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離開北大之謎

1、<p><b>　　辜鴻銘離開北大之謎</b></p><p>　　核心提示:按照黃興濤的解釋,羅家倫寫作此信的動機,首先是激于新文化運動的所謂“大義”;其次還有他與辜鴻銘之間的個人恩怨:“著名報人張友鸞先生就曾生動地記述辜鴻銘和羅家倫之間互相‘討厭’的故事。據(jù)他說,辜鴻銘這位‘名教授’因反感羅家倫這位‘名學生’好出風頭,不好好學英文,故上課時‘十回有八回叫著羅家倫的名字,要他回答

2、’。而羅家倫呢,對于這英詩課既無興趣,英文底子又很差?！?</p><p>　　人大教授黃興濤去年有篇文章《羅家倫“上書”,辜鴻銘“下課”――一份新見北大檔案的介紹與解讀》,其中公布了北京大學檔案館的一份案卷號為BD1919031的學生來信,抬頭為“教務長英文主任先生”,信中寫道:“先生就職以來,對于功課極力整頓,學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學生對于英文門英詩一項功課,有點意見,請先生采納。學生是英文門二年級的學生,

3、上辜鴻銘先生的課已經(jīng)一年了。今將一年內(nèi)辜先生教授的成績,為先生述之……” </p><p>　　學生要辜鴻銘“下課” </p><p>　　羅家倫列舉了辜鴻銘的四項“成績”: </p><p>　　(一)每次上課,教不到十分鐘的書,甚至于一分鐘不教,次次總是鼓吹“君師主義”。每次上課都有這番話,為人人所聽得的。其余鄙俚罵人的話,更不消說了。請問這是本校所要教學生的嗎

4、?這是英詩嗎? </p><p>　　(二)上課一年,所教的詩只有六首另十幾行,課本鈔本具在,可以覆按。因為時間被他罵人罵掉了。這是本校節(jié)省學生光陰的辦法嗎? </p><p>　　(三)西洋詩在近代大放異彩,我們學英國文學的人,自然想知道一點,我們有時問他,他總大罵新詩,以為胡鬧。這是本校想我們有健全英文知識的初心嗎? </p><p>　　(四)他上課教的時候,

5、只是按字解釋,對英詩的精神,一點不說,而且說不出來?？偸钦f:這是“外國大雅”,這是“外國小雅”,這是“外國國風”,這是“外國離騷”,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類話。請問這是教英詩的正道嗎? </p><p>　　作為學生代表,羅家倫用真實姓名向校方提出教學方面的書面建議,原本是正大光明的事情。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就經(jīng)常刊登此類師生建議。然而,到了黃興濤眼里,在“至于陳大齊和胡適具體商量的處理意見如何,限于資料,暫

6、無法得知”的情況之下,卻變成了羅家倫、胡適刻意隱瞞的暗箱陰謀:“同胡適一樣,晚年的羅家倫也絲毫沒有提到他早年曾‘上書’北大校方、向辜鴻銘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檔案還在,我們今天恐怕也永遠無緣了解此事的真相了?！?</p><p>　　過度詮釋的“辜胡之爭” </p><p>　　按照黃興濤的解釋,羅家倫寫作此信的動機,首先是激于新文化運動的所謂“大義”;其次還有他與辜鴻銘之間 </

7、p><p>　　的個人恩怨:“著名報人張友鸞先生就曾生動地記述辜鴻銘和羅家倫之間互相‘討厭’的故事。據(jù)他說,辜鴻銘這位‘名教授’因反感羅家倫這位‘名學生’好出風頭,不好好學英文,故上課時‘十回有八回叫著羅家倫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羅家倫呢,對于這英詩課既無興趣,英文底子又很差?！?</p><p>　　在黃興濤看來,除了“激于‘大義’與‘私憤’的雙重沖動”之外,羅家倫“上書”校方的另外一個因素

8、,是兩名教授之間的同行“競爭”:“在北大英文門內(nèi),胡適與辜鴻銘不僅是思想上的對頭,也是教學上的競爭對手。他們都教英語文學,特別是英詩……從北大英文系的有關課程檔案來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鴻銘二、三年級的英詩課仍得以保留。不過同時我們也看到,胡適的‘近代英美詩選’課此時卻被正式列入到本學年兩個年級的選修課程當中,這無疑滿足了羅家倫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鴻銘的英詩課便不復存在。所有英國文

9、學的‘詩歌’部分,都改由胡適來上?！壳?辜鴻銘究竟何時最終離開北京大學英文系,由于沒有找到相關資料,還難以確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系的課程表上,就已經(jīng)不再有辜鴻銘的名字了。” </p><p>　　羅家倫1918年與胡適聯(lián)名發(fā)表轟動一時的易卜生戲劇《娜拉》,1919年5月杜威來華講學時又是胡適指定的筆錄人之一,充分證明他在北大學生中的成績優(yōu)異。張友鸞所說的羅家倫“對于這英詩課既無

10、興趣,英文底子又很差”,顯然是歪曲事實。假如辜鴻銘的離開北大確實是羅家倫及胡適“暗施‘狠手’”的結(jié)果,在事發(fā)后不久的1921年10月13日的日記中,胡適更應該提到的是他所參與的“暗施‘狠手’”,而不是在私密性質(zhì)的日記里面替辜鴻銘說公道話:“他雖然頑固,可不遠勝徐世昌嗎?”假如“不僅是思想上的對頭,也是教學上的競爭對手”的胡適與辜鴻銘之間,只有“暗施‘狠手’”之類勢不兩立的敵對關系,胡適更不需要在1928年5月1日的私密日記中,稱贊剛剛?cè)?/p>

11、世的辜鴻銘是“對我雖表示反對,然相見時卻總是很客氣”的“君子”。 </p><p><b>　　羅家倫的持平之論 </b></p><p>　　1919年3月,蔡元培在《致〈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強調(diào)北京大學的辦學方針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此同時,他還專門為辜鴻銘一類人劃定了一個政教分離的職業(yè)底線:“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

12、有拖長辮持復辟論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p><p>　　羅家倫所描繪的辜鴻銘的課堂教學,恰恰突破了這樣的職業(yè)底線。這樣的大學教授無論擁有多么高深的學問,都是不合格和不稱職的。 </p><p>　　王森然在《辜鴻銘先生評傳》中,已經(jīng)為辜鴻銘的離開北大提供過更具說服力的解釋: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學生男女同校上課的事。有一年,他主講北大英

13、文課時,忽見座位中有女生,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下課后,他找到蔡元培,說“教室中忽發(fā)現(xiàn)女性,男女授受不親,請辭去教職”。 </p><p>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jīng)對辜鴻銘的授課質(zhì)量給出過否定意見和尖銳批評的羅家倫,在后來的《回憶辜鴻銘先生》一文中,對于自己當年的過激態(tài)度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糾偏和修正,用黃興濤的話說:“他贊辜鴻銘是一個‘無疑義的’、‘有天才的文學家’,認為其‘英文寫作的特長,就是作深刻的諷刺’,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