度。這都是需要我們做深入細致的研究。羅崗：張煒這篇文章既保留他的所謂“道德理想主義”，但也有新的思考。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我想可能是那一段對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驗和社會主義文學的描述。很顯然，他對社會主

6、義評價和以前不太一樣。為什么出現(xiàn)變化呢？還是和現(xiàn)實的處境有關。他看到了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驗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挑戰(zhàn)。從世界范圍來看，這都是一個新的因素，正是這種新的因素很大程度上鑄造了社會主義文學的特色。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社會主義文學之所以呈現(xiàn)出和以往其它時機會主義者，太多的實用主義者，太多的利益主義者，如果是聽在美國人的耳朵里，很像是在講約翰克里。陳思和：偽士當去，迷信可存。嚴鋒：全世界沒有人不覺得美國人傻，但這種傻當中是有某種力量的。放眼全球，

7、仍然拘泥于道德，宗教，傳統(tǒng)的也就是美國了。再回到張煒所說的文化的沙化，也就是說形不成文化的有效積累?？梢悦總€人都非常有智慧，但從整體上來看，從一個長的時期來看，大家都在相互扯皮，都在自我否定。過去我們以為西方人都是個人主義者，喜歡單干的，其實在美國學校里很講究師承關系，他們特別強調(diào)某某的老師是誰，某某的老師的老師又是誰，他們一個研究往往是幾代人共同的努力。每一個人可以很傻，只能貢獻一點點，但使能形成有效積累。張煒實際上也是在講文化的有效

8、積累問題?！吧郴辈坏皇怯行Хe累，而且是毀滅性的東西。這是最令人擔憂的。但是我對張煒最后的結語持保留態(tài)度。在最后他呼吁知識者的荷戟獨彷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tài)。我可能更加悲觀。這種姿態(tài)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第一是不是做得到，第二做到了也是不是有效？比如說我們需要批評，特別是激烈的批評，但現(xiàn)在的市場有一種頑強的消化和改造能力，能把一切異己之物都化為它自身的有效資源。你越罵它，它越高興。所以如果我們要加強批評的話，批評的方式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9、。張煒所提出的要求，我非常向往，但也覺得力不能及，也許我們可以把他的呼吁看成是對知識分子提出的一個最高要求。對于更多的人來說，是不是還有既非與市場同流合污，也不是高蹈的、決絕的斗士，這樣一種更加現(xiàn)實的但并非完全屈服的姿態(tài)？在現(xiàn)在這樣一個困難的時代，即使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其人格肯定是分裂的，現(xiàn)實性和精神性肯定是并存的。市場因素也決不可能從我們身上完全排除，我們已經(jīng)在這個市場當中了，我們是不是可以進一步研究、反省我們和市場是怎樣一種關

10、系，真正認識我們自己身上的市場性？比如說，像王曉明老師以學校精英的立場研究大眾媒體，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介入、關注和批判。這也涉及《上海文學》將來的走向，究竟是關起門來搞精英文學，對門外的商品市場、大眾文化、通俗文學就徹底拒絕呢，還是要考慮怎樣去介入、干預和引導？我看到毛尖，就在那里瞎想她是否代表了另外一種精英參與市場的模式。我想象當中的毛尖，就是一個打入大眾（或白領）文化市場的臥底，安插在敵人心臟中的特務。這也是一個“雙重間諜”。聽上去很

11、滑稽，但或多或少，我們都是這樣的一種關系。當然還有一種最低限度的要求，你在走入市場的同時，能夠盡量保持身上的知識分子性。王鴻生：張煒提出的這些問題，包括他對近100年尤其近50年以來中國精神文化狀況的描述，我們并不陌生。若干年來，這些問題不斷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包括剛才嚴鋒說的，張煒所談的和人文精神討論之間，也有一種連續(xù)性。但他用了一種非常感性而有力的方式做了一個整合性的表達，盡管有些判斷有片面性，但其憂思的確發(fā)人深省。他觸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