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奶粉案例分析

1、一、問題的提出與背景透視三鹿奶粉事件發(fā)生，多例嬰兒死亡，舉國震驚。三鹿嬰兒奶粉事件發(fā)生后，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出廢止食品質量免檢制度的通知，國家質檢總局廢止免檢管理辦法①。三鹿事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我們再把事件的時空背景拉長，從近兩年的安全生產事件、齊齊哈爾假藥事件、安徽阜陽毒假奶粉事件、欣弗事件，再到最近的三鹿嬰兒奶粉事件等等，這些事件遍及社會問題各個領域，通過一根線索聯(lián)系起來，那就是它們都與企業(yè)責任和政府監(jiān)管密不可分。企業(yè)責任為何難以自

2、行實現？政府的監(jiān)管又為什么出現真空？面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共生時態(tài)，傳統(tǒng)的市場途徑解決政府失敗問題、政府途徑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老路已經難以為繼。這種雙重困境有三個明顯的特點：(1)市場失靈總能從政府失敗中找到明顯的原因，或者在政府失敗中找不到明顯的原因，但跟政府管理密切相關。(2)政府失敗中總能找到市場失靈的影響，利益鏈條、尋租行為常能導致政府官員被“俘獲”。(3)僅從政府途徑解決市場問題，或者市場途徑解決政府問題往往難以取得實際效果。

3、或許“市場與政府間的選擇是復雜的……，因為這不是純粹在市場與政府間的選擇，而經常是在這兩者的不同組合間的選擇，以及資源配置的各種方式的不同程度上的選擇”[1](第132頁)。我們國內的三鹿、欣弗、安全生產事件，與美國安然事件、次貸危機等并不能割裂開來看。實際上，這是一個政府范式在全球范圍內失靈的問題，即解制或放松規(guī)制范式的崩潰。它所折射的市場和政府關系問題出現一個新的鏡像———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在西方，一些國家的市場神話在第一次世界大

4、戰(zhàn)后的資本主義大蕭條中破滅了。隨后，根治市場失靈，凱恩斯主義的政府神話開始流行。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個詞匯通常用于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在此著重于后者，即市場無法克服外部性、內部性問題。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之后，政府神話也破滅了。在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中

5、，“滯脹”特指經濟停滯(Stagnation)與高通貨膨脹(Inflation)、失業(yè)以及不景氣同時存在的經濟現象。通俗地說就是指物價上升，經濟停滯不前。它是通貨膨脹長期發(fā)展的結果。于是，政府失敗論開始盛行。所謂政府失敗，是指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于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產品利用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并不總像應該的那樣或像理論上所說的那樣“有效”。布坎南認為，公共決策失效、政府的內部性和尋租行為等導致了政府失敗。20世紀80年代以

6、來，市場自由主義開始復興，丹尼爾耶金在其《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認為，從世界范圍的變化潮流來看，在政府與市場的制高點爭奪中政府開始衰落，市場開始占據優(yōu)勢。在英、美等國家出現了以民營化、放松規(guī)制為重點的新公共管理運動，這一運動以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為主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際國內都出現了公共政策價值的失衡。針對這些失衡，出現了所謂的“第三條道路”。1995年，布萊爾公開使用“第三條道路”來表述自己的政治哲學，宣稱工黨要超越新自由

7、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建構新的思路。“超越左右”的“新政治”，“公平與效率”結合的“新經濟”，“權力與義務”并重的“新福利”，“國家與公民社會”統(tǒng)一的“新治理”[2](第8586頁)。然而，第三條道路沒有什么新的主張，也沒有走出所謂的新道路。安然事件的爆發(fā)，到次貸危機的全面擴散，市場不能夠解決自身的自我約束問題和信用問骨干企業(yè)的財政依賴。因為沒有足夠的財力保障，地方政府公正、獨立、嚴格地執(zhí)行食品、藥品監(jiān)管政策的力度就要打折扣，監(jiān)管起來力不

8、從心。三鹿事件發(fā)生的石家莊市雖然是省會城市，財力比較充裕，但是出于對骨干企業(yè)的保護和地方經濟的關切，當地政府都不愿使這個品牌倒下。中央與地方利益的博弈，其實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結果常常是地方政府不惜犧牲相關政策執(zhí)行，把利益集中在本地，而把外部性的社會成本轉嫁出去。(二)從市場失靈的視角從市場失靈的視角1.從成本經濟學的角度看，市場自律動力機制不足，企業(yè)責任規(guī)制缺位。目前，國際上普遍認同企業(yè)社會責任(CpateSocialResponsi

9、bility，簡稱CSR)理念，強調企業(yè)在創(chuàng)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對社會和環(huán)境的社會責任，包括遵守商業(yè)道德、生產安全、職業(yè)健康、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護環(huán)境、支持慈善事業(yè)、捐助社會公益、保護弱勢群體等等[4](第42頁)。歐美國家已在強力推行實施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A8000認證。這一規(guī)定要求供應商不僅對產品質量、數量負責，還要對勞工權利負責。在這些社會責任中，保證產品質量只是一個起碼的責任。企業(yè)本質上是一個社會

10、團體，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追求經濟利益、承擔社會責任是其應盡義務。一個企業(yè)能否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計算，即如果懲罰的力度處罰的概率企業(yè)的非法所得，企業(yè)就會有動機繼續(xù)這種違法行為。同時，企業(yè)還應有糾錯成本。當社會懷疑企業(yè)產品損害自己利益時，如果需要消費者來承擔高額的檢測成本和申訴成本，那就會縱容企業(yè)的違法行為。國外對企業(yè)違法行為的處罰是非常重的，從成本的角度講，較重的處罰可以減少企業(yè)違法投機行為。如2007年美國聯(lián)邦法院對美

11、國普度藥品公司處以6.34億美元的巨額罰款，這是美國聯(lián)邦法院迄今為止對美醫(yī)藥行業(yè)企業(yè)作出的數額最大的處罰。美國聯(lián)邦法院在判決書中稱，普度藥品公司隱瞞了其生產的止痛藥鹽酸羥考酮控釋片的成癮性。根據判決，普度藥品公司將支付6億美元罰款，余下的3400萬美元罰款將由公司總經理、公司法律顧問和公司前醫(yī)藥總監(jiān)個人承擔②。這種處罰不僅可以震懾企業(yè)，同樣可以震懾當事人。這種處罰方式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如果要付出這樣大的成本，類似三鹿事件將會大大減少。2

12、.從信息對稱的視角看，社會制約企業(yè)缺乏條件。在地方保護主義的掩護下，人們對企業(yè)的違法行為很難通過有效的渠道獲知信息。由于信息不對稱，公民對于企業(yè)產品主要是通過廣告和品牌來判斷?？杀氖牵袊髽I(yè)的產品廣告和產品質量不是必然的正相關。從這次質量檢測中可以看到，伊利、蒙牛、光明、圣元等品牌無一幸免。這種信息不對稱同樣存在于企業(yè)和政府之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由于信息鏈條的斷裂和人為的掩蓋，此次事件直至釀成嚴重后果，內情才大白于天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