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1899～1905年

1、<p>　　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1899～1905年</p><p>　　摘 要：從1899年4月《清議報》刊載伯倫知理《國家論》譯著開始，到1905年10月《直隸教育雜志》相繼刊出嚴復《政治講義》一文，這期間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萌芽期。這一時期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以“國家”、“憲法”為核心的西方政治學譯著傳播；二是以“研究方法”、“譯著講義”為主題的西方政治

2、學研究方法推介；三是以“學科體系”、“學科派別”為內容的西方政治學學科體系構建。但實際上這三個方面并非前后相繼、界限明確，而是混合出現(xiàn)、齊頭并進。晚清學人對西方政治學的宣傳、運用及回應，體現(xiàn)了晚清學人對于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構建的“自我意識”，這為之后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提供了理論準備和思想基礎。 </p><p>　　關鍵詞：晚清；政治學；學科史；近代史 </p><p>　　作者簡介

3、：王 昆，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碩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楊德山，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p><p>　　嚴格地說，對于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研究屬于“學科史”和“學術史”的范疇，梁啟超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可以看作是較早梳理晚清學術發(fā)展脈絡的先驅之作。在此之后國內學者對于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方面：第一，以近代中國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為主題的

4、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第二，以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為主題的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第三，以西學東漸為主題的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第四，以政治學發(fā)展歷程、政治學學科體系為主題的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第五，以梁啟超、嚴復等人的政治思想為主題的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研究。雖然這五個方面角度各異、各有側重，但它們的研究邊界并不清晰，是重疊交錯的關系。 </p><p>　　從1899年4月《清議報》刊載伯倫知理的《國家論》

5、譯著開始，作為獨立學科的西方政治學開始進入晚清學人的視線，{1}至1905年10月《直隸教育雜志》登載嚴復的《政治講義》，西方政治學在中國的傳播逐漸從破碎、零散走向了完整、系統(tǒng)，從簡單的外來譯著傳播攝取轉變?yōu)閺碗s的學科構建“自我意識”{2}。1899年4月至1905年10月間，《清議報》、《選報》、《譯書匯編》、《政法學報》、《政藝通報》、《新民叢報》、《新世界學報》、《翻譯世界》、《游學譯編》、《廣益叢報》、《國粹學報》等報刊登載了大

6、量西方政治學的譯著和國人的相關論著，這對于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和發(fā)展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晚清學人逐步把西方政治學的體系與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文化進行融合，并結合自身的政治主張加以重構組合，從而呈現(xiàn)出一個政治宣傳目的十分明顯、學科架構相對清晰的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筆者試圖以這一時期刊載、翻譯、撰寫的政治學相關著作、教材、文獻等為基礎，構建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基本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梳理出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一般脈絡。 &

7、lt;/p><p>　　如果以時間為標尺去勾畫這一時期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基本框架，筆者認為這一時期政治學的發(fā)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國家”、“憲法”為核心的西方政治學譯著傳播；第二，以“研究方法”、“譯著講義”為主題的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推介；第三，以“學科體系”、“學科派別”為內容的西方政治學學科體系構建。在此基礎之上，晚清學人對西方政治學進行的宣傳、運用及回應，體現(xiàn)了晚清學人對于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構

8、建的“自我意識”。接下來，筆者將以時間為序，從上述幾個方面入手構建起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基本框架。 </p><p>　　1899年9月15日，《清議報》第27期在“各埠近事”一欄中刊載了題為《記政治學會開會事》的新聞，文中提到“皇上萬壽節(jié)之明日，梁卓如君，與其同志開政治學會演說，假座于橫濱大同學校。蓋梁君之意，以中國雖經(jīng)政變，而新法他日在所必行，暇時將其后來當行之問題，合各同志，悉心研究，權其先后緩急之

9、宜，熟其利害得失之故，既已了然明白。一日維新復政，然后措置裕如，有條不紊”；當日兩派學生“為增進學說練習言語之益”而進行了一場關于“中國議院可不可開”{3}的大辯論，但這次辯論的意義遠大于內容，因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宣傳戊戌維新的變法精神。從這一則新聞延伸開去，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動因和特點初見端倪。 </p><p>　　一、以“國家”、“憲法”為核心的西方政治學譯著傳播 </p><p>

