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保險法上的不實告知.pdf

1、告知義務是保險法上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一項重要義務，是保險業(yè)穩(wěn)健運行的基礎?，F在學者對告知義務的作為義務的進行了較多的論述，但對告知義務的不作為義務——不違反如實告知的義務鮮有涉及。本文將圍繞著違反如實告知的行為即不實告知行為展開分析，對不實告知的表現形式、判斷標準進行闡述，并著重探討不同程度的不實告知導致的不同法律后果，為保險立法和司法處理違反告知義務的情況提供理論支持。 正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保險法上告知義務的起源、

2、基本內容及特殊性，第二部分論述保險法上告知義務的理論基礎，這兩部分主要為后面不實告知的論述作鋪墊。保險法上的告知義務起源于早期的海上保險，受當時科技水平的限制，保險人不可能對遠在重洋的保險標的進行風險狀況調查，而投保人作為保險標的的所有權人，推定其比保險人更為了解保險標的風險狀況，由此在早期的海上保險中形成投保人向保險人告知保險標的風險狀況的慣例。1766年Mansfield大法官在Carter v.Boehm一案的判決中肯定了投保人的

3、告知義務，成為告知義務立法的一個里程碑，此后在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的帶動下，各國保險法都將告知義務作為一項重要制度加以規(guī)定。保險法上的告知義務要求告知義務人根據“最大誠信原則”和“重要性原則”將已知和應知的保險標的風險信息如實告知保險人，這與一般合同只要求當事人不為虛假告知完全不同。保險法如此規(guī)定告知義務主要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慮，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保險標的風險信息的廉價提供者，由其向保險人提供風險信息比保險人自己調查更能降低

4、合同簽訂成本，而成本的降低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投保，這對靠“大數法則”運行的保險業(yè)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告知義務的司法基礎是解決訴訟時效等司法問題的前提，國外對此研究不斷，先后提出默示條款理論、先合同義務理論、衡平法的公平原則做為告知義務的司法基礎，現在多數學者傾向信義義務為其司法基礎。 第三部分具體分析不實告知的危害、表現及判斷標準。不實告知是指告知義務人違反告知義務，未將真實的保險標的風險信息如實告知保險人的行為，這種行為會影響保

5、險人對保險標的的風險狀況的正確評估，導致收取的保費與承擔的實際風險不符，危及保險的正常運營。不實告知包括告知錯誤和風險信息錯誤兩種情況，誤導和不告知兩種表現形式。雖然誤導和不告知在法律后果上的趨同，導致兩者界限的模糊，但是兩者的判斷方法完全不同。誤導主要是通過確定“與事實不相符”的標準來判斷，而不告知則主要是通過確定“應告知范圍”和“不用告知的范圍”來判斷。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點，分析不實告知的法律后果。不實告知按保險利益標準可

6、分為根本錯誤的不實告知和非根本錯誤的不實告知，保險利益的告知錯誤是根本錯誤告知，而非保險利益的告知錯誤是非根本錯誤告知。與一般合同法的根本錯誤導致合同可撤銷或可變更不同，保險法的根本錯誤告知導致保險合同的確定、絕對、自始無效，這一點比一般合同法對錯誤的處理要嚴厲得多。非根本錯誤的告知導致保險合同的可撤銷或可變更，其中撤銷合同是主要的處理方法，變更合同一般只是作為替代手段出現。 撤銷合同是不實告知導致的主要法律后果，筆者在第四部分

7、中從保險人撤銷權的名稱爭辯、與民法撤銷權的關系、導致撤銷權后果的不實告知的判斷標準、可導致撤銷權后果的承諾和看法、代理人欺詐導致保險合同被撤銷等方面．對其進行了重點分析。各國保險的相關法律對于投保方違反告知義務，保險人應享有的是撤銷權還是解除權有兩種立法模式：一是分離模式，即保險立法中，賦予保險人撤銷權來終結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而欠缺有效性的合同，賦予保險人解除權來終結有效成立的保險合同；二是混合模式，即保險立法中，只賦予保險人解除權終結

8、保險合同，而無論合同是欠缺有效性還是有效成立。從各國保險法和合同法的總體考量，合同法中對撤銷權和解除權分開規(guī)定的國家在其保險法中必然也是對兩權做出了明確區(qū)分，但是合同法中沒有撤銷權、只有解除權規(guī)定的國家在其保險法中也只采用了解除權的概念，因此，從作為特別法的保險合同法應與其上位法合同法保持一致來講，兩種模式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我國99年《合同法》引進了撤銷權的概念，因此建議遵循一般法理，將保險人終結違反告知義務的合同的權利由解除權改為撤

9、銷權。 在保險人的撤銷權和民法上撤銷權的關系上，筆者認為保險人的撤銷權和民法上撤銷權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但是介于保險撤銷權在保護投保人、被保險人利益的特殊作用，建議在不能用保險人撤銷權撤銷保險合同的時候，亦不能用民法上撤銷權來撤銷合同。 不實告知并非都會引起撤銷權的行使，只有具有嚴重性的不實告知才能引起撤銷權的行使。這個嚴重性的標準可從告知內容的客觀重要性和告知義務人的主觀心態(tài)兩方面考察。對重要性判斷標準的選擇在保險立法

