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jīng)》在俄國

1、<p><b>　　《三字經(jīng)》在俄國</b></p><p>　　[摘 要]《三字經(jīng)》自18世紀初為東正教駐京布道團成員知曉后，100年間在俄國共有四個譯本，流傳后世的是俾丘林1829年的漢俄文對照本。本文追溯了各個譯本的產(chǎn)生及其在俄國引起的反響。20世紀以來，更多的俄國學者則不再依賴譯本，而是直接把中文版《三字經(jīng)》作為原始文獻，相應地，對《三字經(jīng)》的認知也更深入透徹。 </

2、p><p>　　[關鍵詞]《三字經(jīng)》俄譯本 俄國漢學 </p><p>　　〔中圖分類號〕D8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8-0110-06 </p><p>　　《三字經(jīng)》這樣一部在我國“故老相傳”了700多年的兒童啟蒙教材即使在它退出我國教科書舞臺半個多世紀的今天仍然是家喻戶曉，其為人稱道的言簡意賅、朗朗上口不僅好學易記，具有

3、滿足幫助初學兒童識字的功能，所蘊涵的道德規(guī)誡和歷史典故則一度起著既傳播知識，又培養(yǎng)學童的傳統(tǒng)價值觀的作用，不愧為傳統(tǒng)啟蒙教育第一書。而它還曾遠渡重洋，在數(shù)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17世紀以來，《三字經(jīng)》被翻譯成多種文字，成為許多國家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 </p><p>　　北鄰俄國人知曉《三字經(jīng)》，與俄羅斯駐京布道團的活動有著密切聯(lián)系。有關《三字經(jīng)》在俄國的話題，蔡鴻生先生早有專

4、題著述（《〈三字經(jīng)〉在俄國》，《百科知識》1987年第1期），李明濱先生也曾在其《中國文化在俄羅斯》（新華出版社，1993年）一書中專節(jié)論及“普希金與《三字經(jīng)》”，近十多年來各種對俄國漢學的研究著述中也零星提及《三字經(jīng)》在俄國的漢籍收藏和翻譯情況。本文擬進一步探討《三字經(jīng)》俄文譯本及其社會反響。 </p><p>　　1727年，《中俄恰克圖界約》簽訂后，俄羅斯駐京布道團自1729年的第二班起成為俄國在北京的常設

5、機構，隨團神父和學生始由國子監(jiān)派滿漢助教教習滿漢語言，后因這些官派助教是兼職，并不常去俄羅斯館履行教師職責，布道團便自請助教。但無論官派還是自請的助教普遍不懂俄語，且無針對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專門教材，他們只能選用當時中國人自己使用的啟蒙教科書，《三字經(jīng)》就這樣開始為他們所知悉。正如第十一班布道團學員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科萬科（1808-1870年）在一份匯報中所寫：“我在北京的初期主要應該致力于學習漢語，之前我對它一竅不通，而不懂漢語我

6、就不可能跟任何中國人交流。眾所周知，這門語言有多難，但對我來說難度尤其大，因為我的老師是個漢人，一個俄語單詞都不懂，我常常要和他待一整天才能通過手勢明白兩三個詞。為了盡可能地學得輕松些，我開始讀簡明中國百科全書（《三字經(jīng)》），它由我們著名的東方學家雅金甫神父翻譯得如此傳神……?！盵1] （P84-85） </p><p>　　目前尚未見到有關俄國《三字經(jīng)》的最早收藏及其版本的介紹，可以明確的只有：布道團第二班學員

7、、被稱為俄國漢學第一人的羅索欣（1717-1761年）結束在中國的學習后于1741年回到彼得堡，把自己帶回去的書的一部分出售給科學院圖書館，其中包括《三字經(jīng)》。[2] （P95）《三字經(jīng)》的名錄出現(xiàn)在19世紀圣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及亞洲司的圖書館的漢籍書目里，與中國相鄰的俄國遠東地區(qū)，由于講授滿漢語的需要而購買的滿漢文書籍中也有《三字經(jīng)》，如1821年季姆科夫斯基為伊爾庫茨克亞洲語言學校在北京所購的書中就有《滿漢合璧三字經(jīng)注》，[3] （P

