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杜甫的6

1、略論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關(guān)鍵詞：原則理性風俗杜甫于天寶七載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提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一年杜甫三十七歲，正值壯年，胸懷報國之志。可以說，杜甫的人生抱負、人生基調(diào)幾乎定格于這兩句話中。后來雖經(jīng)歷過“安史之亂”、房琯事件、顛沛流離等生活上的打擊，杜甫始終保持了這樣一種人生志向、人生追求，“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移”、“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

2、。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中國自秦朝之后已走出封建社會而進入中國所特有的倫理社會，“中國政府是消極于政治而積極于教化的，強制所以少用，蓋在缺乏階級以為操用武力之主體，教化所以必要，則在啟發(fā)理性，培植禮俗，而引生自力。這就是士人之事了?！笔咳司佑诰跖c眾人之間，對眾人則負有禮儀教化的義務，對君王則有規(guī)諷勸諫的責任，而士人本身也是一個道德的表率。使整個國家向著理性的方向靠攏。杜甫出身仕宦家庭，為東晉大將杜預二十世孫，其祖父杜審言曾任修

3、文館直學士，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并稱“文章四友”，因而在杜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了主流地位。在杜甫早期的作品中就有很高的入仕情懷“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呼之欲出。然而，天寶年間的所見所聞卻使它的這一情結(jié)受到了動搖，此時唐王朝正處于“安史之亂”的前夜，唐玄宗沉湎與后宮享樂之中，日益驕奢淫逸，張九齡罷相，李林甫、楊國忠等人先后受到重用，而玄宗的好大喜功更給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其《麗人行》、《前出塞九首

4、》等對玄宗及當朝權(quán)貴有很明顯的勸諫之意。而杜甫的的入士之心尚未泯滅，“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杜甫作《后出塞五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后來從長安逃脫后，杜甫直奔靈武肅宗行宮，此時的杜甫應當是最接近于權(quán)力中心的時期，仿佛“致君堯舜上”的人生抱負也將于此時實現(xiàn)。但房琯事件的發(fā)生卻使杜甫打斷了這一想法，加之先前的對天寶年間玄宗的不滿，杜甫毅然決定斷絕與統(tǒng)治者的合作。其實，即使沒有房琯事件杜甫也照樣難與統(tǒng)治者相容，房琯事件只是一個催化劑。

5、自肅宗后唐朝統(tǒng)治者日益昏庸，或排斥異己、或容忍割據(jù)勢力以茍且偷安、或縱容宦官勢力以致不可控制，李唐王朝不再那樣昂揚向上、積極進取，反而給普通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三吏》、《三別》正反映了這一現(xiàn)實。這樣的政府在杜甫眼中已經(jīng)不是一個合乎道義的政府，它在道義上已經(jīng)喪失了一個政府的資格。柏林墻倒塌后，一位法官在審判一位原東德警察時說“先生，你是必須遵守國家的命令向一位平民開槍，可是你可以選擇不把槍口瞄得那么準些?！倍鴮⒔榈亩鸥Χ?，則直接選

6、擇了與統(tǒng)治者決裂。“安史之亂”后，北方人口銳減，社會經(jīng)濟遭到極大的破壞，而李唐王朝未能實現(xiàn)中興，北方黃河流域依舊割據(jù)，叛亂時有發(fā)生，中央政府不能制止。平叛后，不僅原安史舊部桀驁不遜，不服從中央管制，就是參加平叛的各地方藩鎮(zhèn)將領(lǐng)也常常擁兵自重、獨霸一方，成為一方諸侯，李唐王朝只能依靠始終服從中央的號令的南方各地，長安所需的糧食物資常常要從揚州等地出發(fā)途經(jīng)大運河運至長安。這里面固然有制度的原因在里面，如節(jié)度使權(quán)力過大統(tǒng)制當?shù)氐能娛?、財政等?/p>

7、種權(quán)力、中央所擁有的實力較弱等，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文化的破壞，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仁義充塞，以至于率獸而食若人，人將相食，以至于亡天下”。地方軍閥不僅不聽從中央的號令，即使在自身內(nèi)部也矛盾重重，因為失去了文化的制約作用，士兵是否聽從號令往往取決于一己之力，若擁護首領(lǐng)于己有利則擁護之，若背叛首領(lǐng)于己有利則背叛之，毫無忠信、禮義可言，地方節(jié)度使往往出現(xiàn)被手下刺殺的情況。此時已埋下了五代十國分裂動蕩的種子。

8、杜甫在“使風俗淳”上著力最大，他的詩歌或反映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或?qū)懗鰪V大民眾的疾苦、或?qū)憫?zhàn)爭對民眾造成的災難，其寫作手法融入了個人獨特的生活體驗，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又著意反映了李唐的社會、政治矛盾，對后世的士人、統(tǒng)治者有極大的啟發(fā)與警醒作用。如《又呈吳郎》一首寫出作者對一“無食無兒”老婦人的憐憫，指出老婦人“不為窮困寧為此”并再三懇求吳郎對老婦人要和顏以對，最后說“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泣沾巾”，將全詩上升到普遍的人文關(guān)懷的高度，并將老

9、婦人的遭遇與當時的戰(zhàn)亂相聯(lián)系，具有強大的感染力。這類詩歌在杜甫的詩集中占了大量篇幅。此外，杜甫本人也成為了一個士人心中效法的榜樣，他的儒者情懷、他的敢于犯顏直諫、他的不斷積極進取。梁啟超曾經(jīng)講明亡后大批士大夫自殺殉國，無益于挽救明朝的敗亡，但這些行為卻激勵了國人的民族情懷，終演成辛亥革命“驅(qū)逐韃虜”之勢。受時代條件的限制，杜甫沒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再使風俗淳”，并在顛沛流離中死去，而他的詩文、他的榜樣作用卻激勵著后代士人積極探索、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