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對《中庸》的研究.pdf

1、《中庸》是《禮記》的一篇，其地位的上升開始于唐代的中后期，其間出現(xiàn)了反復，后經(jīng)過宋代學人的不斷提升，最終成為四書之一，獲得了與五經(jīng)相同甚至超過的地位?！吨杏埂吩谒未匚簧仙脑蛴泻芏啵渲凶顬橹匾木褪菍W人對它的研究。剖析宋儒對《中庸》的研究對于探討宋代學術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的發(fā)展都有重大價值，但是學術界對此的研究還十分薄弱，存在“重理學人物，輕一般士人”、“重四書學整體研究，輕《中庸》學單獨研究”等方面的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對宋儒

2、研究《中庸》的具體內容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希望通過此研究，認知到《中庸》與理學、宋學的關系，從而更好地還原宋代學術的本來面貌，進一步拓展前人研究宋代學術的研究視野。 儒學危機、《中庸》及漢唐《中庸》學、義理之學的興起，是宋儒對《中庸》進行研究的學術背景，它們分別為宋儒研究《中庸》提供必然性、可行性和可能性。漢唐以來佛道得到了迅猛發(fā)展，在本體論、心性論上日趨成熟，而對于儒學本身來說，它雖然在先秦時期出現(xiàn)了本體化傾向，但這種趨勢在漢

3、唐沒有得到加強，反而有所退步，這就導致了儒學根本無法與佛道相抗衡。儒學要改變這種現(xiàn)狀，就必須在先秦儒學的基礎上實現(xiàn)本體化。宋儒對《中庸》的研究，就是看到了《中庸》思想本身具有本體色彩，《中庸》也為儒學的本體化提供了理論支持；此外，漢唐的《中庸》學雖然未能實現(xiàn)儒學的本體化，但是為宋儒的《中庸》研究提供了素材。宋儒最終能夠進行《中庸》研究，還得力于義理之學的興起，也正是義理之學的興起才推動了宋儒的《中庸》研究。 宋儒對《中庸》的研究

4、，主要包括理學的《中庸》研究和一般儒學的《中庸》研究兩部分，其中以理學的《中庸》研究為核心。范仲淹、胡瑗等人的研究，是理學研究《中庸》的第一階段，此階段看重的是《中庸》儒家經(jīng)典的身份，其目標在于對儒學之道的回歸，這是針對先秦儒學所講的仁義禮樂等具體規(guī)范和制度被重訓詁、辨?zhèn)蔚臐h唐經(jīng)學以及迅猛發(fā)展的佛道所掩蓋的現(xiàn)狀而言的。范仲淹等人通過對佛道的批判以及對儒學道統(tǒng)的闡述，重現(xiàn)先秦儒學的真諦，同時還對《中庸》的天人關系以及一些具體范疇進行了研究

5、，這為儒學本體化奠定了基礎。周敦頤、張載、二程以本體論建構為目標的研究是理學研究《中庸》的第二階段，他們通過對“誠”、“天命”的重構，分別建立了誠本論、太虛論、天理論，從而成功的為仁義禮樂等具體規(guī)范和制度建立了形而上的根據(jù)，同時按照《中庸》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打通了天人關系，建立了真正的天人合一，這是儒學本體化關鍵的一步。此外，周敦頤等人還對本體的認知和修養(yǎng)的方法進行了探討，這又完善了對本體論的建構。以朱熹、張軾、陸九淵分別為代表的閩學、

6、湖湘學、陸學的研究是理學研究《中庸》的第三階段，它們以心性論探討為目標，這是儒學本體化的深入。閩學和湖湘學通過對“中和”問題的探討，一方面實現(xiàn)了本體的內化，把性情與心聯(lián)系起來，分別形成了心統(tǒng)性情、心主性情的觀點，另一方面則界定了涵養(yǎng)與察識的關系，深化了對修養(yǎng)論的探討。作為陸學前奏的張九成則從內在工夫入手來研究《中庸》，實現(xiàn)了對理本體的消解以及向心本論的過渡；陸九淵、楊簡等人則直接從本體入手來研究《中庸》，來構建心本論。 一般儒學

7、的《中庸》研究與理學的《中庸》研究是同時進行的。以司馬光、陳襄等人為代表的《中庸》研究未能實現(xiàn)儒學的本體化，體現(xiàn)出了對傳統(tǒng)儒學的延續(xù)；另外部分人則針對理學的《中庸》研究而進行的，其中蘇軾希望恢復《中庸》的“本來面目”，葉適等人批判了理學的道統(tǒng)論。宋儒研究《中庸》采取了語言解釋和心理解釋的方法，體現(xiàn)出了“理在經(jīng)文內”和“理在解語內”的思路，展示了宋儒研究《中庸》的共性以及差異性。宋儒對《中庸》的研究貫穿了整個宋代，具有目的性強、與佛道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