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1、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胡小明國際人類學/民族學大會體育人類學專題會發(fā)言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廣東省示范課程,田野工作（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又稱實地調查（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或田野研究（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是人類學家搜集資料和建立通則的一種直接進入社會文化環(huán)境調查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19-20世紀，這種與研究對象同吃同住的參與性觀察方法，積累了大量的資料，發(fā)展了不同時期的學派，形成文化人類學的獨特理論體系和方法

2、論。,田野工作一般要求研究者至少在被研究者的聚居地生活一年以上，而且還要通過回訪重新檢驗其變化。 馬克思認為摩爾根是進化學派的杰出人物 ——他是最早突破直接引用他人的描述而親自進行調查的學者之一。但摩爾根當時的田野調查單次持續(xù)時間只有幾個月，而且要依靠白人譯員的幫助，因此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難以作出客觀、全面的描寫。,早期人類學并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方法。如1501年最早以“人類學”為名出版專著的德國學者亨德主要采用生物學方

3、法；而被譽為“文化人類學之父”的英國學者泰勒雖然早期有實地考察，但在《原始文化》、《人類學》等名著中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人類學獨特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立主要是兩位學者：,一位是英國人馬林諾夫斯基。他1914年前往新幾內亞進行田野工作。由于一戰(zhàn)爆發(fā)，被迫留在當?shù)乩^續(xù)進行研究，在梅魯島和特洛布里恩群島與土著居民共同生活了兩年多（1914年9月至1915年3月、1915年5月至1916年6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7月），因而發(fā)展了田野工作

4、方法。這是專業(yè)人類學家首次使用土著語言并單次超過周年進行的田野工作。,馬林諾夫斯基第一個成功的把三個要件結合在一起，奠定了科學的人類學的規(guī)范。田野工作方法三大要件：→在長期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基礎上→寫作一部民族志→完成某種理論證明。除了“田野工作方法”，馬林諾夫斯基主要的學術貢獻是“功能論” 和“文化論”。,另一位是美國人博厄斯。當歐洲人類學家接受由旅行者、傳教士、商人積累的民族志二手資料中形成單一進化模式，

5、博厄斯主張代之以客觀數(shù)據資料和細致的理論歸納。作為體質人類學家，他形成測量人類體質變遷的系統(tǒng)方法；作為語言學家，他提出記錄、分析本土語言是民族志工作的中心任務；而作為文化人類學家，他在美洲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qū)進行廣泛田野調查。在此基礎上他對文化進化論提出挑戰(zhàn)。,博厄斯1883年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huán)境對于當?shù)匾蚣~特人（Inuit）遷移的影響。他摘錄田野筆記，撰寫他第一本專著：The Central Eskimo(188

6、8)。其實他 比老馬早得多，但后者樹立了全程參與觀察的典型范式。“美國人類學之父”博厄斯與英國的馬林諾夫斯基等相呼應，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潮流。從此，田野調查(fieldwork)成了人類學者必須掌握的手段。,所謂田野工作，是指經過人類學專門訓練的研究者親自進入某一社區(qū),通過直接觀察（又稱“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訪談、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也是

7、該學科的標志性方法。體育人類學作為運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來研究體育現(xiàn)象分支學科，當然應該遵從這種方法。,人類學家從事田野工作的步驟通常是：（一）根據自己 的知識背景和研究興趣確定主題；衡量自己的時間、興趣、能力以及有無可借助的資源，決定田野地點和調查樣本。（ 二）提出假設（預期成果）。圍繞主題盡可能詳細地閱讀一切有用資料。,（三）進入工作地點開始實際的資料收集工作；盡量使自己涉入當?shù)氐纳罘绞街校治鰡栴}，繪制補充圖表，訪談，寫日

