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排行的科學與文化

1、<p>　　大學排行的科學與文化</p><p>　　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教育界有幾項論爭是幾乎貫通始終的，且至今尚無見到有趨于平息的跡象，諸如應試教育之爭、高考改革之爭、教育產(chǎn)業(yè)之爭、教育經(jīng)費之爭、教育公平之爭等等。倘若其中還有亦堪位列前茅的，則必定是大學排行榜之爭了。 </p><p>　　有媒體朋友問：大學排行榜自發(fā)布以來，緣何飽受詬病，且連綿不斷？本文打算從科學和文化

2、的角度，來談談有關大學排行榜的認識與誤區(qū)。 </p><p>　　一、大學排行榜之緣起：美國始于市場，中國始于科學 </p><p>　　現(xiàn)在世所公認，世界上第一個大學排行榜乃是由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于1983年首創(chuàng)的。從形式和現(xiàn)象上看，隨后跟進的則有英國（1986），中國（1987），德國（1989），加拿大（1991），日本（1993），西班牙（2004），法國（2007），荷蘭

3、（2007），歐盟（2013）；在我們中國，第一個大學排行榜乃是由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科學學研究所于1987年首創(chuàng)的。隨后跟進的則有廣東武書連（1992），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1993），香港《亞洲周刊》（1997），深圳網(wǎng)大（1999），中國校友會網(wǎng)（2002），上海交通大學（2003），武漢大學（2004），浙江大學（2006），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鑒基金會（2007），中國人民大學（2008）。 </p><p

4、>　　毫無疑問的是，上述國內外這兩個大學排行序列一定會延伸下去，換句話說，鑒于在新世紀知識經(jīng)濟時代大學正在并將“在知識創(chuàng)新、知識傳播和培養(yǎng)人才等方面承擔更加重要的使命”，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還有更多關注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國家、地區(qū)、大學和社會研究機構加入到世界、地區(qū)和本國的大學排名隊伍中來。 </p><p>　　本文首先關心的卻是大學排名之始，她的首創(chuàng)及緣起。 </p><p>　　美

5、國著名詩人作家、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說過：“熟悉的，就叫制造；不熟悉的或者前所未有的，就叫創(chuàng)造”。布羅茨基表達的正是著名華裔美國物理學家、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多次申述的“科學研究只有第一名，沒有第二名”的著名原理。 </p><p>　　因此，大學排名之第一歸于美國，這沒有問題，如同100多年來美國奪得了許多世界第一一樣。但重要的問題還在于，這個第一為什么是美國？筆者

6、在人民政協(xié)報教育之春沙龍第5期“關注教育評估”主題報告會上曾詳細分析過大學排名為何首先在美國誕生的四大原因。但現(xiàn)在看來，這四大原因沒錯，但還不夠，經(jīng)過多年的思考和比較，還應該有第五個原因，即文化的原因，確切地說，是美國的得天獨厚的市場經(jīng)濟文化孕育和孵化了她。正如國際創(chuàng)造性和領導學基金會創(chuàng)始人戈特利布·岡特恩指出的：盡管“人類創(chuàng)造性是一種事實上不可耗盡的自然資源”，但是歸根到底，“在個人的系統(tǒng)里，都有著創(chuàng)造性的三個主要資源：人腦

7、、人格和系統(tǒng)文化”。由此可見，倘若忘卻了作為創(chuàng)造性“三個主要資源”之一的人們所處的社會系統(tǒng)文化因素，或許也難以深刻理解為何大學排名之第一被美國奪得的更本質的緣由。質言之，如若沒有美國的成熟的市場經(jīng)濟文化，也許就不會有大學排名之美國第一。 </p><p>　　事實正是如此。正如我國臺灣輔仁大學大學排名研究專家侯永琪教授指出的：從國際上看，“高等教育在20世紀末已正式地邁進市場化的新時代”；她在另一個場合更是認為，

8、高等教育市場化乃是三大“大學排名的理論基礎”之一。2001年7月筆者作為大會主席邀請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數(shù)據(jù)研究部主任，亦即該刊“美國大學排行榜”的主要研制者和領導者羅伯特·莫斯先生，來華參加第三屆科研評價與大學評價國際研討會時，他送來的講演稿就是是年3月在美國加州長灘一個全美年會上的稿子。他告訴我，他們雜志1983年推出的第一個排名就一個指標，即“學術聲譽”，其數(shù)據(jù)來源也是靠對全美1308位大學校長做市場問卷調查得來的