10、;　　從1899年4月開始，《清議報》專門開設“政治學譯”一欄，用于介紹西方政治學的經(jīng)典著作：最早進入晚清學人視線的西方政治學譯著是伯倫知理的《國家論》和梁啟超翻譯的《各國憲法異同論》。其中，伯倫知理的《國家論》一書影響巨大，1902年廣智書局又重新出版了該書的第一卷，題為《國家學綱領》。此書除了在當時對晚清學人產(chǎn)生重要影響以外，在20世紀末也引起了學術界的一定關注，并有重大研究成果發(fā)表。{4}更為有趣的是，對于該書作者伯倫知理的介紹是

11、在該書譯著首次見報的四年之后，1903年5月25日出版的第32期《新民叢報》才簡要地介紹了伯倫知理和其學說，“伯倫知理，名約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于瑞士之直里夫國。少游學德國，修法學，千八百三十六年，直里夫大學之法學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為高官，后轉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學，施之實行。殆十數(shù)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門亭之大學博士。伯氏之著述頗多，其最著者，為國法國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論、國家論、國法泛論等書”{5}

12、。 </p><p>　　《各國憲法異同論》是以憲法為核心，圍繞三權分立而展開的西方政治學譯著，雖然《清議報》第12期將其放在“政治學譯”一欄，且標注了梁啟超僅僅是譯者，但是并沒有說明原著為何及其作者，因而我們很難考證此文究竟來源于哪一部西方政治學著作。文章首先對狹義的憲法進行定義，認為“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之后又進一步解釋政體、國會、議員等概念，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不相侵軼，以防政

13、府之專恣，以保人民之自由”{6}。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各國憲法異同論》在論述完“君主之權、大統(tǒng)領之權”、“臣民之權利及義務”、“政府大臣之責任”{7}之后就再無刊載，譯述殘缺不全，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從宏觀上把握西方學者對于政治學的理解和建構。縱觀以上兩篇西方政治學譯著，我們可以明顯地發(fā)現(xiàn)，晚清學人早期傳播的西方政治學譯著是以“國家”和“憲法”為核心的，這也表明當時政治學的研究中心是“國家”和“憲法”理論。當然，這一特點不僅表現(xiàn)在這兩部譯

14、著之中，也體現(xiàn)在接下來的一系列西方政治學譯著中。 　　1900年12月，《清議報》第66期在“譯書附錄”一欄刊載德國拉堅的《政治學》譯著，這是晚清學人在報刊上刊登直接題</p><p>　　1900年12月，《譯書匯編》在日本東京創(chuàng)刊出版，該刊以翻譯介紹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為主，對于晚清國內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中美國學者伯蓋司的《政治學》⑩和日本學者鳥谷部銑太郎的《政治學提綱》{11}是兩部

15、相對完整的西方政治學著作，筆者先從這兩部著作的目錄入手，做一簡要梳理對比（見表1）。 </p><p>　　在對兩部著作進行對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伯蓋司和其《政治學》一書多贅言幾句。伯蓋司（J?W?Burgess），其名音譯多為“巴路捷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1871～1873年在德國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哥廷根大學學習法律、政治和歷史，著有《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16、 Constitutional Law》等書。其中，《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一書的中譯本為《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由日本高田早苗翻譯、貴州朱學曾重譯{12}；而《譯書匯編》所刊載的《政治學》就是《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一書的上編部分。 </p><p>　　伯蓋司的《政治學》依舊圍繞“國家”為中心展開論述，與伯倫知理的《國家論》相比

17、，對“民族”理論進行傾斜，闡釋了“民族”與“政治”的互動關系，認為“政治同則異種可以合，政治不同則同種可以分”，“共和政治之中，民族群一為最要”，并強調“（民族者）亦政治學所不可忽視者也”{13}。但值得注意的是，伯蓋司對伯倫知理的理論是有批判的，他認為“伯倫知理混淆于國家政府之間，又有確跡可據(jù)”；同時他也不認同伯倫知理所提出的“神政國家”{14}，認為“國家形體有三，曰君主、曰貴族、曰民主”，“神政國家”不能列為第四種國家形體。{15