8、志 。（四）將資料帶回整理后，便成民族志報告；分析第一手資料，與自己先前提出的假設相印證，形成新理論。,田野工作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盡可能親近被研究者，跟他們一起作息。(二)學會或理解當?shù)氐恼Z言，了解真實文化。(三)避免主觀想法的左右，準確地掌握當?shù)厝说氖澜缬^，并客觀真實記錄下來。(四)住在當?shù)匾欢螘r間，過后再追蹤觀察一兩次；參照對比以確認事實并發(fā)現(xiàn)變化。,田野一詞，其原初的表征之意即是遠離都市，下田野就意味著到農

9、牧區(qū)、偏遠或荒野的地方。早期的人類學家確實如此。但20個世紀30年代,以美國芝加哥大學帕克(Park)教授為首的社會學家就將針對異民族的“田野工作”方法應用于美國都市社會研究,走出了一條與歐洲社會學傳統(tǒng)不同的路子,奠定了芝加哥學派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后來，這種田野工作已經不僅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而是一種可以為其它社會學科所借用的研究方法。離開辦公室就是田野。 比如政治學研究，從對精英、權力及宏觀的國家政治的關注，而轉向對一個

10、微觀村落或社區(qū)的田野透視來反觀一個國家的政治發(fā)展與社會變遷。,人類學家早期對游戲的研究就采用了這種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體育人類學。我國已有不少研究生已嘗試運用田野工作方法來研究當代體育活動。然而，田野工作最適合研究民族體育。換言之，對于了解民族體育的原生態(tài)面貌，只能采用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還原歷史真實，對特定場景中的身體活動的意義有所認識，才能對其發(fā)展方向進行正確判斷。,“田野工作”，要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基層去了解和采集來自

11、民間的最質樸的沒有經過任何加工的第一手材料。往往是文化反差很大的極端個案。 傳統(tǒng)的田野工作要到邊遠偏僻之處，與極其陌生的人群長時間生活，以便觀察和記錄原始材料，因學習語言和了解四季生產生活方式，一般需要一年以上。有時還需要回訪。即使不算回訪時間，體育界幾乎也無人能行。因此，需要壓縮實地考察時間。,體育人類學具有特殊性： 學科創(chuàng)立之初，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的“殘存”概念給了研究者們巨大的啟發(fā)和影響。無論“殘存”學說是否完善，

12、它都對體育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工作內容縮小了范圍。荷蘭文化史學家豪伊津格在“殘存”起源說和格魯茨等人的游戲說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探討。,18,體育人類學作為學科出現(xiàn)之初，主要采是用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民族體育。 美國學者1973年在美國人類學的年會上開始醞釀，次年在北美競技史學會的年會上組織成立了游戲人類學學會；1980年代有會員300多人，并在每年的年會上發(fā)表論文。其后，日本1988年成立了“體育人類學專門分科學會”，主要也

13、是借鑒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族體育。,而中國體育研究者在對民族體育的實地考察中，逐步摸索出有體育運動特色的方法。我們認為，體育人類學與一般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的最大差別，就是可以在時間上節(jié)省許多。考慮到民族民間體育活動大多仍然融合在節(jié)日集會或日常休閑娛樂時段的周期性特點，一般每次用一周到一個月的時間即可。,體育人類學的特殊性不僅僅是縮短時間這樣形式上的差別，而且必須采用體質人類學的測量方法和文化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進行綜合使用

14、，能得到更為豐富和全面的科學數(shù)據。這是因為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是以人的身體為基礎并最終要落實到身體效果上，有關體育任何文化行為都難以脫離人類的身心健康發(fā)展。,田野工作方法引進中國后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20世紀上半葉傳人歐陸學派的民族學占據主流地位，社會學理論和人類學方法被用于民族學研究。由于20世紀50年代后我國仍然采用遵循歐陸學術傳統(tǒng)的蘇聯(lián)模式，所以體質人類學與民族學各自為陣，前者逐漸衰微。社會學等受到批判，民族學成為官學和顯