8、396） 而在1973年出版的《蘇聯(lián)東方學研究所漢籍刻本收藏目錄》中我們可以見到數(shù)個版本的《三字經(jīng)》，諸如《三字經(jīng)》、《三字經(jīng)訓詁》、《三字經(jīng)注解備要》、《三字經(jīng)注解輯要》等。[4] （P253） 這些刻本的具體情況，有待前往收藏地查對。 </p><p>　　《三字經(jīng)》的翻譯則與俄國的滿漢語教學分不開。迄今所知，俄國第一個翻譯《三字經(jīng)》的人是羅索欣（1717-1761年）。[5] （P145） 這位有著在中國俄

9、羅斯文館給八旗子弟講授俄語經(jīng)驗的老師，①“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先背誦《三字經(jīng)》、《千字文》和《四書》。他在教學中使用了親自翻譯的《三字經(jīng)》和《千字文》俄文手稿，幫助學生理解漢語原文”。[5] （P145）《三字經(jīng)》的這一俄國譯本產(chǎn)生時間應該是1740年代，因為羅索欣的滿漢語學校開辦時間是1741-1751年。這一譯本和羅索欣的大多數(shù)翻譯稿一樣未能出版，后世的研究者在蘇聯(lián)科學院圖書館手稿部找到了手稿原件，其中的一份是27頁的譯文

10、，名為“三字經(jīng)或訓誡三字書”，研究者認為其筆跡屬于18世紀中葉；另一份則有46頁，題為“中文書《三字經(jīng)》即三字訓誡，含歷史簡述”，手稿用三種文字書寫，每頁的第一面是漢語和滿語文本，附有俄文字母注音，另一面則是俄文譯本。[6] （P235） 可見羅索欣所依據(jù)的是滿漢合璧的某個版本。 </p><p>　　羅索欣的中國傳統(tǒng)教學方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字經(jīng)》等包含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經(jīng)典著述基本被學

11、生掌握，1750年他的三名學生“聯(lián)名上書，要求增加津貼，同時報告了他們的學習情況。他們已經(jīng)背會了‘許多漢語和滿語的書籍?！痴b了包括四個部分的《四書》和《三字經(jīng)》，攻讀了中國的各種歷史著作，現(xiàn)在我們不僅能夠閱讀并理解這些書，而且還在學習翻譯?！盵5] （P146） </p><p>　　然而，18世紀中葉的俄羅斯，盡管版圖已經(jīng)擴張到太平洋，與清時期的中國也早已有過直接的接觸，但它在東方亞洲的“顯著成就”與它在

12、西方（歐洲）、南方（奧斯曼土耳其）的苦心經(jīng)營和志在必得相比，算得上無心插柳。由于俄國的亞洲東方遠離它的權力心臟地帶，又沒有強勁的競爭對手，因而長時間處于俄國主流社會的視野之外。在依靠政變登上女皇寶座、揚言要繼承父親彼得一世事業(yè)的伊麗莎白（1741-1761年在位）的時代，俄國的世俗文化和教育剛剛起步，社會意識還處在萌芽狀態(tài)。隨著彼得一世的改革而逐漸被動西化的貴族集團以及從中產(chǎn)生的受教育群體，主要側重于對西方社會的解讀和模仿。因此，這時的

13、俄中關系對于俄國當局只是繁忙政務中偶爾的小插曲，對中國的了解雖然被認為很必要，但結果往往只局限于極少數(shù)專業(yè)人士，而滿漢語學生的培養(yǎng)則根據(jù)宮廷政務的需要而具有臨時性，且規(guī)模很?。毫_索欣的滿漢語班一共只有四個學生，其中一個還中途退學。這樣，盡管樞密院于1741年7月28日指示羅索欣開辦滿漢語班，教俄國學生學習“識字和口語”，“講授中國所有的禮節(jié)，以便他們（學生）也能及時了解中國的政治”，[7] （P76） 羅索欣的幾個學生學得也算不錯，&l

14、t;/p><p>　　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現(xiàn)代意義上的俄國教育、文化尚在起步階段，國內(nèi)尚無一所大學（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創(chuàng)辦之初曾一度附設一所大學，但從未行使其功能），科學院剛剛成立（1725年），學科建制遠非完善，只包括三個學科：數(shù)學、物理和人文科學，其院士全部為外籍人士，學術會議使用的語言多是拉丁語，偶爾是法語或德語。[9] （P21）羅索欣的教學和翻譯活動不僅恢復了因德籍東方學院士拜耶爾的去世（1738年）而