18、}但盡管如此，我們仍舊不能否認伯蓋司的《政治學》是以“國家”理論為核心，而日本學者鳥谷部銑太郎的《政治學提綱》則呈現(xiàn)出以“憲法”理論為核心的特點。 </p><p>　　《政治學提綱》依然以“國家”作為論述的起點，“論國家古來之起原，其說不一，或曰，神意使之然；或曰，強者之權力使之然；或曰，人民之結約使之然；或曰，人心之至理使之然”{16}。在此之后該書便圍繞“政體”、“統(tǒng)治權”和“立憲政治機關”而展開，但都沒有

19、脫離“憲法”這一核心概念，無非是具體研究在不同“憲法”的規(guī)定性下，權力和權力機關的不同。縱觀整部論著，我們可以明顯地發(fā)現(xiàn)《政治學提綱》受到了伯倫知理《國家論》的影響，伯倫知理《國家論》中的觀點、方法甚至于論述體例，都可以在鳥谷部銑太郎的《政治學提綱》中找到清晰的影子。 </p><p>　　縱觀1899年4月至1901年12月，這三年間晚清學人傳播的西方政治學譯著幾乎都是以“國家”和“憲法”為核心；甚至可以更加明

20、確地說，這些譯著都沒有脫離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理論視角（見表2），不過是在其基礎之上進行增加、刪減或者批評、修改，是對伯倫知理國家學說的延伸和拓展。我們也可以認為，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學學科體系基本是以“國家”理論為核心而構建，“政治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約等于“國家學”，這也是這一時期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一大特點。 </p><p>　　二、以“研究方法”、“譯著講義”為主題的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推介 </p&g

21、t;<p>　　晚清學人在傳播西方政治學譯著的同時，也在試圖介紹研究西方政治學的方法。其實，在1901年4月7日《譯書匯編》第3期刊載的伯倫知理《國法泛論》的譯著中，就有涉及研究政治學（國法學）的方法問題。“研究國法學之方法有數(shù)種，而數(shù)種之中又有純正偏倚之別，如探理國法論及探跡國法論。所謂純正者也，由探理而為偏理國法論，由探跡而為偏跡國法論。所謂偏倚者也，法有出于理義者，亦有出于事跡者，而研究國法學之徒，其性質又各有不同，

22、此探理探跡二派之所由來也……理跡二者實互相資益，而非矛盾者也?！眥17}概括伯倫知理的論述，即研究政治學（國法學）既可以從理論入手，也可以從事實入手，不過兩者應該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其實，更加詳細地介紹西方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也不過是在此之后三個月的事情。從1901年7月開始，《譯書匯編》開始連載東京專門學校高田早苗的《政治學研究之方法》，筆者在此詳細介紹此文，因為其不僅指明了研究西方政治學的基本方法，而且還為當時的政治學研究者開具了明確

23、的書單。 　　高田早苗首先明確指出“在學校之學生”與“獨修”政治學的自學者在學習政治學方面的差異性，“凡研究各種學問，在學校之學生與獨修之士，其順序</p><p>　　如果說高田早苗的《政治學研究之方法》僅僅是給“獨修”政治學的自學者提供了學習和研究政治學的方法的話，那么1902年6月《選報》刊載的《政治學講義錄簡明章程》顯然就體現(xiàn)了日本對于晚清政治學學堂教學的影響，當然這也可以看作是“在校之學生”學習和研究

24、西方政治學的方法。“多國多有政治專門學校，校師博采東西政治家言，演為講義教授生徒，是以人才蔚然起，政治修明，國勢因之強盛。今朝廷變法伊始，百度更張，政治一門尤為當務之急，創(chuàng)立學堂，事非易舉，因集同志先取各國政治學校教授之書，譯印成編，仍名政治學講義錄”，“本編以兩年為卒業(yè)期，本編仿日本政治學校講義錄之式，采擇東西名儒學說有裨實用者，匯為成編，且隨時與本所名譽講師參互考訂以期盡善盡美”{21}。筆者在此也將《政治學講義錄簡明章程》中的部分

25、內容進行轉述，以利后文論述之便（見表4）。 </p><p>　　縱觀以上兩篇文章及筆者所列兩表，我們可以明確地發(fā)現(xiàn)晚清政治學學科在此時已經(jīng)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以“國家”、“憲法”為核心的學科體系擴展到包括“國家學”、“憲法學”、“行政學”甚至“國際公法學”等內容在內的復雜學科體系。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論述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過程中學科體系構建的問題。 </p><p>　　三、以“學科

