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與好公民——古希臘公民教育思想史論.pdf

1、在價值虛無主義盛行的現(xiàn)時代，正當而值得過的美好生活成了問題，好人的存在成了問題。與此相應，政治持守價值中立，做好人成為私人之事，公民資格成了個體追求各自美好生活的手段，公民教育成了維護公民追求各自美好生活的工具。然而，當公民拒絕探詢何謂美好生活，當公民教育放棄關切如何做一個好人，公民與公民教育也就陷入了不知所向的危機之中。而欲擺脫危機，就須做一個追求卓越的好人。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回歸到堅持公民與好人為同的古希臘公民教育思想中去，要知道，現(xiàn)

2、代性是拒絕好人德性的產(chǎn)物，單純依靠它無法幫助人們走出危機。 從政治哲學史的角度看，好人與好公民的問題產(chǎn)生于“自然”與“習俗”的區(qū)分以及隨之的城邦政治的產(chǎn)生。進言之，好人亦即哲人是追尋整全的永恒的自然的人，公民是參與習俗性城邦政事的人，并且公民參與習俗性城邦政事即是在過一種教育的生活。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好人與好公民為同，習俗主義包括智者派就認為政治是人為的習俗性的，與自然無關，因此，公民資格來源于不同城邦的不同法律，公民教育則是傳

3、授辯論技巧的教育。 蘇格拉底不同意習俗主義視政治物為非自然物，視好公民為去好人德性之人的觀點。他在阿里斯多芬的啟發(fā)下，認識到了哲學與政治之間存在的永恒沖突，從而從“自然”哲學轉向了“政治”哲學，在政治物中發(fā)現(xiàn)了自然正當。并且，哲學轉向政治，亦是哲學教化政治，哲人教化好公民做趨向于善的好人，這種公民教育思想鮮明地體現(xiàn)在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以及“愛欲論”中。不過，蘇格拉底并沒有很好地處理好哲學與政治、好人與好公民的關系，結果被雅典

4、公民判處死刑。 柏拉圖接受了蘇格拉底之死所傳達的哲學與政治的永恒沖突的警示，走向了言辭中的城邦。這樣的城邦顯現(xiàn)于好人對持欲望政治觀習俗主義的批評之中，是由好人設計并由好人充當教化者的教育城邦。柏拉圖通過“高貴的謊言”、“船喻”、“太陽喻”、“洞穴之喻”展現(xiàn)了好人充當教化者以及好公民做好人的必要性。 不過，柏拉圖的哲人王統(tǒng)治的理想國遠離了現(xiàn)實政治，使得教好公民做好人的公民教育成為一種“遙遠的理想”。其學生亞里士多德在繼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