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理性轉向中的法律規(guī)范性研究.pdf

1、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知識界在“語言學的轉向”之后，迎來了“實踐理性的轉向”。這一轉向有著深刻的歷史實踐的背景。無論是倫理哲學、政治哲學還是法哲學，都開始在實踐理性的論域中重新探究人的問題，價值的問題。就當下知識界的論述而言，在實踐理性的論域中，政治哲學、法哲學內(nèi)部能明顯看到倫理哲學中的新自然主義實在論與新康德主義之爭在各自論域中的影響。實踐轉向的影響就在于，各學科紛紛以“規(guī)范性”為關鍵詞來展開對傳統(tǒng)基本命題的論述。近十年來，“法律

2、規(guī)范性”命題的興起，是實踐轉向在法哲學中的具體體現(xiàn)。
　　實踐理性、行動理由與規(guī)范性，這三個概念之間存在著概念上的必然關聯(lián)。對規(guī)范性進行闡釋，就是借由對行動理由的說明來為實踐理性進行辯護。在對規(guī)范性的闡釋之中，“理由優(yōu)先的路徑”為學界所廣泛采納，主要的爭議在內(nèi)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之間展開。針對立基于“行動的有利性”論證行動理由與規(guī)范性，科斯嘉德發(fā)展出一套建構主義的理論，為新康德主義進行辯護，并在法實證主義之外，為強有力地論述法律規(guī)范性

3、的模型保留了一種可能。
　　面對本質上與價值相關的“法律規(guī)范性”命題，法實證主義陣營從奧斯丁到哈特再到拉茲、夏皮羅、馬默，一步步艱難而又謹慎地調(diào)整論述的架構，作出了一系列越來越精當?shù)恼撌觯粩嗤七M著對法律的性質的理解。在這一追問“法律的規(guī)范性”的脈絡之中，法實證主義內(nèi)部也存在著兩次更為具體的轉向。一次是哈特所引領的，與早期法實證主義從主權者、政府權威的視角去研究實證法，強調(diào)實證法威脅、制裁、強制、服從的特征不同，哈特側重于闡釋法律

4、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發(fā)揮作用的方式。他將原先從上而下的垂直型研究轉換成了從左至右的水平型研究，這種轉換，使得法律不再是政府權威單方面的主張，法律開始經(jīng)由民眾的視角加以詮釋和理解，法律不再是懸掛在民眾生活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法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法律以生活實踐的構成為前提。也正是這一點，筆者以為，構成了法實證主義對自然法學派的真正沖擊，自哈特之后，法實證主義論述的氣質和生命力都煥然得以提升。
　　法實證主義的第二次轉向，由拉茲

5、所領導。哈特對接受采取的是一個中性的態(tài)度，即是一個并不主張正當性權威的接受，而拉茲的法哲學，主張法官的卻是一個強接受，這一接受是要求接受法律自身的道德正當性。拉茲由此開始了一條與哈特不太一樣的路線。隨著法律主張正當性權威而來的，是對法律提供的行動理由性質的不同理解。與其他的正當性實踐權威一樣，法律必然聲稱提供了公民和法官特定種類的控制他們行為的理由，這些理由聲稱取代和排除了一個理性的、道德的主體在沒有法律的情況會考量的理由。盡管拉茲并不

6、認為我們有關法律的概念預設了法律必須事實上擁有正當性權威（法律只是主張），盡管拉茲并不相信公民甚至有一個將法律視為排他性理由的初步義務，但拉茲與哈特的重要區(qū)別就在于，哈特滿足于將法哲學定位于對法律實踐中法律角色（如法官）的義務的研究，他并沒有進而去研究這些角色身負的考量如何進入了一個理性主體對他應當做什么的統(tǒng)籌計算之中，正是這一點，拉茲從根本上不同于哈特，拉茲堅定地進行了大量的有關人們應當如何行為，應當做什么的道德和法律理論思考。換言之

7、，拉茲在哈特之后，轉而在法實證主義的陣營內(nèi)部，開始研究真正的（道德的）義務的問題，這不可不說是法實證主義脈絡當中又一次意義非常重大的轉變。特別是，拉茲新近提出的“聯(lián)結命題”對法律規(guī)范性的內(nèi)涵解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工具。夏皮羅的規(guī)劃理論乃至馬默的慣習理論都可視為在這一轉向之后對這一轉向的具體探索和展開。
　　法實證主義對“法律規(guī)范性”的探索，以及在這一探索過程之中的兩次轉向，揭示出了一些規(guī)律性的發(fā)展變化。在當今的政治實踐及其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