26、體系”、“學科派別”為內容的西方政治學學科體系構建 </p><p>　　事實上在上文所述高田早苗的《政治學研究之方法》一文中，高田早苗就對政治學的學科體系進行了概括，“（政治學）學說包甚廣，宜分類研究；分類之法，言人人殊。如伯倫知理，分國家學為國家學泛論，國法學，及政略學三種；又有分政治學為國內政治學，及國外政治學二種者。而國內政治學中，又分憲法及行政二科，國外政治學即萬國公法是也”。由此可見，日本學者在當時已

27、經(jīng)對政治學的學科體系有了初步且明確的劃分。這一結論也可從上文所列的“表三”和“表四”中看出，高田早苗所開具的書單是按照政治學學科內部體系分門別類給出的，《政治學講義錄簡明章程》中提及的講義及課程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政治學學者所理解的政治學學科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早苗在此時依舊認同“政治學（一名國家學）”{22}，依然把“政治學”和“國家學”劃上了等號。 </p><p>　　與之相類似，在大半年后的1902年

28、5月，《選報》第17期刊載的《那特?政治學小引》中，晚清學人也依舊認同根據(jù)“國家”理論對政治學的學派進行劃分。“政治學者，所謂國家無形觀念之性質，及其發(fā)達一種形而上者之學也”，“四五十年前，歐洲政治社會一新，政治學亦遂變其面目，一擢而達學科之堂奧”。文章指出，近四五十年來，政治學學科發(fā)生了極大變化，“第一，理論與事實之調和”，“第二，哲學派與歷史派之合體”，“第三，國家批評之考究”。之后，文章依據(jù)對“國家”理論觀點的不同和研究手段的不同

29、這兩條標準對政治學內部學派進行兩種類型的劃分，第一種類型（理論觀點的不同）的劃分把政治學內部學派分為“哲學派、君權派、神權派、民權派”；第二種類型（研究手段的不同）的劃分把政治學內部學派分為“歷史學派、法理學派、心理學派、比較學派、分析學派”{23}?？梢姶藭r，晚清學人仍然受到把“政治學”等同于“國家”理論和“國家學”的影響，認為政治學的研究主體依舊是“國家”，政治學的學科體系也沒有跳出“國家”理論的束縛。 </p>&l

30、t;p>　　但是，僅僅在一個月后，晚清學人開始意識到政治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復雜性，對政治學學科本身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02年6月《政藝通報》第7期，由戢翼?和王慕陶撰寫的《政治學》一文中提到，“政治學者，為研究國家之性質及作用之一科學及數(shù)科學之合體也……研究國家性質與作用之科學，曰政治學，又曰國家學云”{24}。文章繼續(xù)指出，政治學的基礎由六部分組成，分別是“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人種學”、“社會生活技能相關之諸

31、科學”和“社會組織之諸科學”這六部分。更為可貴的是，文章劃分了政治學的學科體系，并進行了細致地分類，“政治學者，有研究國家之關系與研究國家與國家之關系之別。研究國家之關系者，稱之曰國內政治學，又曰國法學；研究國家與國家之關系者，稱之曰國外政治學，又曰國際法。然二者外，又有為兩學派之普通者，即國家之性質、國家之起原、國家之意義、國家存在之形態(tài)是也。研究此普通之部分，曰普通政治學”{25}。除此而外，文章還劃定了政治學的研究范圍，“政治學之

32、范圍，古今學說不一。或用政治學之文義失之太廣，則逸于本分之外……或用政治學之文義失之太狹，則不免遺其緊要部分……憲法學、行政學于理論上為構</p><p>　　1902年8月，《政藝通報》第12期開始刊載鄧實的《政治學述》。鄧實顯然還是不能繞開“國家”理論這一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核心問題，但他卻把學理的發(fā)展和人的改變甚至國家的進步相聯(lián)系，稱“有國家必有政治，有政治必有學術。政治者何，治此國家；學術者何，學此政治也

