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宿舍里的青春期陣痛

1、<p>　　集體宿舍里的青春期陣痛</p><p>　　不久前發(fā)生的數起高校事件仍鮮明地印記在人們腦海中。在反思當代大學生心理問題的同時，人們發(fā)出了疑問：“為什么多起事件巧合地發(fā)生在學生宿舍？”類似的疑問也出現在上海市黃浦區(qū)檢察院辦理的外來務工青少年犯罪案件中。 </p><p>　　來自該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檢察部門（以下簡稱黃浦未檢）的專項調查顯示：2010年以來，該院共辦理外

2、來務工青少年犯罪案件21件37人，其中發(fā)生在集體宿舍或因宿舍生活矛盾引發(fā)的有九件22人，涉案人員中50%是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罪名涉及故意傷害、聚眾斗毆、搶劫、盜竊等。關注獨自生活在外的青少年群體的心理健康，重視加強對外來青少年集體宿舍等聚居點管理，幫助他們適應和融入社會環(huán)境，已變得刻不容緩。 </p><p>　　集體宿舍管理方缺失的隱患 </p><p>　　16歲的小鄭在一家小餐

3、館打工，住在與餐館一墻之隔的員工宿舍。宿舍是老板租借的居民房，空間狹小簡陋，抬眼就能把房間的每個角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天，舍友夜班回來把積攢的4000余元薪水偷偷壓在枕頭下面的一幕，恰被小鄭看見。當天，他就和同宿舍的另一人商量，趁著舍友熟睡之際，偷偷從對方枕頭下摸出了錢，逃之夭夭。 </p><p>　　事后，小鄭的父母告訴檢察官，兒子以前在老家還挺本分的，初中肄業(yè)來上海打工，不知何時開始有了小偷小摸的行為。住進

4、集體宿舍后，和一個臭味相投的舍友混跡在一起，父母對他的管教更是鞭長莫及。據調查，由于私密性、防范性差，集體宿舍已經成為侵財案件的多發(fā)地，導致住宿人員缺乏安全感。 </p><p>　　17歲來自湖南的小非同樣住在餐飲店提供的員工宿舍。這里更像一個標準化的集體宿舍點，整整一層18個房間，還有一個負責宿舍衛(wèi)生的值班員。小非的公司租借了其中的七個房間，另有兩間被業(yè)主租給了一家游戲機房。 </p><

5、p>　　事情就發(fā)生在兩間緊鄰的分別屬于餐飲店和游戲機房的宿舍。2012年5月6日晚10點30分，下工回來的小非和同事打鬧著走進了宿舍樓。小非邊走邊在走廊上大聲招呼著約同事出去上網。吵鬧聲讓住在隔壁才剛睡下的劉軍火冒三丈。他氣沖沖走到門外，沖著小非罵了一句難聽的話。因之前他們?yōu)樯盍晳T等問題已有糾葛，故小小的爭執(zhí)很快“升級”。他倆各自糾集了一批同事，手持木棍在宿舍里大打出手，直至警察聞訊趕來。這起群毆事件共有30余人參與，有的人甚至

6、并不知道打架的原因，只是因為怕“自己人”吃虧，就稀里糊涂上去幫忙。 </p><p>　　“一個宿舍的，總是要相互關照的。”小非同事的一句話道出了由集體宿舍衍生出的人情關系。類似因哥們義氣引發(fā)的舍友結幫共同犯罪的情況在黃浦未檢辦理的相關案件中屢見不鮮，占涉集體宿舍犯罪的66.7%。 </p><p>　　承辦檢察官說，外來務工青少年涉集體宿舍案件多發(f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集體宿舍的管理方缺

7、位。無論是出租方還是承租的企業(yè)，既沒有員工宿舍安全教育，也沒有必要的宿舍管理制度和專職的宿舍管理人員，由此帶來深層隱憂。試問，當集體宿舍失去安全感，當相互照應變味成盲目“抱團”，誰來監(jiān)護在集體宿舍中生活的未成年人？并阻止他們陷入“邊緣化”境地？ </p><p>　　集體宿舍下的青春期陣痛 </p><p>　　黃浦未檢在調查中還發(fā)現：16歲以后離家獨自外出打工，常年在集體宿舍居住，已經成

8、為了很多二代農民工的生活軌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要面臨進入大城市后的社會適應問題。其中一部分年少的尚處在“心理斷乳期”，他們內心渴望獨立，過分強調自尊。不同的是，這些外來務工青少年的青春期陣痛隨著過早踏入社會，被忽視了。 </p><p>　　在一起搶劫案中，涉案的四名男子是住在一個宿舍的同事。最大的阿輝20歲，年齡最小的阿龍只有16歲。搶劫沒有預謀，酒足飯飽后的一行人在街上游蕩，因為心情不好，阿輝首先控制不住開

9、始找路人麻煩，又臨時起意搶劫。他的行為得到了在場其他人的“默契”相助。事后，從警方的監(jiān)控錄像中看到，凌晨2點多的街頭，這幾個年輕人在搶劫過后，依然肆無忌憚地當街耍鬧，甚至對著監(jiān)控鏡頭耍弄手中的刀具。“空虛、無聊，排遣情緒、尋求刺激”，這些讓常人費解的犯罪動機透露了外來務工青少年在城市生活的一絲壓抑和無助。 </p><p>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這些曾經懷揣“城市夢”而來的農村青少年，曾期待走近

