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當代修辭學比較研究——以王希杰和佐藤信夫為例.pdf

1、本課題試圖從分析王希杰和佐藤信夫的修辭學體系的思想來源、體系結構、論述方法和創(chuàng)新之處入手,展示中日兩國的這兩位有代表性的修辭學家是如何各自從自身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吸收豐富的營養(yǎng),同時又是如何從西方修辭學中借鑒異種文化的視角和方法的,以及他們的修辭學體系在哪些方面代表了中日當代修辭思想的鮮明特色,這些特色各自的長處和短處何在。本文將在一個引言之后,分四章來闡述。
　　 在“引言”中,對本文的選題背景、研究現(xiàn)狀及意義、主要內(nèi)容及基本思路

2、作了一個大致的交代。對中日修辭學一百年來的概況作一個大致的回顧。
　　 第一章是“王希杰修辭理論述評”。王希杰的修辭學繼承了從陳望道以來中國現(xiàn)代修辭學的基本精神,把修辭看作人們相互交際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或“手段”。陳望道區(qū)分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記述的境界和表現(xiàn)的境界”,王希杰也強調修辭研究要注意“零度的形式和偏離的形式”、“顯性同義和潛性同義”,這些其實都根源于西方修辭學自古希臘以來所確立的認識和審美(“雄辯術”和

3、“詩藝”)雙重功能的區(qū)分。王希杰的創(chuàng)見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個是他特別強調修辭的應用效果,他把修辭學定義為“研究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規(guī)律的語言科學”。其次是他的修辭的“四個世界”說,即“語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其中“語言世界”涵蓋了所有其他三個世界。最后是他的體系方法,即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現(xiàn)代結構土義和符號學方法,并試圖以中國古代《周易》為榜樣,用一套相互關聯(lián)的動態(tài)范疇體系按照層次結構來概括全部修辭現(xiàn)象。
　　 第

4、二章是“佐藤信夫修辭理論述評”。佐藤信夫的修辭學理論力圖立足于語言哲學的高度來建立一個具有認識論色彩的修辭本體論體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他的理論觀點是通過不斷批判他的前輩而建立起來的,他既反對單純用說服術或雄辯術來解釋修辭學,也反對把修辭學僅僅解釋為“美辭學”,而是提出了一個“第三視點”,即修辭學的最本質的第三功能,這就是立足于“修辭感覺”來進行“認識造型”的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功能。他認為這一功能比修辭的說服功能和審美藝術功能更本源,是后兩

5、種功能的根。他將這一觀點貫穿于對各種修辭格的解釋,解決了在日本修辭學界長期困惑的一系列難題,形成了自己一貫的邏輯系統(tǒng)。由此他突破了西方修辭學二重論的基本模式,走出了一條日本人自己的修辭學道路。
　　 第三章“王希杰與佐藤信夫修辭學比較”,在上述基礎上對他們的修辭學觀點進行了三個層次的比較。一、邏輯起點的比較。王氏修辭學的邏輯起點是“表達效果”,即對語言表達“好不好”的評價。這從實質上表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修辭思想的精髓如“修辭立其誠”。

6、佐藤修辭學的邏輯起點則是“修辭感覺”。相比之下,兩人都同樣超出了西方修辭學的主客二分模式,但王氏的超出是立足于應用原則,佐藤則是立足于感覺原則。概括說來,我們可以把兩者的修辭學原則分別表述為“修辭立其誠”和“修辭立其感”,而不同于西方修辭學的“修辭立其真”。二、體系結構的比較。王氏修辭學體系被歸結為一個“三一”結構,即三組概念和一個原則。第一組概念是“四個世界”構成修辭學研究的總體視域;第二組是“零度和偏離”,討論修辭如何從沒有任何修辭

7、的零度表達偏離開來而形成不同修辭的方位、角度、程度和種類:第三組是“顯性和潛性”,討論如何從顯性修辭中挖掘和發(fā)現(xiàn)潛性修辭,把握新的修辭格如何從潛性到顯性的轉換生成規(guī)律,從而體現(xiàn)了修辭活動的動態(tài)生成本質;最后是“得體性”作為修辭學的最高原則貫穿所有三組概念。相反,佐藤修辭學體系則不是這樣的建筑式的結構,而是一種線性邏輯結構,有一種修辭精神貫穿于各種修辭格中作為其靈魂,這就是修辭“感覺”。在佐藤看來,所有不同的辭格都是對感覺在不同層次和不同

8、角度上的逼近,他抓住幾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修辭格來突顯感覺的創(chuàng)造性構造作用,更具有語言哲學的意味。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都有意識地體現(xiàn)了修辭學體系的開放性,不同的是王氏修辭學的開放性是一種歸納式的開放性,盡可能追求完備和巨細無遺,佐藤修辭學的開放性則是具有一種邏輯線索的開放性,因而不求經(jīng)驗的完備,只求原則的邏輯一貫。三、方法的比較。王氏修辭學在方法論上雖然兼收并蓄,納入了古今中外幾乎一切方法,但運用這些方法卻沒有固定的法則,而是根據(jù)不同的對象和場

9、合隨時采用某種方法,總體上則是歸屬于周易辯證法。佐藤修辭學則更多地受到西方辯證法以及現(xiàn)代符號學結構主義方法的影響。最后,本課題還將對這兩種修辭學各自的特點進行價值評價和權衡,揭示它們各自的長短得失。
　　 第四章“中日當代修辭理論的一般傾向比較”,還將對中國和日本現(xiàn)代、當代修辭思想的全貌進行一番掃描,力求反映他們兩位的修辭學并不完全是特例和個案,而是有廣泛的時代思潮作背景,即使與他們不同甚至相反的修辭思想也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傾向。

10、中國當代修辭學的總體傾向是“出走和回歸”,日本現(xiàn)當代修辭學的總體傾向則是“拿來和超越”,雙方都有一種努力向高層次的修辭哲學提升的趨勢,但以佐藤信夫為代表的日本當代修辭學家先走一步,建立起了帶有日本民族特色并能夠包容西方修辭學的修辭哲學體系,在這方面值得中國修辭學借鑒。
　　 最后的結語“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修辭哲學設想”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規(guī)劃,即在中國傳統(tǒng)“修辭立其誠”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能夠包容西方的“修辭立其真”和日本的“修辭立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