15、在彼得堡科學院中斷的漢學研究，而他后來在科學院的學術指導、德籍歷史學家格?米勒指派下翻譯各種滿漢文獻被大量用于后者的西伯利亞著述中，則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地為俄國東方學作出了貢獻，那么，《三字經(jīng)》的引入和翻譯應當被視為俄國科學院和俄國漢學歷史上的這一里程碑上的一塊小磚。因此，縱然《三字經(jīng)》的俄譯本在當時沒能出版，更談不上廣泛傳播，但仍不失其價值和意義。 </p><p>　　《三字經(jīng)》第二個俄文譯本出自阿列克謝?列昂

16、季耶夫（1716-1786年）之手。列氏是布道團第三班學生，學成歸俄后成為外務院翻譯。羅索欣的早逝使他成為18世紀下半葉俄國最顯要的漢學專家，而此時的俄羅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口號下，與羅索欣時期的俄羅斯相比，社會文化有了長足的進步，書刊出版相對繁榮，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作品翻譯出版受到鼓勵，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書籍及《百科全書》紛紛登陸俄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可以直接閱讀原文。列昂季耶夫所譯的《三字經(jīng)》（《三字經(jīng)名賢集合

17、刊本》）因此得以于1779年在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印刷所印行，成為第一個為公眾所知的《三字經(jīng)》俄譯本。正如蔡鴻生先生所說：“……《三字經(jīng)》包含的那套中國封建倫理和道德說教，與所謂‘開明專制’的政治氣氛頗為協(xié)調(diào)，因此，俄國官方喉舌《圣彼得堡通報》即于次年發(fā)表書評，將這本‘詩體箴言’推薦給俄國公眾?！盵2] （P95） </p><p>　　首先，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經(jīng)》譯本能夠公開出版，與葉卡捷琳娜二世本人追隨“中國風”

18、所營造的社會氛圍不無關系，“她在與伏爾泰的通信中多次對中國的社會制度贊賞不已?！?8世紀70、80年代，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宮修建了中國風格的藍色客廳，同時仿建了中國劇院、中國橋以及其他亭臺樓閣。……葉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甚至用俄文創(chuàng)作了一部小說《費維王子的故事》，于17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書中講述了一位中國古代賢明皇帝如何教子有方，使太子成長為仁慈高尚之人。”[5] （P89） 女皇的嗜好無疑會對俄國讀者和創(chuàng)作者產(chǎn)生影響，正如B.W.M

19、aggs所指出的：“在整個十八世紀的后半世紀中，尤其是在1760-1800之間，俄國的翻譯家們，辛勤地從事英、法、意、德，以及中文作品的翻譯。這些作品的內(nèi)容，都呈現(xiàn)出這個遙遠國度的一切。在這同時，俄國本身的詩人以及散文家們，也參加了這項努力，把中國的事物，帶到了俄國讀者的面前。他們創(chuàng)作的作品，雖然在數(shù)量上比較少，但在效果上，意義卻非常大?！盵10] （P174） </p><p>　　另一方面，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其

20、統(tǒng)治的前半期（18世紀60-70年代）的系列施政措施及其成效也使俄國社會對她的“開明”產(chǎn)生期待；而西歐啟蒙思想家們的中國觀也對俄國的啟蒙思想家們產(chǎn)生直接影響，使后者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安于俄國現(xiàn)狀，就借中國說俄國事，用中國的“明君”比照俄國女皇。這反映在當時問世的有關中國的一些作品中：“在這些‘東方奇談’，以及福爾特爾（即伏爾泰）的作品中，中國的賢明君主，是一再地出現(xiàn)；這些作品的譯本，在俄國讀者界是非常受歡迎的。福爾特爾在他《巴比倫王子》的

21、故事中，呈現(xiàn)出很完整的中國王朝景象。這部作品在1770年，譯成了俄文，而到1789年時，至少就再版了三次?！盵10] （P182） 而且，檔案材料顯示，該書的出版可能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有關：俄羅斯對外政治檔案館存有該合刊本的手稿卷宗，其第1頁上注明該手稿是亞歷山大?安德列耶維奇?別茲波羅德科準將1779年8月10日從皇村寄來的，為列昂季耶夫對滿漢語印刷本的翻譯。[11] （P397） 皇村是葉氏最鐘愛的夏日宮邸，而別茲波羅德科是葉氏

22、呈文接待室的御前大臣，因工作能力強而為葉氏所倚重，不僅所有有求于女皇的人和事都要經(jīng)他之手，葉</p><p>　　再者，俄國社會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走完了西歐從對“中國完美社會制度”的崇尚到了解真相后失望進而批判看待之的歷程，產(chǎn)生了認識真正的中國文化的需求，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經(jīng)名賢集合刊本》的出現(xiàn)也就恰逢其時，盡管這只是列氏翻譯中國原典的開始。在中國作為幼童啟蒙讀物的《三字經(jīng)》，經(jīng)過列昂季耶夫“散文詩體”改造，已經(jīng)

