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調解到大調解：制度調適及其效果.pdf

1、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做出了貢獻，令人驚嘆的經濟奇跡就直接得益于這種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會控制的松動，多元化又誘發(fā)了大量的罪案和群體性事件。它們向公共秩序的維護提出了挑戰(zhàn)。國家應對不穩(wěn)定的政策很多，其中，改革傳統(tǒng)的調解制度以適應日益嚴峻的維穩(wěn)壓力，是一項引入注目的工作。
　　盛行于當代的調解制度在延安時期就有實踐，正式制度化則始于1954年《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的頒布。在改革開放以前，調解在

2、基層社會擔綱著重要的解紛功能，這些功能既有社會的也有政治的。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有學者就撰文指出，調解是中國共產黨貫徹自己政治主張的重要途徑，調解制度貫徹共產黨改造社會的政治功能遠遠超過調解制度解決糾紛的社會功能;通過建立普遍的調解制度，國家和社會就被緊密地整合在一起，使得國家機構較之傳統(tǒng)中國具有更強的控制力。然而，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社會關系始終處于解體與重建中:一方面，傳統(tǒng)的社會控制手段逐漸乏力，對社會秩序的

3、維護效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轉型社會的利益分化越益多元，社會不平等加劇。這些變化都向傳統(tǒng)的調解制度提出了挑戰(zhàn)。
　　“大調解”改革是國家基于對社會秩序的擔憂而作出的積極回應?！按笳{解”的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包括整合傳統(tǒng)的調解形式，由黨委和政府統(tǒng)一領導，強化司法機關的調解職能，擴大行政機構的調解權限，等等。大調解機制自基層肇始，隨著中央相關文件的下發(fā)和推廣，大調解繼而作為一項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2011年4月，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

4、理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16部委聯(lián)合印發(fā)了《關于深入推進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的指導意見》，標志著大調解工作被全國化、制度化。按照學者的理解，大調解與傳統(tǒng)調解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突破了過去人民調解由司法行政部門歸口管理的體制限制，形成了黨委政府統(tǒng)一領導、政法綜治牽頭協(xié)調、調處中心具體負責、司法行政部門業(yè)務指導、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社會各界整體聯(lián)動的社會矛盾調解新格局。
　　然而，作為一項維護政治穩(wěn)定的基本政策，大調解所遵

5、循的解紛標準以及由此承載的社會功能，從調解制度誕生直到今天，實則自始自終貫徹著國家的政治目的?！按笳{解”的改革并沒能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調解的制度超越，不同之處在于，它比傳統(tǒng)的調解形式更具有強制性，范圍更廣，滲透更深。這種制度調適對中國正在推行的市場經濟改革、司法改革以及政治發(fā)展，都會帶來某些消極的、有悖初衷的后果?；谶@種考慮，本文對大調解的改革提出如下幾點對策建議:政府應當有序地從調解過程中撤出，由司法機關承擔更多的解紛任務，將調解行為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