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稟”、“諭”到“照會”：華夷觀的松動與晚清外交文書形式的變遷_18599.pdf

1、1760年左右，清朝形成了以稟、諭文書形式為載體的天朝外交文書體制。這種不平等的文書交往方式，打上了深深的華夷觀的烙印。1760-1834年間，中英文書關系以中國為主導，英國方面基本認可和遵循中國文書往來的慣例，但是雙方在文書往來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可控的矛盾和摩擦。1834年，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壟斷權廢除，英國派出具有官方身份的商務監(jiān)督，對天朝文書體制進行挑戰(zhàn)，中英關系驟然緊張。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形勢逆轉：中方被迫放棄了居高臨下

2、的稟、諭文書舊形式，戰(zhàn)時由琦善和英方共同創(chuàng)行的外交文書新形式——照會，作為平等文書往來的新形式，被載入《南京條約》中，為后來其他列強與中國簽約時所援引。鴉片戰(zhàn)爭以后，外交照會形式得到了進一步規(guī)范，其形式看起來更加“平等”，從而為各國所重視和應用，成為近代以來一種最為重要的外交文書形式。從“稟”、“諭”到“照會”，晚清外交文書形式的近代變遷，既是戰(zhàn)爭強力作用的結果和國力相較的反映，也是長久以來奉行不替的華夷觀松動的結果。在對外交往出現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