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確有其事(孫景壇批注)

1、1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確有其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確有其事（孫景壇批注）——與孫景壇同志商榷原作：管懷倫《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發(fā)表孫景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子虛烏有》（下稱孫文）一文，一掃學界陳言，令人耳目一新，且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我祝賀孫景壇同志取得的成果，但對其主要的論點實難茍同。我認為，孫文之所以得出“子虛烏有”、“學術(shù)謊言”的結(jié)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關(guān)鍵史料釋讀有誤；二是沒有把罷黜百家，獨

2、尊儒術(shù)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來把握；三是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歷史必然性未予充考察。有鑒于此，我不揣淺陋，從三個方面提出意見，請孫景壇同志指教。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是學術(shù)謊言嗎？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是學術(shù)謊言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作為一個理論概括和歷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學界的公認。孫文把它稱之為“學術(shù)謊言”和“歷史笑話”，其最主要的證據(jù)是漢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沒有采納過董仲舒的建議。他根據(jù)有三：一、《史記》未記仲舒對策；二

3、、《漢書》雖書，但自相矛盾；三、《資治通鑒》載之不實?，F(xiàn)在我們就來對這三點根據(jù)分別作出辯證，其余則后文論及。第一，《史記》未記，需要分析?！妒酚洝纷鳛橹袊谝徊客ㄊ分鳎溌匪{縷，功不可沒；但我們對它也不應搞新版“凡是”，特別是在論證這樣重大歷史課題時尤其不應忽視其下列不足：其一，其言秦漢之事雖詳，但“采經(jīng)抵捂（牾）”。其二，“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保?）其三，“編次同類，不求年月?！?/p>

4、（2）其四，特別關(guān)健的是內(nèi)容有缺失。劉知己指出，《史記》在司馬遷生前“十篇未成，有錄而已”，至元成、間，褚（少孫）先生曾更補其缺，作《武帝紀》等，但“辭多鄙陋，非遷本意。”（3）因此，史學界一直對《史記孝武本紀》頗有微詞，只是人們通常把它視為司馬遷“遭彼腐刑，怨剌孝武，故書違其例，志存激切”（4）的一種情結(jié)罷了，現(xiàn)在看來，不獨如此。第二，《漢書》所書，并無抵牾。孫文指責班固是“學術(shù)謊言”和“歷史笑話”的“始作俑者”，主要根據(jù)《漢書董仲舒

5、傳》中的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睂O文特別指出，該段文字“背離了自身的《武帝紀》和《儒林傳》”。果真如此，當然是自相矛盾，但所謂“背離”，原非出自《漢書》，而是孫文誤解所致。首先，這里的“初立”不能僅指建元元年，至少應包括漢武帝即位后的前六年。其次，這段文字已經(jīng)透露了董仲舒對策的時間信息，即在“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之后，與《漢書武帝紀

6、》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的記載完全一致，與《漢書儒林傳》“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shù)”的記錄也絕無矛盾。再次，這段文字實際上已經(jīng)反映出《漢書》對竇嬰、田蚡、董仲舒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歷史活動中各自貢獻的評價。前二位的主要功績在“隆儒”，這可以理解為重視儒Commented[s1]:管懷倫不解釋什么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3但是，很快，衛(wèi)綰就被“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

7、”雖然《史記》、《漢書》對于此事均語焉不詳，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這是黃老派的政治報復。我們可以說，衛(wèi)綰既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的第一個發(fā)難者，也是漢武帝上臺后上層政治斗爭中的第一個犧牲品。（二）、議立明堂——公開較量。議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勢繼續(xù)進攻的態(tài)勢，又是黃老進一步反擊的契機，圍繞此事，雙方展開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較量。衛(wèi)綰免相后，漢武帝以魏其侯竇嬰為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但是，竇嬰、田蚡因“俱好儒術(shù)”，一上臺，

8、即“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12）王臧乃讀《詩》之人，“趙綰亦嘗受《詩》于魯申公?！本U、臧登臺即唱戲，“請?zhí)熳樱⒚魈靡猿T侯，”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薦魯申公。當漢武帝問申公治亂之事時，他只說了一句：“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保?4）此話繞水，實則告訴武帝：看準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從申公的態(tài)度可以折射出當時政治和學術(shù)上兩大派系的暗中較量。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1

9、5）“菲薄五經(jīng)，”“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shù)，貶道家言”，更有趙綰不避風險，“請無奏事東宮”，“是以竇太后不說”，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武帝無奈“盡下趙綰，王臧吏”，（17）對此險惡形勢，綰、臧以自殺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8）申公則“疾免以歸”，一場熱熱鬧鬧的議立明堂終于未得善終。在這個回合中。儒勢損兵折將，黃老出盡風頭。（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學。議立明堂的一幫哥們被打倒以后，漢武帝因身邊的班子被改組

10、，只好以退為進，靜待勢變，好幾年不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進一步鞏固以后，才搞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動作：“置五經(jīng)博士?！保?0）此舉對儒學的表彰意義不容小視。其一，增加儒學經(jīng)典作為官學。西漢初年，博士之職百家都有，儒學只有《詩》和《春秋》等設(shè)置博士，現(xiàn)在增加到五經(jīng)，且使之官學化，不僅對統(tǒng)制社會思想具有深遠影響，而且使博士一職從此質(zhì)變，開始向儒家經(jīng)學博士演進。其二，壯大了儒學勢力。置五經(jīng)博士后又規(guī)定每一個經(jīng)學博士可以教

11、授十個弟子，此舉大大增加了高層次的儒學人才，壯大其勢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學地位。其后漢武帝又批準公孫弘為博士弟子“復身”（21）的奏請，使儒學的徒子徒孫們得以終身免除徭役，專心治學，其社會地位的特殊化決定他們所從事的術(shù)業(yè)也隨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益統(tǒng)一儒學思想。漢代推重師道，不改師法，違者會受到嚴重非議。五經(jīng)設(shè)置博士，博士傳弟子，弟子再傳，層層教授，易于避免對經(jīng)學理解的紛爭歧見，便于統(tǒng)一學術(shù)思想和政治思想。（四）、絀抑黃老——政治實

12、現(xiàn)。絀抑黃老宣告儒勢取得政治上的最終勝利，為儒學的發(fā)展與被尊掃除了障礙，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chǔ)。建元六年，竇太后崩，黃老派樹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臺老板和政治保護神；漢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竇嬰、田蚡，以田蚡為相，竇嬰為太常，同時任命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權(quán)，儒勢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雙重身份，乘勢“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22）“使天下之學士靡然成風矣，（23）從而把這出戲推向了新的高潮，實現(xiàn)了罷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