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被遮蔽的文學游戲世界——以1933年的文學游戲研究為例_36267.pdf

1、迄今，國內出版了大量的作家全集、年譜、編年史、資料匯編等，但還未見一本真正在文學考古挖掘的基礎上對某一年的文學進行研究的學術著作。
　　本文要用自己的努力來填補這項研究空白。通過查閱1933年前后的各類出版物200余種，本文發(fā)現(xiàn)了一個與現(xiàn)有的文學記憶或文學史敘述不同的文學世界。它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文學游戲。創(chuàng)作某部作品，出版或發(fā)表之，使之進入流通領域，得讀者閱讀，從而獲得某種利益，這就是典型而完整的文學游戲。本文把文學游戲定義為“文

2、學游戲參與者運用各類資本投資獲益的行為”。換言之，無論所謂的大報小報、重要雜志或一般刊物都是文學游戲發(fā)生的重要空間(實質是文學游戲參與者可以利用的重要資本)；無論是文學史上有名的大作家，還是被遺忘的無名作家，只要他創(chuàng)作發(fā)表作品，他就參與了文學游戲，就是要用自己掌握的資本來追求某種利益。因此，文學游戲不再是作家作品、文學流派、文學社團、文學思潮等常規(guī)性的研究單位，也不再是文學研究要研究的諸如現(xiàn)代性、啟蒙、文學史分期等問題。即，本文要研究的

3、不再是文學游戲的某個環(huán)節(jié)或某種產品，而是文學游戲的過程。
　　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對象，需要新的目光與心智，需要新的理論話語。這里特別強調:我要研究的“文學游戲”不是把文學視為消遣和娛樂的游戲。
　　研究文學游戲將帶來如下的認識和方法上的突破:(1)從根本上不再關注作品這一文學游戲的終端，而是關注文學游戲發(fā)生時的核心問題——利益，把利益問題引入文學研究領域；(2)“作家”不再被視為抽象的同質的存在，不再被視為純粹創(chuàng)造精神價值的

4、形而上主體，而是具體化、肉身化為一個個文學游戲的參與者，一個個具有各種各樣利益打算的人。文學乃從源頭上真正成為了“人學”(如果我們認為作者是文學游戲的發(fā)動者，是作品的源頭)；(3)只有研究文學游戲這個過程，才能釜底抽薪地揭示文學話語體制中無處不在的排斥與壓抑的權力結構，即神圣化的話語建構；(4)研究文學游戲可以更正確、更全面地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用經(jīng)濟學的思維方式取代政治學的束縛；(5)研究文學游戲，可以把創(chuàng)作投資、作品本身、評論闡釋

5、作為動態(tài)相關的系統(tǒng)過程，揭示其間種種的利益關聯(lián)，破除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的認識誤區(qū)；(6)大膽引入經(jīng)濟學的某些術語，借鑒經(jīng)濟學的思維方式，不但契合文學游戲之本性，更有助于更新和拓展文學理論話語；(7)研究文學游戲為文學史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對象，一種新的可能性。每一次文學史觀念的更新都是在盡力擴展文學史研究對象的范圍與數(shù)量，以致無所不包。這樣，如何界定研究對象可同一研究的起點就成為急待解決的問題。文學游戲形式上千差萬別卻都是對利益的訴求，可

6、以成為一個理想的研究對象。并且，只有對文學游戲的研究才能提供文學史真實的原生態(tài)面貌，只有文學游戲的研究才能反觀文學史的寫作實踐亦是一種文學游戲，亦是出于某種利益的追求。
　　本文第一章是對“文學游戲是文學游戲參與者運用各類資本投資獲益的行
　　為”定義的詳細闡釋。首先，本文借用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認為任何資源，凡是可以作為一種權力的社會關系來發(fā)揮作用，都可能成為資本。文學游戲參與者可運用的資本類型中最重要的是文學資本，指游戲

7、參與者積累起來的各種書寫資源和書寫能力；傳媒資本、政治資本、人際關系資本等也是參與者可以充分利用的投資資本。其次，本文認為利益絕不是單指經(jīng)濟利益，而是“人們能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和，以及其他需要的滿足”。文學游戲可以追求到的利益包括經(jīng)濟利益和各種形式的象征性利益。再次，文學游戲參與者進行資本投資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如創(chuàng)辦刊物、組織社團、舉辦文學沙龍或文藝茶話會等。本文著力研究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創(chuàng)作投資，即文學游戲參與者創(chuàng)

