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190年代中國文學話語的八大特征提要“90年代”這一語匯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更是一種時代風尚、潮流、趨勢等諸種特征的總匯。90年代中國文學話語的特征是1話語格局的多樣化2語境的碎片化3話語關系的演變,即作者寫作與讀者閱讀的關系,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訓誡、鼓勵讀者為己任4批評的尷尬,它難以使作者滿意又對讀者有教益5文學的圖像化追求6政治話語支配轉為商業(yè)話語的滲入7深度美學轉為“鏡式”美學8失語狀態(tài)下的話語,即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有時就真的有不知道自己應怎樣言說才好的感覺。這種即時性的審視可能給未來幾年的文學發(fā)展作出積極的貢獻。“90年代”這一語匯對于我們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更是一種時代風尚、潮流、趨勢等等的概念,可以說,它是上述諸種時代特征的總匯。當80年代的時代快車駛過時,人們一方面會對新的種種變化感到驚詫,另一方面卻也可以從“改革”、“開放”,乃至70年代末延續(xù)下來的“撥亂反正”的話語中,找到諸種變化的內在脈搏。而在當今,其實90年代才剛剛經歷半程,按通常的以10年作為一個年代的慣常理解來說,它才只是“半個”年代,可就是在這較短時段內的變化卻使我們有時有耳暈目眩之感,這有些象崔健一首歌中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太快”基于這一狀況,論者擬從當今中國文學中的現(xiàn)狀來分析、指出它的一些趨勢。這并不是表明論者自命為獨具慧眼,而是感到由于自己無法直接面對錯綜復雜的文學的現(xiàn)象世界,只好找一些“眼鏡”,由這些“眼鏡”來過濾掉讓人眼花繚亂的東西,再使論者欲圖認識的對象顯得醒目。冀望不高,庶幾可以差強人意。以下,可從八個方面來論析。一、話語格局的多樣化文學話語的格局,在90年代以前的中國當代文壇基本上是雙向的,至少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是如此。遠的不說,只從70和80年代來看,“四人幫”壟斷文壇霸權時,是以所謂的文藝上的路線斗爭來劃線的,搞的是什么樣板戲、“三突出”一類,文學話語就是幫內話語與幫外話語之爭。應該承認,樣板戲一類作品大多也是廣大文藝工作者勞作的產物,并不能全算到四人幫的頭上,但毋庸諱言,這些作品也大多是染上了極左色彩的。這一狀況使得文學遠離了文學審美的正軌。如果說四人幫是以他們的“幫性”來將文學作了二元格局的劃分,那么反對、批判四人幫的文學也是在這種格局中運作。震驚中外的天安門詩抄,就是自覺地以詩歌作為批判、鞭撻“四人幫”的工具。而在粉碎四人幫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創(chuàng)作潮流,也是在“逆”過去潮流的思路上運作,雙向演進的模式沒有變化,只是其中的強勢話語由四人幫的轉為批判四人幫的。80年代以后的文學,已不再是單純固著在四人幫這一議題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發(fā)展自身的問題被更多觸及,實際上70年代末已有了變化的征兆。所謂“朦朧詩”的出現(xiàn)及其所引發(fā)的爭論,已經突破了以前單純的從現(xiàn)實政治狀況來研討文學的藩籬。稍3位”的價值座標來衡量,無論單位或個人,都有全國統(tǒng)一的可以換算的行政級別,其話語的權威性也大體與此呈現(xiàn)為正向關系。而在90年代后,一些個人或法人單位可能并沒有多大的行政職別,但由于其經濟上有活力,有著享受的政策優(yōu)惠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收益,于是在舊的官本位并未全面失效的情形下,“金本位”也開始有了份量。在過去體制下,一個科長、一個處長,顯然比普通職員的地位高,但在金本位也加入到社會中后,一個“三資”企業(yè)的基層員工由于收入高于許多企業(yè)的科長、處長,他就至少可以在消費行為中體現(xiàn)出他不遜于后者的地位。一個“個體戶”,他沒有行政職別,但這也并不妨礙它在社會上享有一些聲譽。在單一官本位的體制下,整個社會是以“官”作為砝碼,而現(xiàn)在由于有金本位的滲入,于是話語的語境狀況也就有了不同。語境的碎片化可以作這樣一個描述。在以前“革命文藝”時期,文藝作品是高度政治化的,甚至人物出場的狀態(tài)、口吻等,都與政治考慮有關而到90年代回歸的“紅太陽”系列音樂磁帶中,磁帶灌制加上了搖滾風格的處理,使之通俗化。而在喜愛該類歌曲的人中,有些人是借此回憶以前青春時光,有些人是以過去“大鍋飯”作為對當今“優(yōu)化組合”、“帶頭致富”之類的揶揄,還有些人只是單純地對該類曲調的青睞。在他們喜愛某磁帶時,其喜愛的動機是各不相同,與以前的政治主題相距較遠了。文學語境的支離破碎,在售書場合可見得很明晰。同樣是經銷書籍,各大型的新華書店和專業(yè)化的科學書店、外文書店、古籍書店等,是銷售有品位的圖書至于街頭的小書亭、書攤,則應是銷售不上檔次的暢銷書。這種分流的格局在80年代是大體適用的。但到了90年代后,各種大型的和專門性的書店,也普遍經銷了商戰(zhàn)謀略、炒股、乃至情書大全一類沒有檔次但可能有銷量的書而在書攤上也可以擺上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者的代表作,中國的老子、朱子乃至現(xiàn)代的胡適、周作人等的作品,它們有檔次而且旺銷。這一變化原因在于,以前的書店是事業(yè)型的,其書籍銷售工作是作為文教政策的貫徹,而書攤攤主則是考慮利潤。而在當今,書店的工作轉到了企業(yè)化的投入/產出的運作軌道上,它就必須關注大眾的購書趨向,有時甚至是迎合該種趨向。而書攤的情形是,由于書店經營的變化,也由于一部分人開始注意到把購書作為智力投資,因此那些名著或名家之作逐漸在銷量上提高另外,近幾年的圖書連年大幅漲價,購得那種不會幾年后就過時的名著有保值的功能,也有在居室裝修已普遍化的情形下,好書也可以使得居室主人似乎頗有品位的裝飾效果。這樣的狀況,就使得本來是知識圣殿的書店也降格到一般商店,而書攤卻又升格到與一般貨攤不同的檔次上。這里,書店與書攤都在經銷書籍,它有一種書本話語的語境,語境狀況顯得破碎了。三、話語關系的演變文學的話語關系,簡單地說即寫與讀的關系,或者說是作者寫作與讀者閱讀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典型的,也是基本的模式,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訓誡、鼓勵讀者為己任。這一條件的存在與作為書寫物的文學話語的狀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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