9、。他們把這第一次排名冠名為“美國最好大學”，前三甲為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也正是這篇講稿中，莫斯先生在美國大學排名指南前言部分明確指出，本排名旨在幫助有志上大學的學生做出信息充分的選擇，因為上大學不僅是一次職業(yè)生涯的決定，還是一筆重要而又不菲的投資；配合大學排名，該雜志社每年還推出基于排行榜的升學指南特刊，廣為發(fā)行。簡言之，美國大學排行榜之生與長，可以說均系市場所賜，為市場而生，因市場而長。 </p><p

10、>　　近幾年來，正當國內部分大學校長、教育專家和媒體記者還在同仇敵愾、興致勃勃地著力組織大學排行榜批判大合唱之際，有三個標志性事件也許不得不面對：一是2006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牽頭成立的“國際排名專家小組”在德國柏林召開第二次會議，并公布了“高等教育機構排名柏林原則”；二是2008年，歐盟委員會發(fā)布了一項新型大學排名體系研究項目的招標啟事，項目支持預設金額為110萬歐元（劉念才教授是該項目7個專家顧問成員之一）

11、；三是2011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巴黎總部召開大學排名專題會議（劉念才教授應邀作了大會報告），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唐虔在總結講話時指出：“大學排名已經(jīng)成為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重要工具之一，要合理應用，避免濫用?！彼€呼吁盡快制定大學排名使用指南。這一方面表征美國大學排行榜已成為一種軟實力輸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表明，大學排行榜正在成為一種頗有影響且受到社會歡迎的高等教育評估模式，一種推動和促進高校間競爭、進步和發(fā)展的杠桿。正

12、如大文豪雨果說過：“當一種新思想的時代到來之時，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 </p><p>　　值得指出的是，我國第一個大學排行榜是1987年9月13日由科技日報發(fā)布的，比美國晚了四年。從文獻上可以看到，我們文章的署名是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科學學研究所（實際作者應是四位：趙紅州、鄭文藝、熊學敏、蔣國華），趙紅州時任所長，蔣國華任副所長；文章的題目是“我國科學計量學指標的排序”。尤其需要補充指出的是，當初我們搞這

13、個大學排行榜，完全是自身科學計量學研究的應用性副產(chǎn)品。當時我們可說是一心撲在科學學和科學計量學的開墾和研究上，對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也沒有什么研究和積累，再加上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國家通訊和國際科教情報交流狀況導致的信息閉塞的原因，我們也無從知曉美國早在1983年就捷足先登，握有優(yōu)先權了。不過，30年后來評價我們當時的這項成果，一方面固然是科學發(fā)現(xiàn)同時性原理的一個小小例證，另一方面依然可以看到我們這項成果是不無遺憾和悲劇性的成分的。和《美

14、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推出的美國大學排行榜相比較來看，我們與之兩者在思路、指標和方法是不同的：美國始于市場，中國始于科學。 　　歷史已經(jīng)證明，在我們之后整整20年，亦即2007年，我們的科學計量學同行友人、荷蘭萊頓大學科學與技術政策中心才發(fā)布了基</p><p>　　當然這已經(jīng)是21世紀的認識和分析了。“不堪回首”。當初我們也只能認識到社會包容精神之缺失及項目與經(jīng)費支持體制之僵化。因為紅州和我曾騎著自行車幾乎是滿京

15、城地奔走呼號，向有關計劃部門爭取過哪怕給一個小小課題項目名義支持和哪怕一點點經(jīng)費名義資助，可是，諾大的北京城竟然沒有一個部門可立題，沒有一元錢可資助。遺憾的是，這類崇尚計劃，排斥市場；崇尚衙門，排斥民間的貽害，至今猶存，君不見諸如“武書連的排行榜也只是個民間行為，并不具有權威性，但我們仍然必須小心這種排行榜的嚴肅性，以及它可能給考生們造成的誤導，甚至是對中國整個高等教育、學術風氣的負面影響”的網(wǎng)文觀點，不還在大行其道嗎？ </p&

16、gt;<p>　　二、大學排行榜之遭遇：在西方責難表現(xiàn)為學術批評，在中國則往往表現(xiàn)為道德審判 </p><p>　　乍一看來，或許好多人覺得，排行榜可能是一種十分“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其實，文獻研究表明，“它的基本思想?yún)s幾乎和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然而，從高等教育歷史發(fā)展上看，大學排行榜乃是當代的產(chǎn)物，是當代大學評估，或者更規(guī)范些說，是高教評估的副產(chǎn)品；進入新世紀以來，則正在成為高教研究與評價的一部分。因

17、此，對大學排行榜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是學術研究及其成果，二是其研究成果的社會應用。 </p><p>　　積20余年的經(jīng)驗，從我國現(xiàn)有對大學排行榜的批判、指責或批評看，大多集中在后者，即有關大學排行榜應用而引起的社會反響、社會影響與社會觀感。比如，北大原校長許智宏就說過“排行榜誤導公眾”，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則更認為大學排行榜“污染學術空氣”，甚至也有國外大學校長來華訪問，如英國劍橋大學校長艾莉森·理