10、中一直是個爭論不斷的話題：從判斷的角度看，現在有保險人標準和被保險人標準兩種，但立法中主要是采用保險人標準，被保險人標準只是作為補充；從判斷的程度來看，根據影響合同訂立的程度不同分為四種，即影響合同的訂立、影響合同的條款、可能影響合同的訂立、影響保險人的風險，這四種標準，重要程度依次降低，資料對合同的影響度依次減弱；從與損失的關聯(lián)度看，多數國家并不要求可作為撤銷原因的重要性資料與已經發(fā)生的損失存在因果聯(lián)系，但是美國一些州的法律要求在誤導

11、的事實成為抗辯理由之前必須實際的造成了損失，在損失發(fā)生之前，保險人不能基于誤導而撤銷保單?，F代保險業(yè)運作的方式決定了告知義務人在締約交涉能力、信息資源、合同簽訂方式上較之保險人處于弱勢地位，因此，國外保險法加強了對告知義務人的保護，表現在重要性標準的選擇上就是逐漸采用了有利于告知義務人的判斷標準。 在告知義務人的主觀心態(tài)上，除了英國規(guī)定保險人撤銷權的行使不考慮不實告知人的主觀態(tài)度外，其他國家一般都對不實告知人的主觀態(tài)度有所要求，

12、有的規(guī)定只有告知義務人帶有欺詐目的做出的不實告知才可導致撤銷后果，而有的規(guī)定告知義務人因欺詐和疏忽大意做出的不實告知都可導致合同的撤銷。這種從不實告知人主觀態(tài)度是否具有可責性來決定保險人能否行使撤銷權與民法“善意者無罪”的理念相符。但由于保險業(yè)是個公共性很強的行業(yè)，向同一保險人投保的告知義務人所交納的保費集合在一起形成保險基金，告知義務人在同一保險基金下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若僅僅因為個別告知義務人善意的不實告知而導致保險人降低了保險標的

13、風險狀況的估計，以至投保人所交的保費低于按照實際風險狀況應交的保費，這對于其他足額交納保費的告知義務人是不公平的，這種情況的增多還會危及保險基金的穩(wěn)定，影響保險業(yè)的正常運行。 因此，筆者建議保險人能否行使撤銷權，除了考慮告知義務人的主觀態(tài)度外，還可以從少交的保費是否超過保險人的利潤來考慮。保費由純保險費和附加保險費兩部分構成，純保費事關其他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利益，具有公共性，而附加保費中的利潤是保險人私盈性的要求，根據收益風險一

14、致的原則，對于非欺詐的不實告知導致的保費減少在保險人利潤范圍之內，保險人不能行使撤銷權。投保方對保險標的的承諾、看法也會影響到保險人對風險的判斷，筆者認為一項承諾只要對保險人是否承保和承保條件產生了影響，該承諾就可以做為保險人撤銷權行使的理由；而看法在保險中，只有在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投保方的看法與其掌握的確切資料的合理推論相悖時，才能成為撤銷合同的理由。 代理人是保險人對投保人、被保險人開展業(yè)務的中介，代理人受利益的驅使存在欺詐保

15、險人和告知義務人的可能性。對于存在代理人欺詐時，保險人能否行使撤銷權，國外對于告知義務人知情的代理人欺詐可導致保險人撤銷權的行使不存在任何爭議，但對于保險人是否能因為告知義務人不知情的代理人欺詐撤銷保險合同有兩種觀點：一是否定論，即根據表現代理理論，保險人不能撤銷合同，二是肯定論，即保險代理人在填寫保單時是作為告知義務人的代理人，告知義務人應為代理人的欺詐行為承擔責任。筆者基本贊同根據表現代理理論不許保險人撤銷保險合同，但是在代理人欺詐

16、告知義務人的時候，也應充分考慮保單在聯(lián)系保險人和告知義務人中的作用。建議將代理人對告知義務人的欺詐分為顯性欺詐和隱形欺詐：代理人對保單條款明示的事項進行夸大或虛假告知，是為顯性欺詐；代理人對保單條款之外的內容虛假告知則為隱形欺詐。在顯性欺詐中，告知義務人疏忽保單條款而讓代理人的欺詐成功，以至做出不合適宜的告知，其應自行承擔不利后果，保險人可以據此撤銷合同；而在隱形欺詐中，告知義務人相信保險代理人的說明而做出不實告知，根據表現代理理論，保

17、險人不得撤銷合同。 針對嚴重的不實告知，保險人除了撤銷保險合同外，還可以通過合意變更的方式變更保險合同，使承保條件與實際風險狀況相符。 論文的第五部結合我國保險業(yè)的實際情況，對我國保險法有關不實告知的現行立法進行分析，指出相關缺陷，提出完善建議。我國現行《保險法》的相關缺陷有三：第一，保險法賦予保險人解除權來終結存在不實告知的合同，這與我國現行《合同法》的概念體系相沖突；第二，沒有將既能從保險合同中獲得利益，又掌握著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