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中等社會”一個歷史用語的考查【畢業(yè)論文】

1、<p>　　本科畢業(yè)論文(設計)</p><p>　題 目：清末十年“中等社會”一個歷史用語的考查</p><p>　學 院：</p><p>　學生姓名：</p><p>　專 業(yè)：歷史學</p><p>　班 級：</p><p>　指導教師：</p&

2、gt;<p>　起止日期：</p><p>　　清末十年“中等社會”一個歷史用語的考查</p><p>　　[摘 要]清末十年，中國社會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在這種形勢下，許多仁人志士都在為建立一個民族國家而奮斗不息，“中等社會”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發(fā)展起來的。1902年梁啟超首先提出要建立“中等社會”，并自認為自己屬于“中等社會”，從此“中等社會”一詞普遍流行，廣泛見于各

3、大主要報刊。本文就“中等社會”一詞的產生的時間，以及“中等社會”思想的源流做一下合理的推測，對“中等社會”的構想，“中等社會”的歷史作用與發(fā)展狀況做一下總結。</p><p>　　[關鍵詞]中等社會；梁啟超；構想；</p><p>　　ten years of qing dynasty "medium society" a history of language exa

4、mination</p><p>　　Abstract：In the decad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society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this situation,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in the endless struggle for the establis

5、hment of a nation-state, "middle community" is developed in this situation up. Liang first proposed in 1902 to establish a "middle-society", and considered himself a "moderate society," Sinc

6、e then, the term "middle community" generally popular, widely seen in major newspapers. In this paper, the time the term </p><p>　　Key words：medium society;Liang Qichao;conception</p><p&

7、gt;　　“過去的已過去，將來的未到來”的時刻，是社會內部發(fā)生變化最劇烈的時刻。清末十年，“中等社會” 這一詞語的概念廣見于社會主要報刊，趨新人士和激進人士對其進行了著力的論說，“中等社會”一詞的出現具有過渡時代特定的社會動因，反映了以個人主體性為主導的“圈”和以層級結構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層”的偏移與轉化，“中等社會”一詞雖然是內部結構復雜的社會實體，但卻具有相對一致的民族國家觀念，它的出現與發(fā)展成為引導近代中國政治歷史發(fā)展，對于建立一

8、個民族國家起到了主導性力量。</p><p>　　一、“中等社會”一詞的產生</p><p>　　根據資料查詢，“中等社會”一詞的產生是在20世紀初，明確來說，在1902年以前，從翻閱的資料中都未看到有關“中等社會”的論述，“中等社會”好像一下子就產生了，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中等社會”這一概念最早見出現在1902年《新民叢報》刊登的梁啟超的《新民說》的論述之中：“大抵分利之人，多出于上等

9、社會、中等社會，而下等社會之人殆稀。蓋惟挾持強權者，乃得取他人所生之利而坐分之也”。［1］這句話論述了中國人生利和分利的的比例，同時也標志著“中等社會”一詞在中國的開始流行的前兆。</p><p>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學者，他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他退出政治舞臺后，他并沒有放棄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從他的著作中，我們會發(fā)現梁啟超前后救國思想的轉變，梁啟超的恩師康有為

10、曾在《新民叢報》上公開表示：“公理未明，舊俗俱在，民智未開”，之后便引起了一場大論戰(zhàn)，章炳麟在《蘇報》上發(fā)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公開反對康有為?；视^點，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而梁啟超在1905前也一直強調普遍開民智，并且主張實行議會政治，而從 1905 年起，他的思想觀念發(fā)生重大變化，他將中國社會分為上、中、下三層，他也不再疑慮下等社會人民程度的不足，而是把 “中等社會”視為救國的主導，“中等社會

11、”的任務就是提攜下等社會，破壞上等社會，因而他大力推動議會政治。梁啟超前后思想的轉變，其實也不難理解，關鍵是什么原因使他的思想發(fā)生轉變，從1903年開始，國外的一些報刊上開始普遍使用“中等社會”的概念，并迅速傳播到國內的學生和新知識界，成為政治啟蒙與政治動員的重要概念。而20世紀以前，中國民眾與新知識界的社會運動基本處于分離狀態(tài)，而在1903年</p><p>　　“中等社會”的產生不僅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結