18、查德，當國內媒體記者追問到她時也說過“大學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無意義”的話；還有諸如“質疑‘中國大學排行榜’”、“一流大學不是世界排名榜排出來的”、“陷入誤區(qū)的中國大學排名”、“政協(xié)委員黃因慧指出，大學排名，誤導學生，禁止民間組織進行大學排名”，甚至還有“一位名叫郭軍輝的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生因不滿‘網(wǎng)大’將其母校排在重點大學綜合排行榜第25位，以侵害名譽權為由，一紙訴狀把深圳‘網(wǎng)大’公司告上法庭”。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初我們在科技日報發(fā)布首個中

19、國大學排行榜時，僅僅署了研究所的名稱的原因。因為我們估計到大學排行榜一旦公諸于眾，是免不了會引發(fā)地震式的攻擊、謾罵和騷擾的，為此，我們曾就榜單署名費了一番心思：一不在標題里出現(xiàn)“大學”二字，二署名不出現(xiàn)作者名字。可是，盡管標題沒寫“大學”，但還是受到了主管部門有關</p><p>　　作為該排行榜的研究者制作者，我們親歷親為并目睹了大學排行榜在我國遭遇風風雨雨的全過程，但是毋庸諱言的是，20余年來林林總總對于大學

20、排行榜的責難，基本上隸屬于自作自話的“道德審判”的范疇。在高舉著的科學性公平性的旗幟下，最常見最有代表性的是這樣的觀點：“每年都有一些大學排行榜出爐，吸引了不少眼球。除了一些民間商業(yè)機構受利益驅使，發(fā)布形形色色的榜單外，一些大學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熱衷于向媒體發(fā)布大學排行榜之類的新聞，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定量’計算出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不用細說，這么多字的表達，其核心則是質疑大學排行榜中“利益為先”問題。還有一個典型例子

21、是三年前有人撰文《人民日報》，指稱我國大學排行榜知名研究者制作者武書連研究員是按收取大學贊助費而使該校排名得到“飆升”的，但從通篇報道看，文章作者疑似想當然有余，而科學性不足。其實，大凡排行榜皆要依靠數(shù)據(jù)說話，沒有對個案指標體系及具體數(shù)據(jù)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就大膽推斷是因“利益為先”所致，顯然是欠妥的。遺憾的是，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直到近幾個月還在《天津網(wǎng)》上被人津津樂道地引證，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因為武書連“利益為先”，所以這個“前</

22、p><p>　　和任何一件新事物誕生之初的遭遇一樣，大學排行榜也可以說是“在罵聲中成長”的。這在美國也不例外，但被“罵”的內容是有差異的。如果說在中國往往表現(xiàn)為自作自話的道德審判，那么，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諸國，對大學排行的批評責難基本上表現(xiàn)為嚴謹理性的學術批評。文獻研究表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于1983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個美國大學排行榜及其以后若干年里，同樣受到美國教育界內外廣泛的批評與詰難，但主流是與排名有關的

23、數(shù)據(jù)、指標、權重、分類等之可靠性科學性的批評或探討，據(jù)說，國際馳名的高教權威專家菲利普·阿爾特巴赫、馬丁·特羅等都曾對排名指標的科學性發(fā)表過意見。 </p><p>　　尤其具有相映成趣意味的是，自2003年起，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劉念才教授領導并發(fā)布“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以來，的確在國際間反響碩大，大到有的國家外交部因上海交大排名涉及該國大學名次而出面與我國外交部交涉的程度；甚至，國

24、際著名雜志《科學》和《自然》也加入進來，對上海交大排名榜依據(jù)的數(shù)據(jù)和指標提出質疑。但是，筆者初略的文獻調研表明，尚未發(fā)現(xiàn)國際高教界、學術界和新聞界有對劉念才領導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及其團隊進行無休止的“利益驅使”、“利益為先”、“污染空氣”之類的抨擊文字，更沒有挖祖墳式的人身攻擊，恰恰相反，均屬于嚴謹理性的學術批評與論爭的范疇之內。比如《科學》雜志，2007年8月24日，發(fā)表了該刊資深記者恩森林克題為“誰能給大學排名”的文章。文章一開

25、頭就對上海交大排名存在的問題提出商榷，比如像諾貝爾獎得主這樣的著名科學家如何計入？諾獎得主歸屬之爭（愛因斯坦歸屬柏林洪堡大學？還是柏林自由大學？）該如何處置？所占分值又該幾何？人文社科類學科在此指標體系下處于劣勢問題、加權系數(shù)差異、大學提供數(shù)據(jù)作弊、問卷調查中同行評議的可靠性問題又該如何等等，而所有這些因素均會極大影響到學校的“名次</p><p>　　搞出如此聳人聽聞的大批判式新聞，把本來嚴肅的學術批評新聞化公

