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現(xiàn)代語文學科中文、 史、哲的分合

1、當我們討論語文課程的分合時，多是討論閱讀與寫作的分合、文言與白話的分合、語言與文學的分合，很少見到討論文（文章、文學的讀寫等）、史（歷史）、哲（哲學）的分合。似乎文、史、哲的分合不是問題，不需要討論；或這不重要，不值得討論。然而，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雖然我們常說“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在語文學科中文、史、哲的地位與關系至今并未厘定；在當下提倡多學科融合（如美國的 STEAM —— 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shù)學綜合教育）的大背景下更有討

2、論語文學科中文、史、哲分合問題的必要。尤其是在中小學語文學科不再將語文定位于一種工具學科，不再將本學科的任務限定在學會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范圍內(nèi)，而強調(diào)語文學科的綜合性質(zhì)。在倡導培育學科核心素養(yǎng)的形勢下，這個問題顯得十分重要。一、 一、語文教育中文、史、哲的分合 文教育中文、史、哲的分合歷程（一） （一）傳統(tǒng)語 傳統(tǒng)語文教育中文、史、哲的融合：文史哲一體化 文教育中文、史、哲的融合：文史哲一體化傳統(tǒng)教育是文、史、哲融為一體的。張隆華、曾

3、仲珊在《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中對傳統(tǒng)“六經(jīng)”教育做過分析，認為孔子關于“溫柔敦厚， 《詩》教也；疏通知遠， 《書》教也；廣博易良， 《樂》教也；潔凈精微， 《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的論斷，其實就是把《詩經(jīng)》《尚書》《樂記》《周易》《禮記》《春秋》這六部經(jīng)典分別作為修養(yǎng)道德、陶冶性情，了解歷史、通古今流變，涵養(yǎng)德性、完善人格，盡心察微、精通事理，恭順儉樸、莊重威嚴，以史為鑒、知所損益的重要手段，而“這

4、六種教材，實際上是集文、史、哲于一爐的大語文教材，是我國第一套比較完整的教科書，長期以來作為我國學校教育的核心內(nèi)容”［1］。定型于明清的科舉教育也是文、史、哲不分的。即便是蒙館階段作為識字教材的《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如此，明代呂坤在《社學要略》中稱：“讀《三字經(jīng)》，以習見聞， 《百家姓》，以便日用， 《千字文》，亦有義理。”［2］近人張耀翔甚至稱“《三字經(jīng)》很像一部《兒童百科全書》。甚么學科都被它包括了”，如歷史、教育、哲學

5、、數(shù)學、天文、地理、物理、植物、動物、心理、藝術、文字學、課外講演，除了體育、衛(wèi)生，其他重要的學科都有。 ［3］此外還要閱讀《史學提要》《史鑒節(jié)要便讀》等歷史類書籍以及《弟子規(guī)》《小學韻語》等倫理學書籍。經(jīng)館階段所讀的“四書”“五經(jīng)”等同樣如此。因為科舉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養(yǎng)精英以維持帝國的統(tǒng)治，所以所選拔出來的官員和紳士必須是道德的化身和文化的象征。其鄉(xiāng)試考八股文和試帖詩，會試、殿試則兼考策論。策論包括經(jīng)義策、史事策和時務策。八股文有特

6、定的程式，其題目出自“四書”，材料來自“四書”“五經(jīng)”及其歷代注疏。只有熟記“四書”“五經(jīng)”的內(nèi)容，才能在寫作時代圣人立言；熟讀這些儒家經(jīng)典，自然會將其內(nèi)容內(nèi)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同時，會寫八股文和試帖詩等自然是有文化的標志。（二） （二）現(xiàn)代語文設科初期 科初期時文、史、哲的分合（ 文、史、哲的分合（1902—1916 年）： 年）：經(jīng)史文章化 史文章化1901 年禁八股，1905 年停科舉，1902 年《欽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和 190

7、4 年《奏定學堂章程》的實行標志著現(xiàn)代學科的設立。“學科”是 19 世紀隨著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導致“專業(yè)”人才的需求而產(chǎn)生的，它的產(chǎn)生意味著要對傳統(tǒng)教育中的綜合知識進行分類?！罢Z文”要獨立設科，就意味著其需要從傳統(tǒng)蒙學中脫離出來，或者說，需要與其他學科劃定邊界?！稓J定學堂章程》中的“讀經(jīng)”及《奏定學堂章程》中的“讀經(jīng)講經(jīng)”所規(guī)定的教材，有《大學》《論之圣賢豪杰，此所以不當純用外國人物，而當采用本國史傳也。因此，清末民初的小學國文教科書中出現(xiàn)了