12、構、階級結構的裂變與改組，而且反映了歐風美雨的侵染下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變化，它是先進的中國人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一次偉大壯舉。</p><p>　　二、“中等社會”的思想源流</p><p>　　“中等社會”的思想起源在我國史學界有多種說法，一些學者認為它源于日本，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它源于歐美，但是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它源于外國學說與本土文化的融合。</p><p&

13、gt;　　“中等社會”的思想起源，較早可以追溯日本明治維新，其發(fā)源很可能還在明治日本的思想學術變動時期。作為一個理論性的概念，“中等社會”一詞的運用無疑受到日本思想學說的影響，尤其是在1902至1903年間國人大力翻譯和引進日本政治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密不可分。中日文化交流自古就很頻繁，留學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早在唐朝時期，日本還是中國的附屬國，日本向中國派了大批留學生，使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飄洋至日，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發(fā)生了深

14、遠的影響；二十世紀初年，隨著日本國力的強大，特別是甲午中日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中日本的勝利，清政府為鞏固自己的腐朽統治，于是派遣留學生去日本，兩萬多留日學生則從日本引進了許多西方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直接影響著中國近代政治變革和思想演變。而當時的留日學生中革命派自稱代表“中等社會”，只是我們難以從現有資料和研究中仔細梳理出明治日本思想學術界關于這一理論的翻譯和介紹，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獲得和傳播有關的知識等等詳情，但是不可否認，當時的革命派的確

15、是受到了日本學術思想的影響，革命派中有一大部分都曾留學日本，并對中國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由革命派組成的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p><p>　　同盟會前期重要人物分析</p><p>　　本表轉引自金安平：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知識分子與政黨政治，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6頁</p><p>　　從圖

16、表可以看出：同盟會成立早起的骨干成員大都是留日學生，他們是“中等社會”的首要倡導者，留日學生在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貢獻，構成了清末留日學生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p><p>　　留日學生引進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手段是譯書，早在在1897年以前，雖也有一些日本書在中國流行，但是主要是由日本學者譯的，如《日本外史》、《萬國史記》、《 翻譯米利堅志》等。1897年羅振玉等人以《農學報》雜志為陣地，決心向日本學習治國之

17、道，尋求救國良方，開始組織人力大力翻譯日本書籍，因此譯書救國就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擺在了一代青年人的面前。于是在留日學生中出現了譯書熱潮，誠如梁啟超所言：“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漏。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書之業(yè)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則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有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p>

18、［2］</p><p>　　“中等社會”的思想起源的另一種說法，它起源于歐美。1840年以來，船堅利炮、聲光化電、西藝西政曾依次成為中國人概括外來之物的用語。這個次序反應了認識的逐層深化，但在這些稱謂里，外來之物的仍然是具體之物。而“歐風美雨”并不一一而只言其物，在一片風雨之勢中，來自異域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急速地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人們在目不暇接中無法歷歷而數之，從容而明知了。產生于20世紀初的

19、“中等社會”這個新詞，也就理所當然了，在這個時期，“歐風美雨”對中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1903年，張繼熙人在《湖北學生界》作《敘論》，說：“西人之學，由虛而漸趨于實。歐洲中世紀以前宗教家以其憑空構造之謬論，風靡一時，其腐敗寧有愈于吾之今日。乃哥白尼之天文學出，而學界一變；培根唱格物之說，而學界一變；笛卡爾唱窮理之說，而學界又之一變。迨之今日，科學大盛，而宗教幾乎息矣。且其實學之階級猶有可證者，唯物主義倡則唯心主義微，天然之哲學進而為規(guī)范

20、之哲學，人道學派進而成為實科學派?！保?］這段話雖然所論僅及皮毛，但它勾畫西方近代哲學思想衍變的扼要輪廓，卻大體是不錯的。1902年16歲的柳亞子讀“盧梭的《民約論》唱天賦</p><p>　　馬克思哲學關于對立統一規(guī)律告訴我們：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外來學說要想影響國人的思想觀念，重要的是必須具備內在的土壤條件。后者不僅決定對形形色色的外來學說進行取舍，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加工改造甚至有所獨創(chuàng)。上流社會、下流社