23、失去教科書的面目，盡管它“在18世紀末被鄂木斯克亞洲學校和塔拉縣中學用作漢語教材”，[5] （P117） 但更重要的是，“它用通俗的形式描述了中國傳統(tǒng)的世界和社會觀點，在當時的俄國現(xiàn)實條件下，具有稱頌學理、鼓勵成為勤勞和高尚的人的作用”；而“‘中國智慧’的全面性在于，每個人都能各取所需：有的人追求學理和美德，有的則牢記‘君臣義’，遵守‘長幼序’，視仆從主為‘義’”。[12] （P86-87） </p><p>　

24、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1799-1837年）的個人藏書里有列昂季耶夫這一譯本，[13] （P16） 可見它的影響力不僅僅局限于狹窄的專業(yè)人士范疇。 </p><p>　　《三字經(jīng)》的又一個沒有正式出版的俄譯本出現(xiàn)在18世紀末，是繼列昂季耶夫成為外務院翻譯的布道團第七班學員安東?弗拉德金（1761-1811年）給外務院的翻譯學校上滿漢語課教學所用的參考書，該班開設于1798-1801年，其手稿存放在科學院東方學研究

25、所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分所檔案部。在那份題為“滿語學生參考書”的共46頁卷宗里附有兩本注明為弗拉德金譯自滿語文本的《名賢集》和《三字經(jīng)》，其中第29-46頁為《三字經(jīng)》。[14] （P398） 和羅索欣的未刊譯本一樣，這個譯本只得到少數(shù)俄國漢學史家的關注。 </p><p>　　《三字經(jīng)》最引人注目的俄譯本是第九班布道團首腦俾丘林（雅金甫神父）（1777-1853年）1829年出版的。蔡鴻生在《三字經(jīng)在俄國》、

26、李明濱在《中國文化在俄羅斯》和閻國棟在《俄國漢學史》中都分別予以了比較詳細的敘述，這里我們只作一些補充。 </p><p>　　從該譯本的前言所說的“《三字經(jīng)》是宋朝末年學者王伯厚撰寫的簡明兒童百科全書”、所附的漢語文本、注釋所指示的原文位置和注釋內(nèi)容，我們可以推斷出俾丘林所依據(jù)的中文本是王相訓詁本。 </p><p>　　俾丘林這一譯本幾近完美，以至于后無來者。直到今天，俄國的研究者在涉

27、及這一話題時所依據(jù)的仍是這個版本或1908年俄國駐京布道團的重印本。它譯文準確，最大限度地再現(xiàn)了原文的神韻，讀者可以雙語對照著閱讀，翻開每一面，左邊一頁是俄文譯文，右邊一頁就是相應的漢語文本，一目了然。1830年《文學報》創(chuàng)刊號的書評首先向讀者推薦的正是這一點：“我們的東方學學者、雅金甫?俾丘林神父找到了回應國外那些批評者們的好辦法：他出版了帶有漢語文本的《中國兒童百科全書》的譯文。這樣，所有真真假假的漢語專家們就可以把翻譯與原文相對照

28、，不再憑猜測而信口開河，而是依據(jù)事物的本質(zhì)和明確的、無可辯駁的證據(jù)即手上的兩種文本來說話了?！盵15] （P15） 而且，一如其前言中所說，漢語文字印刷的精美程度“不亞于北京的宮廷印刷廠的鉛版”，這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整個歐洲，也是值得稱道的首創(chuàng)。該版本注釋詳盡――全書篇幅中原文和譯文只占不到1/3（2-27頁），而余下篇幅全給了注釋（28-83頁）。不僅全文翻譯了中文版的原有注釋即王相的訓詁， “雅金甫神父在一些地方還充實了自己的批注，

29、它們也同樣很有意思，因為這些批注可以讓我們了解那些在中</p><p>　　俾丘林的批注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附在中文原注譯文之后對《三字經(jīng)》的一些字的讀音和涵義進行補充解釋，如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原注譯文之后，俾丘林所補充的批注是：“Природа（意為‘自然，本性’――本文作者，下同），漢語讀作син（即xing），這個字既表示人的道德天性，也指所有事物的本質(zhì)。按中國人的思維，人的天性變壞是因為教育得不好。Уч