10、城市，也曾找尋家的感覺。但顯然，大多數集體宿舍只能充當臨時的落腳點。國家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2006年曾做過調查，全國范圍內，農民工人均住房面積很小，居住集體宿舍平均只有五平方米。大部分是位于城鄉(xiāng)結合部的農民出租房、城中村、城市中的老平房等，且位置偏遠、居住條件差、只能解決基本的睡覺休息的需要，遠遠無法滿足新一代外來務工青少年在學習、休閑、娛樂等精神層面的需求。 </p><p>　　檢察官認為，16-18歲的外來務

11、工青少年正處于性格發(fā)展和成熟期。他們進入全新的城市生活后容易陷入弱勢境遇，受生存環(huán)境影響，人際交往僅限于宿舍范圍，精神文化活動枯燥單一，又因與父母長期分離，導致情感交流能力弱化、心理抑郁焦慮、辨識及自控能力降低，致使積聚的壓力無法得到有效疏解，極端者就會通過違法犯罪等方式予以宣泄。有關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在性格養(yǎng)成期若遭遇過多挫折和壓抑，結果可能形成偏離主流的價值觀或反社會的人格，嚴重者將會成為犯罪的高發(fā)人群。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關注集體

12、宿舍中的外來務工青少年，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p><p>　　企業(yè)責任和社會參與 </p><p>　　經過調研，黃浦未檢認為：外來務工青少年集體宿舍的管理，首要責任在于提供集體宿舍的企業(yè)和集體宿舍租借方。因此，檢察官主動與發(fā)案單位的相關責任部門就加強集體宿舍管理做了溝通，并專程送上檢察建議。呼吁企業(yè)積極改善員工宿舍的就宿環(huán)境，加強對員工的法制教育；企業(yè)和出租方應聯手管理，協(xié)商制定宿舍

13、管理規(guī)章等。 </p><p>　　但是，在寸土寸金、住房資源稀缺的上海，集體宿舍的提供方也面臨著許多實際困難。如小非就職的公司是滬上知名的餐飲連鎖集團。該集團出于節(jié)約住宿成本、方便員工上下班的考慮，在全市很多區(qū)都設有類似的集體宿舍點，就近安排給附近分店的員工。 　　對于檢察機關指出的該公司在入宿教育宣傳、宿舍管理制度和管理責任人落實不到位的情況，相關負責人表示，已經將檢察建議向公司有關部門傳達，并著手加強各集

14、體宿舍點的安全風險排摸和宿舍管理。但他同時也表示，行業(yè)競爭的加劇給企業(yè)帶來了培訓和經營成本增加、員工流動頻繁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造成企業(yè)對集體宿舍管理投入不夠。而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又給員工管理帶來很多新課題。 </p><p>　　大企業(yè)尚有諸多困難，對一些個體經營業(yè)主來說，能夠提供合乎標準的集體宿舍已屬不易。如果一味強調企業(yè)責任，也會將企業(yè)推到集體宿舍供與不供的兩難選擇中。一旦企業(yè)不提供集體宿舍，這些外來務工青少年

15、在城市將會遭遇“單兵”境地，未成年人將會面臨更多不可控的風險。 </p><p>　　鑒于此，檢察官進一步提出，對外來青少年集體宿舍的綜合治理管理需要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的全方位參與。據悉，這一呼吁已經得到了區(qū)委、區(qū)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區(qū)綜治辦、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公安機關、相關街道等職能部門已經對這項工作作出回應。 </p><p><b>　　檢察建議 </b>

16、</p><p>　　黃浦未檢經走訪相關部門發(fā)現，目前外來務工青少年集體宿舍的來源大致有三種：租借居民住宅、將企業(yè)自身經營場所的一部分劃作員工宿舍、向第三方租借較為標準化的集體宿舍。而現有法律只對第一種集體宿舍有明確規(guī)定。不同性質的集體宿舍涉及不同的職能機關，誰來承擔管理職責？ </p><p>　　對此，檢察機關建議：應明確集體宿舍管理的牽頭部門和直接責任部門，強化以屬地管理為主，條塊管

17、理相結合的管理模式?？蓮膸追矫嫒胧郑?</p><p>　　落實前端管理，促進來滬務工青少年和流入地環(huán)境的融合。重視并加強法制宣傳和行為規(guī)范教育，特別是在辦理務工手續(xù)環(huán)節(jié)，相關職能部門應配套開展法制和行為規(guī)范教育，從“應知”層面落實好行為引導。 </p><p>　　探索地方職能部門對集體宿舍的社區(qū)化管理。居委會、派出所等職能部門應及時了解轄區(qū)內集體宿舍點的分布情況。同時借鑒社區(qū)群防自治模

18、式，社區(qū)公共服務逐步向來滬人口延伸，建立來滬人口與滬籍人口共同參與的治理平臺。 </p><p>　　通過“雙向調動”強化直接管理方責任。一方面要進一步明確企業(yè)或者出租集體宿舍第三方對宿舍管理應承擔責任，并有一定追責措施。另一方面從鼓勵企業(yè)承擔起社會責任的角度出發(fā)，政府可設立來滬人員管理和服務工作獎勵基金，對集體宿舍管理卓有成效的企業(yè)給予一定的表彰，或者給予企業(yè)發(fā)展一定的優(yōu)惠政策。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