21、會之類的概念，在中國固有的觀念世界中，已經成為習俗。如“其位于社會之上流者，曰君，曰孤，曰卿尹，其位于社會之下流者，曰士庶，等級遞差，名義糾錯”。［8］戊戌以后趨新人士的觀念演進和革新救亡運動的實際發(fā)展，成為人們認識進化的重要依據?！爸械壬鐣钡乃枷刖烤故遣皇鞘芡鈦韺W說輸入的影響，這是個有待商榷的地方，在清末大變動時期，許多的社會政治思想開始流入亟待拯救的中國，這是事實，社會現實問題的實踐需求更多的符合國情的政治學說來挽救中國，拒俄運動

22、對“中等社會”思想的出現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思想家就將官與民劃分為兩大陣營，提出普遍開民智，希望通過開民智來轉變國民思想，在變法失敗之后，他們認識到單純指望朝廷政府，難以實現救亡圖存、變革振興大業(yè)。政變的失敗迫使他們放棄對上層社會的幻想，重新將目光放到民眾的身上。他發(fā)表于1901年6月的《過渡時代論》，“認為今日之中國，</p><p>　　當時歐洲社會學有關社會分層理論的發(fā)展，使先進的中國人接觸

23、到社會等級制的區(qū)分，社會成員并不是平等的，他們是不平等的，在社會成員內部有不同的等級，等級之間是不可逾越的。如《開智錄》第4期刊載鄭貫一翻譯的《人民論》，就指出埃及人民分為僧徒、軍人和下等社會三個等級，“第三等之人，雖有如何才力，如何勤勉，斷不能進而入上等社會”。［10］這些論述都對“中等社會”思想的完善起到了很重要的影響。</p><p>　　三、“中等社會”的構成</p><p>　　

24、就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而言，“中等社會”相當于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11］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屬于“中等社會”，但是出現于20世紀初年的“中等社會”又不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同義詞。按照楊篤生關于“中等社會”界定的說法，我們可以梳理一下“中等社會”的諸種構造成分。</p><p>　?。ㄒ唬白跃佑谑款愓摺?。在傳統小農社會中，民概分為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為四民之首。學而優(yōu)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

25、天下，使他們恪守的政治信仰，所謂“士而仕，猶農之耕也”。士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取得“功名”這一特殊身份，但是由于士進入政治行政系統并不占多數，因為取得“功名”本身并不意味著取得了官職。即使這部分人未取得官職，但是由于鄉(xiāng)村事務繁多，他們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較色。一般來說，他們在職的話，是官；不在職的，是紳。然而士與士之間也是有差別的，這是一類相當龐大的階層，據張仲禮估算，19世紀最后25年，這一部分士類大約有91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0.24％

26、.。［12］按照楊篤生的論述，“所謂自居于士類者”，自然包括這一部分。他們不屬于新時代的“智識階級”，大多也不具有多少新質、新知，但他們又被“新士類”歸人“中等社會”。這一事實表明新舊嬗替之初，界線尚屬模糊，不易判然兩分。因此，盡管學生已經萌生了某種將自身與社會其他階層區(qū)隔開來的自覺意識，但他們此時依然認同傳統知識階層中“士”作為讀書人的形象，并以士類自居。</p><p>　　“自居于士類者”的另一部分，是19

27、世紀末各種新式學堂所培養(yǎng)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包括為數不少的留學生，以及由接受新知的士子童生所轉化而來的知識人。這部分人當是楊篤生潛意識里的主要訴求對象，即其所稱之“諸君”。他們年齡皆在二三十歲之間，大多“無科舉，無官階，聲名未顯著”，但“人人皆能言政治公理”。［13］ 同科舉制度下產生的八股士類相比,這類人已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思潮、新學理的洗禮，是當時中國知識階層中一個新的類型。他們突破了“經史子集”的規(guī)范性知識框架，不再是“舍帖括八

28、股書畫之外更無其他學問”的傳統儒生。他們有新的知識結構與知識內涵（比方說聲、光、化、電，法政、經濟等專門之學）、新的價值觀念（民主、平等、自由、革命、共和，盡管還只是一知半解）、新的人生理想（事業(yè)格式已經沖破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藩籬，人生第一目標不再限于出仕）、新的行為選擇與人生軌跡（突破了科舉時代讀書應舉的“耕讀”模式）。在救亡圖存的目標下他們開始了新的追求。1903年 1月，《 湖北學生界》 的創(chuàng)刊便極具象征意義，從該雜志的內容看，“