30、ение（意為‘教習、訓練，學說、教義’），漢語讀作 цзяо（即jiao），是對行為規(guī)范的描述，中國人也用這個字表示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教派”；[16] （P28） 另一種批注是對中文原注中的一些詞予以解釋，以加深俄國讀者的理解。這些批注在原注譯文處或直接在該詞的翻譯后加括號內(nèi)解釋，或以星號標注，解釋放在該頁腳注位置，如對“性相近，習相遠”的注釋中有“惟君子為能有養(yǎng)正之功”一句，在“君子”一詞的譯文благородный человек（

31、即“高尚的人”）后標有星號，腳注為：“благородный，漢語讀作цзюнь-цзы(即jun-zi)，指有文化且道德自律的人”；而在“正”的譯文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意為“道德”）之后附括號解釋道：“漢語讀</p><p>　　俾丘林正是這樣來實踐他在前言中所稱的翻譯這本小書的目的的：“這本小書敘述了中國人全部的哲學思考，詮釋了歐洲人覺得陌生的概念和詞組：因此它完全可以用作我們閱讀漢語譯本的指南?！?/p>

32、因此，這一譯本不僅被長期用作俄國漢語教學的教材和參考書，其關于“中國人全部的哲學思考”也一直為當時和后來的研究者視為依據(jù)。 </p><p>　　俾丘林的《三字經(jīng)》譯本問世后引起當時俄國多家報刊的評述和推薦，而這些報刊有著各自不同的思想傾向和讀者群，從它們對《三字經(jīng)》內(nèi)容的取舍和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俄國正在誕生的知識階層不同陣營的思想理念。 </p><p>　　率先作出反應的是《北方蜜蜂報》

33、（1825-1864年），這是俄國第一家獲準刊載政治消息的非官方報紙，也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最大報紙，19世紀20-30年代廣受中間階層的追捧，被激進人士譏諷為“第三廳”訂做的報紙，普希金和別林斯基都先后和它的主編展開過論戰(zhàn)?！侗狈矫鄯鋱蟆分熬蛯虑鹆值摹侗本┲尽钒l(fā)表過評論，這次向它的讀者推薦《三字經(jīng)》的“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薄坝锥鴮W，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2] （P95） 這與報紙支持俄國“三字經(jīng)”――官方民族性理論

34、“東正教、專制和民族性”――的保守理念相吻合。 </p><p>　　著名批評家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波列沃伊（1796-1846年）主辦的學術文學半月刊《莫斯科電訊》（1825-1834年）持溫和自由主義傾向，被視為俄國社會思想中資產(chǎn)階級民主派的第一份機關報，它關注的是《三字經(jīng)》傳達出的東方哲學之樸素中的“華麗”：“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2] （P95） </p><p>

35、;　　信奉謝林哲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米哈伊爾?格里高利耶維奇?巴甫洛夫（1792-1840年）主辦的《雅典娜》（1828-1830年）是一份發(fā)行量很小的半月刊，在被迫關閉之前不久發(fā)表對《三字經(jīng)》的評論說：“如果歐洲人讀了《三字經(jīng)》，他就能了解‘東方智慧’的思維方式”，[17] （P120） 算是說出了俄國西歐主義者的觀點。 </p><p>　　普希金時代著名詩人安東?安東諾維奇?德里維格（1798-1831年）創(chuàng)

36、辦的《文學報》（1830-1831年）聯(lián)合了當時俄國著名的文學家，是公眾和政府眼中的持不同政見者。它在創(chuàng)刊號上就刊出了兩頁的《三字經(jīng)》書評（該期報紙共20頁），很多研究者探討過書評作者問題，普遍認為，即使不是普希金本人所寫，也與他有著密切聯(lián)系，因為普希金參與過第一期的編輯，而且顯然是熟悉這一譯著的：他的家庭藏書中有俾丘林的贈本。誠然，這一書評更多的是介紹，大篇幅地引用轉述譯本的前言后，向讀者推薦《三字經(jīng)》中描述的中國教育理念，轉錄了《三

37、字經(jīng)》的前十二句和“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的中文原注。后來的研究者認為這一取舍說明“吸引《文學報》編輯的不是《三字經(jīng)》中那些面向或提到皇帝的句子，不是缺乏自然激情的抽象概念或實質(zhì)，而是文獻所形象地揭示的那些東西：古代中國的日常生活場景，《文學報》新年號刊印的孟子的童年就是其中的一幕?！盵17] （P120） </p><p>　　俾丘林的《三字經(jīng)》譯本在當時受到廣泛關注與他跟俄國社會思想界人士的個人交往