33、。是故，世界內國家之進上程度何等恒視其政治學之尚上程度何等……亞洲國家思想之發(fā)達先于日本而后于中國者，以日本終有政治學而中國尚無政治學也……夫學理之能改變人之性質也”{27}。除此而外，鄧實改變了以往直接介紹政治學理論的論述方式，而是根據(jù)學派的不同分門別類地介紹政治學說，{28}這一改變也體現(xiàn)在其按照不同學派分類介紹“政體”的概念。{29}值得注意的是，鄧實對政治學派的劃分與《那特?政治學小引》中有較大區(qū)別，鄧實僅把政治學的學派單一的分

34、為“哲學派、歷史派、神權派、君權派、民權派、平權派和強權派”，通過對比（見表5）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那特?政治學小引》的劃分更加細致，通過理論觀點和研究手段這兩個標準進行政治學內部學派的劃分，而鄧實的《政治學述》則將這兩者進行組合劃分。但是不管采取何種分類方式，都說明此時晚清學人已經(jīng)有意識地進行政治學學科體</p><p>　　西方政治學陸續(xù)進入國人的視線，是從戊戌維新時期開始的，這就決定了晚清學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學的

35、過程中必定要背負雙重責任：學術建構和政治宣傳。這是時代賦予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特殊使命，這對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既有推動作用，也有一定的阻礙作用。其推動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促使西方政治學理論、學說和譯著的快速傳入，而其阻礙作用則反映在晚清學人對于本土政治學體系構建的不成熟，缺乏對西方政治學足夠的理論理解和認知。 </p><p>　　從1899年4月伯倫知理《國家論》譯著傳入中國開始，晚清學人對于“君主立憲政體”的青睞

36、超過其他一切民主政體，這一特征明顯地反映在西方政治學譯著的傳播過程中，而梁啟超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1900年，梁啟超就明確提出“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30}，這和伯倫知理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1903年，梁啟超借助伯倫知理的理論再次高呼，“伯氏博論政體，而歸宿于以君主立憲為最良，謂其能集合政治上種種之勢力、種種之主義而調和之”{31}。很明顯，梁啟超宣傳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向國人介紹西方政治學的先進學說，另一方面

37、就是為了宣傳自己的立憲主張。當然，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首先西方政治學中的君主立憲理論影響了梁啟超，然后梁啟超大力宣傳西方政治學學說，特別是君主立憲理論，并在此過程中又一次強化了自己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當然這種宣傳并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具有了“中國化”、“本土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隨著立憲宣傳的深入，梁啟超把立憲中更加具體的一些問題提出并加以思考，例如對于“政治道德”{32}的闡釋，對于“責任內閣制”{33}的認知，以及對于“憲法精神”{3

38、4}的思考。因而這一時期晚清學人對</p><p>　　在宣傳西方政治學理論的過程中，晚清學人既利用西方政治理論批判現(xiàn)實社會，又采納西方政治學的理論范式重新思考傳統(tǒng)中國的學術架構。晚清學人社會批判的前提是對西方政治學理論的“本土化”和“中國化”，這是將西方政治學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緊密結合又充分利用的過程。例如梁啟超首先指出，“凡有責任者，不盡責，則去；不盡其責而不去，則夫立于監(jiān)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

39、地之通義也”；接著其又言，“君主與責任，勢固不能并行，重視君主，則不可不犧牲責任；重視責任，又不可不犧牲君主。而孔孟乃欲兩利而俱存之，此所有中國數(shù)千年君主有責任之名，無責任之實，而革命之禍，亦不絕于歷史也”{35}；最后梁啟超一方面批判了君主專制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借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光環(huán)照亮其宣傳君主立憲的政治道路。西方政治學除了影響晚清學人的政治思維，還影響了晚清學人的學術邏輯。正如前文所述，早期政治學學者對于西方政治學的理解約等于“國家

40、”理論，政治學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國家學”，因而晚清學人開始試圖以“國家”理論為核心，嘗試構建起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學史和學術史，雖然其中的嘗試大多失敗，大多數(shù)政治學史淪為了“不土不洋”的政治思想史，但這種努</p><p>　　在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過程中，晚清學人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眷戀和不舍，確實是其對西方政治學在中國傳播的一種回應，但這“回應”背后也可能存在一種民族自尊和民族自卑雙重交織的復雜情感。例如晚清學人在