8、從《史記》《三國志》《資治通鑒》等史著中節(jié)選改編的《諸葛亮》《班超》等課文。這一時期的中學語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雖然當時科舉已停、八股已禁，但是考試仍在，而考試主要是考一篇議論文。無論是《欽定中學堂章程》中的“詞章”，還是《奏定中學堂章程》中的“中國文學”，都要求學生閱讀經(jīng)史子集以積累素材和技法，然后進行寫作訓練。清末的《中學國文讀本》、 《中學國文教科書》（吳曾祺編，商務印書館 1908 年版）以及民國初年出版的《

9、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劉法曾、姚漢章編，中華書局 1912 年版）、 《共和國教科書國文讀本》（許國英編，商務印書館 1913 年版）類似于古文匯編，都是作為寫作教材使用的，這些教材不僅用選文作為寫作的樣例，還通過評點的方式揭示其寫法。所以，其中雖然出現(xiàn)一些類似于科舉時代的“經(jīng)義策”“史事策”“時務策”的古文，也主要是作為學寫文章用的，并不是作為研習經(jīng)義、探究史實、理解時務材料使用的。如《中學國文讀本》（許國英重訂本）的“凡例”稱：“本

10、書所選之文各類略備，使讀者稍知其門徑。”“門徑”即寫作之法。其第 1冊第 1—6 課是桐城派大家討論義理、評騭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古文《原人上》（方苞）、 《李斯論》（姚鼐）、 《范蠡論》（姚鼐）、 《原才》（曾國藩）、 《漢高帝論》（周樹槐）、 《伊尹五就桀解》（龍啟瑞），只是作為學寫論辯之文的范文。民國初年，讀經(jīng)講經(jīng)科廢除?！八臅薄拔褰?jīng)”在學校教育中的功能和形態(tài)再次發(fā)生變化。清末因為尊經(jīng)，怕因為節(jié)選而破壞了經(jīng)書的原義而提倡“全讀”，而

11、民初“四書”“五經(jīng)”等經(jīng)書在科舉時代所具有的思想教化以及提供寫作素材的功能消逝，其作為文章范文的功能開始凸顯，所以當時的教科書中也出現(xiàn)了節(jié)選自傳統(tǒng)經(jīng)史子集四部的課文，如《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的第 1 冊的前 30 篇課文中，節(jié)選自經(jīng)部的有《先進篇節(jié)錄》（《論語》）、 《民貴君輕章》（《孟子》）等 9 篇；節(jié)選自史部的有《突歸于鄭》（《左傳》）、 《召公諫彌謗》（《國語》）等 15 篇；節(jié)選自子部的有《堯讓天下于許由》（《莊子》）1 篇；

12、節(jié)選自集部的有《楚辭九歌國殤篇》（屈原）等 5 篇。 《中華教育界》所登該書的廣告稱其所具有的四個特色之一就是“經(jīng)史諸子，悉擇要采入，其余論說、序記、碑銘、書牘，及詩賦、歌詞，無不搜采。各種文體具備”［7］。除了“羼入詩歌”［8］是為了涵養(yǎng)性情，宣導血氣外，其他各體，無論經(jīng)史，都用作學習文章寫作的范文。此時，將原來屬于“四書”“五經(jīng)”的文本選入教科書，已不再視其為“經(jīng)”而是視其為“文”，不是以學習其中的經(jīng)義為主，而是學習其作為“傳狀”“

13、論辯”之文的作法為主。又如 1915 年教育部頒布《中學國文教授要目草案》，在“講讀文章”中列出了未來所編國定教科書的選文標準：“文章分記敘（敘記典志傳狀碑志雜記皆屬之）、論議（論說敘跋書牘奏議皆屬之）、詞賦（詩賦頌贊哀誄箴銘皆屬之）。三類選授，不拘時代，以清真雅正切于實用為準。 《左氏傳》《小戴記》《國語》《國策》，皆當選讀。 《史》《漢》《資治通鑒》，亦可采取。”［9］其中提到的歷史著作也是作為學寫“記敘”類“文章”使用的。1915

14、 年，袁世凱頒布《特定教育綱要》，恢復讀經(jīng)，規(guī)定初小讀《孟子》、高小讀《論語》、中學讀《禮記》，認為此科相當于國外的“宗教科”，其目的是“為道德教育計，為保存民族立國精神計”。又強調(diào)讀史，認為好的教育在于“造成有機的國民”，國民要具備政治知識，尤其在列強競爭的形勢下國民要有通權達變的政治思想，“中小學國文一科，實為輸入此種知識之捷徑”，尤其是政治史典籍應該教讀，“《尚書》《國語》《國策》，不特文詞古樸精微，可為文范，而經(jīng)權正詭，無所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