38、有一定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后，形成中的俄國知識階層逐漸走出震撼和迷惘，在史稱“嚴酷時代”尼古拉一世時期壓抑革命情緒，反思時代的價值觀并尋求個人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出路，而在19世紀初葉俄國各個大學、科學院和外交部都相繼設立了東方語言教學部門和東方研究機構，東方學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東方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tǒng)成為他們思考的參照物。報刊雜志為了擴大讀者群，都盡可能提供各方面的信息，辦刊理念截然不同的《莫斯科電訊》和《北方蜜蜂》

39、卻都不約而同地關注俾丘林有關中國的著述（除了《三字經(jīng)》，上述報刊還評說過俾丘林此前之后的其他作品），也許可以說明時代的關注點。 </p><p>　　經(jīng)過100多年的變遷，俾丘林所譯的《三字經(jīng)》早已為蘇聯(lián)及當今俄羅斯的漢學家所熟知，不時出現(xiàn)在他們的論著中。瓦西里?雅科夫列維奇?西吉赫麥諾夫一本有關清代中國歷史的普及性暢銷讀物《中國：歷史篇章》（從1974到2003年共發(fā)行了五版，其中1987年版印數(shù)達3.9萬冊）

40、在“學校和教育”一節(jié)談到學生第一年的教材《三字經(jīng)》時說：“寫于13世紀的《三字經(jīng)》中簡明扼要地敘述了儒家道德的實質(zhì)，頌揚了古代的智者，提到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作者還特別指出學生必須牢記“三綱”和“十義”，摘引的正是俾丘林1829年譯本中的譯文。[18] （P388） </p><p>　　列昂尼德?謝爾蓋耶維奇?瓦西里耶夫的《中國的偶像、宗教及傳統(tǒng)》同樣經(jīng)受住了時間考驗（1970年初版，2000年再版），他在“

41、儒家學說――官方國家意識形態(tài)”一章專節(jié)論及“學校和教學體系”，稱《三字經(jīng)》是“一種教導性的百科全書，給出了基本術語，讓學生了解了所要學習的主要內(nèi)容”。而作者的參考文獻乃是20世紀初的《蒙學?？倘纸?jīng)圖說》（1905年）和1910年上海出版的San tzu chi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Giles。[19] （P193、463、456） </p><p>　　值得一提

42、的是，2006年在俄國問世的巨著《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哲學卷》之“中國的邏輯學和辯證法”一節(jié)在談到人與物的對立時，以《三字經(jīng)》中的“人不學，不如物”為例證，認為“在這一矛盾中有著一種信念，即人正是作為普通一物（萬物之一）降臨世間的，在馴化（即學習）的過程中，他變成一種高于一切的特殊的物并在這一意義上與它們相對立”。[20] （P117） </p><p>　　最近涉及《三字經(jīng)》的俄國學者是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

43、尤里?米哈伊洛維奇?加列諾維奇，他在《中國道德觀――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一文中把《三字經(jīng)》中對孩童道德觀的教導和2006年3月胡錦濤的“八榮八恥”講話中的道德訓誡相比較。文章詳細敘述了《三字經(jīng)》的主要內(nèi)容：“該書向開始念書的孩子介紹了他周圍的世界、古代經(jīng)典著作和國家歷史，還包括對剛踏上人生道路之人的贈言?！盵21] 在他看來，這些內(nèi)容可以概括為生活的基本常識、必須掌握的基礎知識（先輩的優(yōu)秀創(chuàng)作和國家歷史的演進）以及對青少年的教導（尊師重教的儒家

44、傳統(tǒng)）。 </p><p>　　從18世紀中葉到21世紀的今天，《三字經(jīng)》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俄國產(chǎn)生過不同的社會反響，對它的認識也由淺入深，且從未間斷。從中我們看到，《三字經(jīng)》作為中國文化的縮影在俄國的傳播和解讀過程，真實地反映了俄國漢學研究、俄國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和中俄關系演變的歷史進程。 </p><p><b>　　[參考文獻] </b></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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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M] . М.: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p><p>　　[13]Пушкин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M]. СПб., 1910. Вып. 9-1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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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лопедия в 5 т. ?CФилософия[M].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06. </p><p>　　[21]http://www.pravostok.ru/ru/journal/mission/index.php?from=2&id=163[Z]. </p><p><b>　　責任編輯：郭秀文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