8、作發(fā)表作品以獲利的行為。
　　既然對文學游戲做了比較詳細的界說，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應該是確認這種行為發(fā)生的頻率，即文學游戲呈現(xiàn)了怎樣的存在狀況。本文第二章首先抽樣描述了1933年這一時間段內文學游戲的發(fā)生狀況，突出表現(xiàn)為1933年的文學游戲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論爭。參與者會根據(jù)自己所占據(jù)的位置、所掌握資本的數(shù)量與質量、所追求的利益而進行創(chuàng)作投資，從而使得游戲的聲音復雜而繁復，呈現(xiàn)出自由與無邊的特性。接下來就要回答在通常認為國民黨的獨裁

9、統(tǒng)治下如何會有文學游戲的自由。本文認為文學游戲的參與者所追求的自由并不是伯林意義上的“積極自由”，而是現(xiàn)實“有多少個門向我敞開”的“消極自由”。對文學投資者來說，這類自由的機會和可能性是豐富地存在著并敞開著，表現(xiàn)在:(1)南京政府的政治體制不是自上而下的一體化，以致書報審查權限不清；(2)租界和治外法權的存在造成了一個特異性的生存空間；(3)從事書報檢查人員的素質和能力有限，無法有效地完成書報審查的職責；(4)組織社團、出版刊物的門檻相

10、對較低。只要有了運作資本，就可以出版刊物，投資獲益。最重要的是自由意志根植于知識分子并未被馴化的肉體之中，并借助于上述種種客觀的罅隙與機會共同培育了文學游戲的自由性。通過以上論述，本文認為不應該從政治學而應該從經(jīng)濟學的意義上來理解這種自由性?，F(xiàn)代文學市場上沒有話語霸權，只有話語競爭，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跟別人爭勝。
　　在第一章，本文認為文學游戲可以追求到的利益包括經(jīng)濟利益和各種形式的象征性利益。通過進一步的觀察，本文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利益

11、雖是文學游戲獲利之一，卻是文學游戲的禁忌。這也就意味著文學游戲追求的是最大化的象征性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和藝術利益。換言之，通過否定經(jīng)濟利益這種瑣屑之物，文學游戲完成了自身的神圣化話語建構。實際上，文學游戲時刻在舉行著自身的神圣化的話語建構。神圣化的話語建構常表現(xiàn)為通過否定他者而肯定自身的價值，且以“自然”的名義來舉行。每一次神圣化都自命是在維護文學市場的純潔與健康，解放并提高文學的生產力。在此，本文論述了文學游戲的權力結構形式:神圣化

12、本身被構筑為文學游戲的意識之物，而商業(yè)化等瑣屑之物則成為文學投資的潛意識。潛意識之物被壓抑，而意識之物則愈加強化和鞏固自己的形象與地位。戴望舒出版《蘇俄詩壇逸話》一事即典型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文學游戲的壓抑性結構卻也凸顯了被壓抑之物的重要性。那些所謂的瑣屑之物其實正是文學游戲發(fā)生時的重要構成，影響甚至決定著文學游戲的形態(tài)與走向。如朱湘突然自殺、《戲》雜志的停辦等，直接是由于瑣屑之物而造成了歷史的空白。
　　同樣，

13、本文第四章揭示了文學游戲參與者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等。我們通常只關注作家本身文學資本所表現(xiàn)出的差異，而忽視了在占有與利用刊物資源上的不平等。這種可利用資源的多寡優(yōu)劣對文學游戲參與者、文學游戲秩序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參與者被區(qū)分為最基本的兩類:“老作家”與“文學青年”。“老作家”意味著占有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多的發(fā)表機會，作品便能夠出產得更多。魯迅1933年日記中多次提及的“文債”便典型地表明了這樣一種不對稱的供需關系。換言之，占有傳媒

14、資本的多寡優(yōu)劣是所謂作家創(chuàng)造力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人們經(jīng)常掩蓋這種客觀的失衡狀態(tài)，把資源占有與利用的不平等嫁接成為作家自身的問題(如才能低下，創(chuàng)作欲望不高)，把占有刊物資源的多少轉化成為作家本身文學細胞的多少，以強化人們對文學游戲現(xiàn)狀的認同和對游戲秩序的遵守。因而，在此種情況下，文學青年要成名、要被承認就是一個曲折而艱難的過程。得到老作家的鼓勵與提攜、掌握一定的高質量的傳媒資本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堅定他們對文學游戲投資的信仰，強化對文

15、學游戲的認同感、歸屬感和使命感。至此，本文得出結論:“作家”這個稱謂本身是斗爭與博弈的對象和結果，“作家”符號并不是憑空賦予的，而是一場可利用資源的爭奪與占用。對文學游戲參與者的考察與分析有助于正確看待創(chuàng)作主體的神秘化。但，資源占有上的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將在文學游戲中繼續(xù)存在著、并將繼續(xù)被掩飾著。
　　既然文學游戲是要投資獲利，那么在創(chuàng)作投資過程中投資者是如何進行利益算計，或者說利益算計是如何凝結于敘事、影響敘事的呢?敘事投資是否是