26、眾化娛樂化，到頭來砸了誰家的腳，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p><p>　　即便如此，筆者依然認為，所有這些皆不足為怪，并且深信，在學術的批評和反批評中得到升華的必將是更加科學公正公信的中國大學排行榜。 </p><p>　　三、大學排行榜之未來：1%研究型大學，主要采用科學計量學指標；99%非研究型大學，主要采用教育計量學和經(jīng)濟計量學指標 </p><p>　　大學

27、評估與排行的出現(xiàn)并迅速發(fā)展，本質上是由社會發(fā)展之需要及高等教育發(fā)展與研究之需要推動的。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劉念才教授領導的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如今其影響遠及國門以外。正如美國某名校校長指出的：“劉念才的‘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ARWU）’是一項在世界上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的學術成果，值得中國人驕傲?！蓖瑯游阌怪M言的是，就排行榜的國內處境來說，這與其說是為祖國為上海交通大學贏得了榮譽和光彩，還不如說是國際高教界與部分國家政府因重視他的排行榜而給予了

28、劉教授及其團隊以極大的支持和推動，否則來自國內方方面面的重壓與阻擊早就把他們摧跨了。至于“大學是一個社會復雜綜合體，不能進行量化”；“學術是不能量化的”等這類觀點的持有者，應該首先重溫馬克思關于“科學只有她成功地應用數(shù)學的時候，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的這句名言。試問，誰敢下斷言和提出“大學不能作為量化研究的對象”這么一個命題呢？ </p><p>　　還有人說，一個大學如果僅僅用各種數(shù)據(jù)去衡量會不會有失公允？一個

29、大學的精神與氣質又該如何用數(shù)字去體現(xiàn)呢？試問，誰說過可以“僅僅用各種數(shù)據(jù)去衡量”一個大學呢？這大概是有些人為制造新聞而想當然編造出來的這么一個偽命題。這與前幾年媒體上流傳炒作的所謂“GDP崇拜”的說法，可以說基本上是如出一轍的。作為一個科學計量學研究者，我們始終秉持的精神是國際科學計量學與信息計量學學會現(xiàn)任會長、國際普賴斯科學計量學獎章獲得者魯索教授的權威表達：“科學計量學指標并不是要取代專家，而是為了能夠對研究工作進行觀察和評論，從而

30、使專家能掌握足夠的信息，形成根據(jù)更充分的意見，并在更高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權威性”。 </p><p>　　據(jù)筆者所知，世界各國的大學排行榜研制者或大學量化評估者，包括筆者的同行朋友西班牙“網(wǎng)絡計量學大學排行榜”研制者在內，大家恪守的也是這個原則。我們當初研究制作我國第一個大學排行榜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們不過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大學排序向社會公眾提供一個“觀察和評論”中國大學狀況的新的方法和視角而已。 </p&g

31、t;<p>　　大學排行榜本質上說是一個宏觀指標系統(tǒng)，換言之，樣本越大，其評價的結果也就越可靠越可比。反之，其可靠性可比性會急劇下降，甚至不僅是可靠性可比性高低的問題而是適得其反的大問題。因此，有關大學排行榜改進方向應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大樣本的宏觀層面上，而不宜在大學各級各類基礎個案層面及求全求細的方向上耗費智力與功夫。如果一味朝著評價的指標和要求太繁瑣、太復雜的方向走，如果只知道一味地應用與擴大效果而不探究其中的原理，那

32、么這樣的大學排行榜必定會走向反面。可以預料，當代正處在高等教育走向后大眾化、后普及化的偉大時代，也一定會誕生與以往相較全新而又更切合實際更受市場歡迎的大學排行指標體系。 </p><p>　　這是因為，今天世界正處在一個擁有20000余所大學的高等教育鼎盛時代。自上個世紀下半葉后期開始，世界高等教育出現(xiàn)了走到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的明顯跡象，其主要標志就是在這20000所大學出現(xiàn)了“1：99現(xiàn)象”。這就是研究型大學只占

33、其中的1%弱，其余99%則均非研究型大學，或許可用“職業(yè)培訓站”來表征之。對大學排行來說，也必須依此“1：99現(xiàn)象”作相應的分類和調整，即1%研究型大學，以學術排名為主，主要采用科學計量學指標；99%非研究型大學，則以教育教學和學生學習就業(yè)狀況排名為主，主要采用教育計量學和經(jīng)濟計量學指標。 </p><p>　　只要科學在人類的生活和工作中不可離開須臾，只要選擇在人類的生活和工作中不可離開須臾，那么，大學排行榜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