41、介紹霍布斯的政治學說時，總是試圖從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尋找與之相呼應的政治理論，“霍布士之學，頗與荀子相類，其所言哲學，即荀子性惡論之旨也；其所言政衡，即荀子尊君之義也”；“霍布士之言政府，與墨子尤為相類”；“（霍布士）其持論乃僅與吾戰(zhàn)國諸子相等且其精密更有遜焉，亦可見吾中國思想發(fā)達之早矣”。很顯然，晚清學人長篇大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不比西方近代政治學說遜色，但這不免也是一種民族自卑的表現(xiàn)，“但近二百年來，泰西思想進步，如此

42、其驟，則吾國雖在今日，依然二千年以上之唾余也，則后起者之罪也”{36}。這種情況也出現(xiàn)在對柏拉圖政治學說的介紹中，作者把柏拉圖的思想與傳統(tǒng)中國的“大同思想”相聯(lián)系，并認為“此實與中國禮運之微言大義相暗合”{37}。這種看似荒謬的“理論溯源”與“托古改制”的手法一致，但相比“托古改制”而言，更缺乏一種理論自信和對西方政治學的足夠認知，這或許是晚清學人對于西方政治學在</p><p>　　正是因為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所

43、要背負的學術建構和政治宣傳的雙重責任，晚清學人對于西方政治學的理解大多不夠透徹，這一點從他們對待西方政治學譯著的態(tài)度上即可看出。比如梁啟超與伯倫知理的《國家論》，梁本人不僅沒能獨立翻譯伯倫知理的譯著，而是抄襲了日本學者吾妻兵治的譯本，而且也沒能完整展示伯倫知理著作的全部理論觀點{38}；再比如德國拉堅的《政治學》譯著，竟然只刊載其兩個小節(jié)就戛然而止，甚至連一個完整的章節(jié)都沒能刊載完全，這不是嚴謹?shù)膶W人所應有的學術態(tài)度。這種急躁情緒和功利

44、態(tài)度當然也混雜著民族自尊心的煎熬，晚清學人在還沒能完全理解西方政治學核心理論的情況下，就急著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其理論的“蛛絲馬跡”來與西方政治學“珠聯(lián)璧合”，這種“天朝上國”的心態(tài)導致我們對許多理論的理解存在偏差。最后，盲目地全盤西化，幼稚地使用西方政治學的學術范式來考量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的發(fā)展，似乎會有些可笑。但是，我們絕對不能用“邯鄲學步”來否認晚清學人的努力，因為這確然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無奈抉擇。所以，正如筆者所言，這一時期“學術

45、建構”、“政治宣傳”和“民族自尊”三重維度的矛盾組合，使得我們需要對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做出</p><p><b>　　五、結 語 </b></p><p>　　縱觀1899年至1905年這五六年間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歷程，我們或許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需要背負學術建構和政治宣傳的雙重責任，從西方政治學傳入中國伊始，學術建構和政治宣傳就牢

46、牢地捆住了晚清學人的手腳，加之“民族自尊”的驅使，在三重維度、三角關系的沖突組合之下，近代中國政治學的萌發(fā)并沒有適宜的學術土壤；其二，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學說與西方政治學的傳播混合出現(xiàn)，且大都冠之以“西方政治學（狹義上）”的理論標簽，但這幾者之間并沒有割裂開來，而是形成了一個混合多維的宣傳體系；其三，西方政治學譯著的傳播、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推介和西方政治學學科體系的構建齊頭并進，三者時間相互重疊、略有先后，但總體上保持齊頭并進的態(tài)勢，都

47、是這一時期所具有的發(fā)展特征；其四，西方政治學的宣傳、運用及回應體現(xiàn)了晚清學人對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構建的自我意識，這為之后近代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提供了理論準備和思想基礎；最后，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反映了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一般脈絡，“引進西方政治學――本土化和理論創(chuàng)新――政治宣傳和現(xiàn)實批判――回歸學術建構”，這是一條相對明晰的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脈絡</p><p>　　事實上，晚清政治學學科史的研究屬于“晚清

48、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這一領域，至少需要涉及學科的傳入、建立、教學、研究以及運用宣傳等方面的基本問題。但本文顯然更加強調了晚清時期西方政治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對于西方政治學在中國的教育實踐缺乏更加充分的關注，比如京師大學堂、北洋法政學堂等清末高等學校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中山大學的孫宏云教授作出了相對出色的成果，對學界研究晚清政治學的學科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意義。{39} </p><p>