29、學生”顯然已不是傳統科舉時代生員的謙稱，而是一個獨立的、有自覺意識的社會群體。特別是李</p><p>　?。ǘ俺鋈胗谏膛c士之間者”。從19世紀中葉起隨著西方經濟的沖擊，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傾力呼吁“商戰(zhàn)”，隨之出現了三種新的情況：其一舊式商業(yè)向近代工商業(yè)轉化，其二，舊式士類滲入了工商業(yè)，其三是新式知識分子投身工商業(yè)，上述三類人物都是以工商為業(yè)，但又不同程度地出入“商與士之間”。他們的利益與新的經濟方式連在一起

30、，并在經營實業(yè)的過程中逐步向近代人轉變，但是他們一部分人有保留著傳統的痕跡。1904年商部頒布《商會簡明章程》之后，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紛紛設立商會，到1911年，除川粵桂黔湘等省沒有統計數字外，各省市共設總商會34個，商會616個。［15］它的大量出現反映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fā)展，同時也體現了工商業(yè)資本家群體意識的形成。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工商業(yè)資本家在抵制洋貨、收回利權、立憲運動等眾多社會事務中日益顯示出自身的實力和存在價值，

31、奠定了民主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p><p>　?。ㄈ俺鋈胗诜叫g技擊與士類之間者”。這里所說的方術技擊者，泛指用一技之長取得較為富裕生活的人們。例如，書畫家，建筑師以及其他種種自由職業(yè)者。</p><p>　　對于“中等社會”內部構造的分析說明，“中等社會”是一個反映特定歷史內容的的復雜的社會實體，“中等社會“的復雜的構造并不是個別人物的產物，歸根到底他是源于中國近代社會，是近代社會

32、新舊兩種因素互相交織糾纏而又矛盾沖突的產物。</p><p>　　四、“中等社會”一詞流行的背后</p><p>　　上面我們講的是“中等社會”一詞在1902年之后，普遍見于中國社會主要報刊。那么我們接下來就論述一下，“中等社會”為什么如此流行？我認為這還是源于人們對它的合理的構想。</p><p>　　“中等社會”是介于“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之間者，他不僅與“

33、上等社會”和“下等社會”不同，而且肩負的任務也是雙重的，即“聯合下等社會推翻上等社會”。1904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指出：“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钡窃谖覈鴼v史上從未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國歷史上只有“上等和下等社會革命”，卻不曾見“中等社會之革命”。［16］與梁啟超立憲?；柿龀植煌捶ǖ亩覂A向革命的“學生”亦持同樣的看法，認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

34、者，就是因為他們的革命是由‘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17］所以以“中等社會”自居的革命學生為中國革命做出構想，即“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才有希望成功”。［18］</p><p>　　那么上等社會究竟如何呢？按照新知識階層的論述，“上等社會”是代表既得利益的統治階級，包括政府諸公、州縣官吏、鴻儒碩彥等。他們認為上述人等“挾持政柄”，大體上皆是“

35、頑鈍腐敗之魁杰”，“出道而呵，人朗而趨，氣焰熏熏”，并指責“彼輩除考據詞章以外無學問，除奔競鉆營以外無閱歷，除外無識見”，再加上“數十年陶榕于宦海，養(yǎng)成一種柔滑狡檜、麻木不知痛癢之性質，治內專務壓制，對外只知唯諾，任列強弄之股掌之上”。［19］“上等社會”之人盡管位置于學生之上，但這部分人卻既無新的學識，也無應對當前未有之變局的能力。因此，以“中等社會”自居的學生，得出“上等社會”已經腐朽不堪，是他們革命的對象和敵人。</p>

36、;<p>　　“下等社會”如何呢？新知識界是這樣分析的：“下等社會之中,識字者蓋寡，廿四朝歷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壯而老大，眼中耳中腦中，未嘗經一二之感觸，愛國之心何鶴而起？且蠻野橫悍，動輒蟻聚蜂屯，戲害外人，昧公法畔端，其愚更可憫類。以與世界高攀遠玻之文明國民相競爭，如卵投石，如湯沃雪，安往而不致哉？則位里之下于學生者更無望矣”。［20］上引文字歸結起來有兩點：首先是說下等社會無知無識，然后說下等社會蠻野橫悍傾向盲目