15、學，一枝獨大。（民委、民院、民研所）,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編訂《人類學的詢問與記錄》凌純聲1934年《民族學實地調查法》引入吳文藻1939年《文化表格說明》與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對應195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社會性質調查參考提綱》宋蜀華、林耀華、王靜如等執(zhí)筆文革后楊堃、容觀瓊、黃淑娉、汪寧生等專著，可稱為采用人類學方法的民族學研究。,西方一些學者早已把體質人類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應用到體育文化的研究中，如1926年德

16、國的威爾的《運動與人種學》，是關于體育人類學探索的前奏。在1931年意大利教育家蒙臺梭利出版的開拓性專著《教育人類學》中，把體質人類學的概念應用到教育中，對學生身體的各項發(fā)展如身高、體重、胸圍、膚色、肌肉等進行記錄，據此制定教育措施和教育方案。這是比較純粹的學校體育范疇的人類學。在50年代，羅伯特等人在《文化中的競技游戲》一文中所用的統(tǒng)計方法，進行定量分析某種文化現(xiàn)象。,在研究人類體質和文化方面獨具優(yōu)勢的體育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通過實地

17、參與觀察，既借鑒了人類學工作者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田野工作途徑，同時又是典型的按照科學范式進行的理論生成活動。以人文價值觀指導的人體測量和集中參與式實地研究方法為特征的體育人類學，特別適宜對體育活動萌芽狀態(tài)的田野調查。,所以，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特點在于：時間較短但手段較多，要求綜合性強。根據華南師范大學-貴州民族學院聯(lián)合調查隊 2009年的嘗試，體育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可以包括三部分：人體測量與評價；運動環(huán)境與器械數(shù)據收集；

18、文化歷史調查與深度訪談。,研究案例,貴州苗族的獨木龍舟是舉世無雙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本研究2008年首次對參加競賽的選手進行了體質形態(tài)的調查測試，對其體質人類學的基本特征進行分析；2009年采用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對其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調查，結合體育人類學理論，再次揭示其非體育性質，并為人類競技運動遠早于體育意識的觀點提供了最為新鮮的現(xiàn)實案例，為民族體育的發(fā)展提供了科學依據。,苗族的獨木龍舟，僅存于貴州省凱里臺江縣和施秉縣交界的清水江，是

19、用一顆長約23米的巨大杉木摳槽，兩側分別綁扎一條子舟，舟身最寬處不足1.5米，卻可承載40余人整日滯留其上，穿戴鮮明亮麗的苗族服飾，站立劃槳，并敲鑼打鼓鳴炮以壯聲威。這項舉世罕見的傳統(tǒng)競技活動持續(xù)數(shù)天。在每年苗族端節(jié)的農歷5月24-27日舉行競賽（史籍記載為農歷5月25日舉行），節(jié)日最終以各村寨宗族相聚“吃龍肉”而告結束。,各校參加田野調查人員：19人。調查對象：黔東南清水江流域，兩縣中的兩鎮(zhèn)、兩鄉(xiāng)苗族成年男子，及20個村寨的3

20、8條獨木龍舟。制作表格： 1.《獨木龍舟選手各項體質指標監(jiān)測表 》 2.《苗族獨木龍舟參與者深度訪談表 》3.《苗族村獨木龍舟 “器物”統(tǒng)計調查表》,調查結論與理論生成：,民族體育活動的原始面貌大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育——沒有培育身體的動機、沒有持續(xù)練習的形式、沒有明顯的健身效果。民族體育活動的原生態(tài)作為殘存的體育萌芽，應該按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模式對待，部分內容可以在休閑時代煥發(fā)青春。,體育人類學1985年誕生于北美

21、，90年代以后在中國興起。它對民族體育的研究方法來自人類學，但并不是一般人類學研究方法的照搬。我國民族體育研究起步晚，并沒有受到民族學太多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體育界采用民族學方法來研究民族體育，長期以來并未取得有學術價值的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初完成資料匯編性質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體育志》后，才開始主動嘗試采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2024/3/20,31,當前，歐美的體育人類學主要研究對象仍然針對民族傳統(tǒng)體育活動，但中國的體育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