49、;　　窺一斑而知全豹，落一葉便可知秋，從晚清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歷程中，我們可以梳理出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發(fā)展的一般脈絡。但同樣，管中窺豹，只見一斑，我們不能僅僅通過晚清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來簡單概括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洗禮和滄桑變遷，這是不科學的。不過，這種“以小見大”的做法無疑也是一種可貴的學術嘗試，或許可以給名家學士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拋磚只為引玉”，從而啟發(fā)更多的飽學之士參與到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史的研究中。 </

50、p><p>　　百年中國，辛酸苦辣。對于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而言，亦是如此。晚清學人對于西方政治學的宣傳、運用及回應雖然存在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他們在其中艱辛的努力是不能磨滅的。更加可貴的是，在“西學東漸”的浪潮沖擊之下，晚清學人依舊能夠根據(jù)中國的實際情況，嘗試構建起本土化的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這種探索是難能可貴的。在宣傳、運用及回應的過程中，對于政治學學科構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為之后近代中國政治學學科的發(fā)展提

51、供了理論準備和思想基礎，這是晚清學人留給后世最偉大的財富。 </p><p><b>　　注 釋： </b></p><p>　?、倌壳皩W界關于中國第一本政治學教材的表述通常為“1898年一位德國教授講演錄（翻譯本）”，但經(jīng)過筆者考證，所有采用此種表述的學者（例如王一程、林尚立、許耀桐等），似乎都沒有注明這種表述的出處，也都沒有清楚地考證出這本“演講錄”究竟譯者何人、

52、原著為何。根據(jù)筆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表明，這種論述最早可能出自趙寶煦先生的一篇論文，“1898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師大學堂……到1903年……這是中國在大學中開設的第一門政治學課”（參見：趙寶煦：《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東南學術》2000年第2期）；此外，智效民在引用“中國第一本政治學教材是一位德國教授講演錄（翻譯本），出版時間大約是在1898年戊戌變法前后”時表明這是趙寶煦先生的論述（參見：智效民：《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北京：世界知識

53、出版社，2010年，第243頁），但根據(jù)其提供的材料并沒有能找到相應的表述。因而筆者對“中國第一本政治學教材”的表述存疑，故本文將論述的起點推遲至目前可以考證清楚地1899年4月《清議報》刊載的《國家論》譯著。 </p><p>　　②戚學民先生經(jīng)過細致的文本溯源和嚴密的文獻考證發(fā)現(xiàn)，嚴復的《政治講義》并非是其獨創(chuàng)性著作，而是參照19世紀英國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約翰?西萊（Sir John Seeley）的《政治科

54、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一書撰寫而成（參見：戚學民：《嚴復文本溯源》，《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但因其著作依然能體現(xiàn)晚清學人對于西方政治學的態(tài)度和回應，且是一部相對完整的西方政治學論著，故筆者依舊將《政治講義》看成是國人對于西方政治學在中國建構的“自我意識”的體現(xiàn)，并作為本文研究的時間結點。 </p><p>　?、邸队浾螌W會開會事》，《清議報》

55、第27期，1899年9月15日。 </p><p>　　④1902年5月2日，由廣智書局出版的署題為“梁啟超”的《國家學綱領》一書經(jīng)過法國學者巴斯蒂女士的考證發(fā)現(xiàn)，梁啟超并沒有翻譯過伯倫知理的《國家論》，而是抄襲了日本學者吾妻兵治的中譯本，伯倫知理的《國家論》著作在1899年12月13日由東京善鄰譯書館出版，題為《國家學》，譯者為吾妻兵治（參見（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于伯倫知理的翻譯》，《近代史

56、研究》1997年第4期）。但是筆者經(jīng)過進一步地文獻對比發(fā)現(xiàn)，這一“抄襲事件”雖然是板上釘釘?shù)氖聦?，但其中依舊存在不少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疑點，例如梁啟超與吾妻兵治的關系、“力人”與梁啟超的關系等（參見拙著：王昆：《梁啟超與伯倫知理國家學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1期）；孫宏云先生也對筆者提出的幾個疑點作出進一步的推測，但依舊沒有給出確定性的結論（參見孫宏云：《清季梁啟超的國家論及其相關理論背景》，《澳門理工大學學報》2012