37、排外。因此得出結論：不應該去指望“下等社會“者來與世界列強競爭。因此以“中等社會”自居的學生群體，必須肩負一項任務，那就是作為下等社會的“指向針”，去培養(yǎng)下等社會獨立自營之精神，使“下等社會”能夠在“中等社會”的提攜下推翻上等社會的腐朽統治，建立獨立民主的“中等社會”。</p><p>　　《教育界之風潮》 一書更是宣稱：“面對祖國危亡，居今日而欲圖補救，舍中等社會其誰屬哉！”又曰：“學生社會之于國家關系重且大，

38、學生社會一日不立，則新黨一日不能結，中國一日無望。”［21］通過對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的區(qū)分與建構，新興知識階層做了以下自我定位：首先明確自己介于上等社會和下等社會之間，是革命之紐帶。然后他們又自覺地認定自身比上等社會更先進，比下等社會更先覺。因此，他們自覺地把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重任肩負起來，他們認為必須走向下等社會，與下等社會為伍，用新的社會理想去經營下等社會，使他們成為革命的中堅，進行有價值的革命，有秩序的革命。于是，他們開始了與下等

39、社會的聯系，清末的許多革命都是有革命黨代表的“中等社會”和以會黨、新軍、勞動人民為主的“下等社會”聯合發(fā)動的，比如清末浙皖起義、廣州起義等等。</p><p>　　提摯與矯正，托命與替人，破壞與卵翼，在勾勒“中等社會”與上、下等社會關系的同時，點畫出“中等社會”的使命與責任。“矯正”和“破壞”有革新的意義，“提摯”和“卵翼”具有指導、啟蒙的意義。兩者相連，正好揭示了其間的內在聯系，即要“破壞上等社會”就必須“提摯

40、下等社會”，“提摯”是“破壞”之前提。［22］</p><p><b>　　結語</b></p><p>　　20世紀初年的“中等社會”開始認識到自己必須以下等社會為依托，為根據地，并自信有能力領導下等社會進行“積極之破壞”，“有秩序的革命”。盡管這種認識還是不明晰的、朦朧的，“中等社會”并沒有把下等社會發(fā)動起來，但是它卻使“中等社會”和下等社會有一定的聯系。<

41、/p><p>　　顯然，由“中等社會”領導的中國革命，已經不是劉邦、朱元璋之類的英雄事業(yè)了，它與歷史上的農民戰(zhàn)爭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國自從秦朝以來，革命者多是來源于下等社會，實際上只是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而“中等社會”的革命，是“宣布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為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23］也就是說，“中等社會”的革命目標是推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因而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品格走出了改

42、朝換代的軌轍。</p><p>　　五四以后，新的宇宙觀、人生觀一起涌來，新的一代改革者科學地認識和闡明了下層群眾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下等社會的力量得到了真正的發(fā)揮，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大眾革命，而“中等社會”領導中國革命則是一個承先啟后的環(huán)節(jié)。</p><p><b>　　注釋：</b></p><p>　　［1］梁啟超：《新民說》.《 新

43、民叢報》.1902 .11</p><p>　?。?］李喜鎖：《清末留學生與中日文化交流》.《歷史教學》.1986.(2)</p><p>　　［3］張繼熙：《敘論》.《湖北學生界》.1903. (1)</p><p>　?。?］柳亞子：《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p><p>　　［5］鄒容：《辛

44、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革命軍》第一卷下冊，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653</p><p>　?。?］寧調元：《感懷詩》.《近代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465</p><p>　　［7］唐群英：《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絕句八首》.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56</p><p>　?。?］大我：《新社會之理論》.《浙江潮》.1

45、903.(8)</p><p>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清議報》..1901.6</p><p>　　［10］鄭貫一：《人民論》.《開智錄》.1901(4)</p><p>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p><p>　?。?2］張仲禮：《中國紳士》.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杜.199

46、1.112</p><p>　　［13］梁啟超：《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03 </p><p>　?。?4］李書城：《 學生之竟爭》.《湖北學生界》.1903(2)</p><p>　?。?5］據各省商會詳表統計.見中國年鑒第1回.商務印書館.1924.3</p><p>　?。?6］梁啟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47、《新民叢報》.1904.2</p><p>　?。?7］陳天華：《陳天華集--中國革命史論》.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3</p><p>　　［19］陳天華：《陳天華集--絕命詞》.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7</p><p>　?。?0］楊篤生：《 新湖南 》.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03（2）</p><p>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