16、完全貫徹了創(chuàng)作者的算計意圖呢?產品的利益量到底由誰來決定呢?這是本文第五章探討的主要論題。
　　首先討論的是投資者通過各類文學理論書籍和總結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文章對創(chuàng)作
　　投資所達成的三個基本認識，它們?yōu)槔嫠阌嬛赋隽舜笾碌姆较蚺c總體的目標。分別是:(1)創(chuàng)作投資為目光所統(tǒng)治，不同的目光顯示出了不同的旨趣與利益訴求；創(chuàng)作投資被目光所統(tǒng)治就意味著(2)描寫成為主要的創(chuàng)作手法，這是一門綜合運用目光的復雜技術；(3)用小的成本獲取大的利

17、益，即創(chuàng)作投資要“經(jīng)濟”。
　　在具體的敘事投資中，每個投資者對利益的預期不同，算計的形式也千差萬別。本章接下來探討了理性化算計與戀愛化算計兩種主要的算計形式。(1)“革命+戀愛”是最常見的一個理性算計的公式，其實質是為困苦重重的現(xiàn)實尋找或設計、指示某種“出路”。如王統(tǒng)照創(chuàng)作《山雨》即是通過文學敘事來尋找農村崩潰的原因，對社會進行分析，指示出路；對大海的描寫不同于沈從文與杜衡，灌注了投資者的利益算計，象征著不息的革命力量。眾多有理

18、性算計傾向的投資者，并不主張直接的利益指示，而是進行有力的藝術的暗示。如沙汀1933年創(chuàng)作發(fā)表的小說常以弱者為意識中心，讓事實與真相在無權無勢的小人物的目光里展開，更富有藝術感染力。(2)戀愛化的利益算計相對于理性化的利益算計而言，指創(chuàng)作投資展呈的是原生態(tài)的客觀或人事之“本能”，拒絕對“出路”作僵硬的思考與指示。在此重點分析了表現(xiàn)“本能”的杜衡、施蟄存、沈從文以及吳組緗的作品。
　　本文同時還指出:作品雖然是由作者投資完成的，但作

19、品的利益量并不是由作者一人決定的，其價格是由作者、作品、評論者三方討價還價達成的。本文進一步的分析則破除了評論與闡釋的學理化神圣外衣，認為評論同樣是一個利益算計的過程,而不是象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是公正地按照所謂的學理來評價一部作品。闡釋者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對話者選擇與自己的利益追求相近的部分而做出各不相同的評論。
　　通過瞿秋白、李焰生、魯迅對《子夜》以及聞一多、茅盾、梁實秋對《烙印》的諸種不同評價的細致分析,本文證明了評論

20、作為算計主要是確保評論者本人的象征性收益。本文從而提出了對文學經(jīng)典的新的認識:那些優(yōu)秀的作品總是具有多種的可能性和闡釋空間,可以喚起、經(jīng)受并容納各種的利益算計。文學經(jīng)典就是在各種各樣的不斷的利益算計中誕生并成長的。綜上所述,文學游戲研究為我們展呈了這樣一幅文學面貌:瑣碎而雜亂,散布著投資下注的自由;“追名逐利”,充斥著為自己爭名或正名的沖動,每個投資者都會根據(jù)自己占據(jù)的位置進行投資、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鞏固或強化自己的獨特形象;沒有主流、沒

21、有主潮,完全不是文學史敘述所呈現(xiàn)的那種清晰和清楚,它的清晰與清楚只是表現(xiàn)在所有文學投資都圍繞著利益驅動這個根本的問題;充滿了人事的變動、組合與調整,實質是各類型資本在不同利益訴求下的整合。同時,它又展呈了另外一面的風景:充斥著各種各樣結構性不平等的權力,如大事件對小事件、重要問題對細小問題、有名作家對無名作家的壓抑與遺棄;創(chuàng)作投資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對瑣屑之事的健忘性,從而完成對自身的神圣化話語建構、對最大化利益的孜孜追求;文學游戲對利益的

22、算計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現(xiàn)實性的。對文學游戲利益算計的考察與分析,使我們認識到了晚清以來中國文學投資存在著兩個普遍的不足:一是過于理性的算計導致了主題先行等投資誤區(qū);二是不重積累往往失去了深厚的底蘊。這是文學游戲參與者要引以為戒的。為了使本文的觀點與論述有比較強的說服力,本文在行文過程中舉列了大量例證。雖如是,在一遍遍的修改過程中,本文自覺尚有許多事項值得繼續(xù)研究與完善,比如各類資本是如何融入敘事投資之中的,投資方式多樣性研究尚不深入,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