57、年第4期）。 </p><p>　　⑤力人：《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第32期，1903年5月25日。 </p><p>　?、蘖簡⒊骸陡鲊鴳椃ó愅摗罚肚遄h報》第12期，1899年4月20日。 </p><p>　?、吡簡⒊骸陡鲊鴳椃ó愅摗?，《清議報》第13期，1899年4月30日。 </p><p>　?、唷肚遄h報

58、》第66期，1900年12月12日。 </p><p>　?、幔ǖ拢├瓐裕骸墩螌W》，《清議報》第66期，1900年12月12日。 </p><p>　?、猓溃┎w司：《政治學》，《譯書匯編》第1期、第2期、第6期、第8期。 </p><p>　　{11}（日）鳥谷部銑太郎：《政治學提綱》，《譯書匯編》第1期、第2期、第7期、第9期。 </p>&l

59、t;p>　　{12}（美）巴路捷斯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高田早苗譯、朱學增重譯，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2年，第頁。 　　{13}（美）伯蓋司：《政治學》，《譯書匯編》第1期，1900年12月6日。 </p><p>　　{14}（德）伯倫知理：《國家論》，《清議報》第23期，1899年8月6日。 </p><p>　　{15}（美）伯蓋司：《政治學》，《譯書匯編》第8期

60、，1901年10月13日。 </p><p>　　{16}（日）鳥谷部銑太郎：《政治學提綱》，《譯書匯編》第1期，1900年12月6日。 </p><p>　　{17}（德）伯倫知理：《國法泛論》，《譯書匯編》第3期，1901年4月7日。 </p><p>　　{18}（日）高田早苗：《政治學研究之方法》，《譯書匯編》第5期，1901年7月14日。 </p&g

61、t;<p>　　{19}{22}（日）高田早苗：《政治學研究之方法》，《譯書匯編》第6期，1901年8月8日。 </p><p>　　{20}（日）高田早苗：《政治學研究之方法》，《譯書匯編》第7期，1901年8月21日。 </p><p>　　{21}《政治學講義錄簡明章程》，《選報》第18期，1902年6月6日。 </p><p>　　{23}《那

62、特?政治學小引》，《選報》第17期，1902年5月28日。 </p><p>　　{24}{25}戢翼?、王慕陶：《政治學》，《政藝通報》第7期，1902年6月6日。 </p><p>　　{26}戢翼?、王慕陶：《政治學》，《政藝通報》第8期，1902年6月20日。 </p><p>　　{27}鄧實：《政治學述》，《政藝通報》第12期，1902年8月18日。 &

63、lt;/p><p>　　{28}鄧實：《政治學述》，《政藝通報》第13期，1902年9月2日。 </p><p>　　{29}鄧實：《政治學述》，《政藝通報》第14期，1902年9月16日。 </p><p>　　{30}梁啟超：《立憲法議》，《飲冰室合集第一冊 文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年，第1頁。 </p><p>　　{3

64、1}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廣益叢報》第34期，1904年4月25日。 </p><p>　　{32}梁啟超：《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飲冰室合集第三冊 文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年，第52-56頁。 </p><p>　　{33}梁啟超：《責任內閣釋義》，《飲冰室合集第四冊 文集第二十七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年，第1-27頁。 <

65、/p><p>　　{34}梁啟超：《憲法之三大精神》，《飲冰室合集第四冊 文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9年，第92-109頁。 </p><p>　　{35}梁啟超：《政治學學理摭言》，《新民叢報》第15期，1902年9月2日。 </p><p>　　{36}《霍布士學案》，《清議報》第97期，1901年11月11日。 </p><

66、p>　　{37}中國之新民：《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新民叢報》第20期，1902年12月4日。 </p><p>　　{38}王昆：《梁啟超與伯倫知理國家學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1期。 </p><p>　　{39}孫宏云：《由“經(jīng)濟”到學術：現(xiàn)代政治學科在北京大學的建立》，《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p><p>　　Ab

67、stract：From the publication of J.K.Bluntschli’s“State Theory”on Qing Yi Newspaper in April，1899 to the advent of Yan Fu’s“Political Handouts”on Zhili Education Magazine in October，1905，these several years can be viewed a

68、s the emergence stage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During this perio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ly，the spread of th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poli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