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研究中的哲學常項

1、<p>　　語言研究中的哲學常項</p><p>　　[摘 要]人類對語言的思索源自于哲學家們對世界本源的探究：即現實世界是“詞”表達出來的世界，還是“物”本身構成的世界。由此形成的哲學中的唯名、唯實和唯理、經驗等哲學傳統(tǒng)對語言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后的理論構建有著隱性奠基作用。無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還是形式主義語言學、功能語言學或者認知語言學都是唯名-唯理-形式或者唯實-經驗-功能等理論的發(fā)展。語言研究的具

2、體方法論也是哲學中的二元論、數理邏輯、家族相似性等理論的具體應用。語言學的三大分支—語義、句法、語用是哲學中的名詞中心、謂詞中心和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研究范式的更替與補充。哲學是語言研究中的恒定常項。 </p><p>　　[關鍵詞]語言學；哲學；語言理論；常項 </p><p>　　[中圖分類號]HD-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3）02-0115-06 &

3、lt;/p><p><b>　　一、引言 </b></p><p>　　當代語言理論不斷地涌現新觀點、新思想甚至新的理論體系，這些觀點或者理論有的基于形式主義語言學的句法語義、句法語音、詞匯句法等等理論，有的基于功能語言學的近似值、蓋然率、級階等理論，有的基于認知語言學的意象圖式、認知框架等理論，也有的基于語言文化學的預言世界圖景、語言定型、語言個性等理論。語言學與其他學

4、科交叉所產生的數理語言學、生理語言學、社會心理語言學等新興學科，都讓人感到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在國外語言理論飛速發(fā)展的同時，國內語言學界也奮力追趕，不過，在面對國外五花八門的語言理論時，中國語言學總有一種永遠都追不上國外語言理論發(fā)展的步伐之感。這就足以引起學界的思考：為什么國內語言學界鮮有新的語言理論產生，而只是以國外的語言理論來研究本國的語言？如何建立適合于本民族語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語言的共性和個性時如何選擇或者創(chuàng)造適合于一定研究目

5、的的語言理論與方法？ </p><p>　　語言作為人類認識世界、表達自我的媒介，從人類社會開始形成的時候就已經作用于人類的各個領域，“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1]，“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tǒng)”[2]37，“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盵3]52，“語言是存在之家”[4]，所有這些表達都是體現了語言的多維性。的確，人類把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凝聚在語言中，同時又通過語言來認識世界，所以對

6、語言的研究就可以以不同的視點、在不同的維度中進行。不過，不管視點在哪里，也不論在哪個維度中，對語言的研究都有一些恒定的東西，這就是人類共同認可的知識體系。對于人文學科來說，所有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都離不開哲學這一常項。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從哲學開始的?！罢軐W（philosophia）”這個詞來源于兩個希臘詞語philein和sophia，意思是“愛”、“知識”或“智慧”[5]1，哲學即“熱愛智慧”，就是指人類為了提高認識能力，為了更智

7、慧地生存而進行的思想認識活動。在漢語中，“哲”這個詞起源很早，“哲”或者“哲人”專指那些善于思辨，學問精深的人，如“孔門十哲”、“古圣先哲”等詞都反映了“哲”這個詞的涵義。總之，不管是在西</p><p>　　二、語言的哲學思索 </p><p>　?。ㄒ唬┪鞣秸軐W中的語言思索 </p><p>　　哲學作為人類認識自我和他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知識體系，是所有人文學

8、科的基礎，語言也不例外。人類最初對語言的探究散見于古代的哲學著作中，最早涉及語言問題的哲學家是上古時期的赫拉克利特，他認為萬物生成變化是根據真正的話語或規(guī)律（邏各斯）進行的，哲學的任務就是揭示這種規(guī)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哲學問題的思索集中體現在“詞”與“物”之間的關系上，即“詞”與“物”之間的關系是自然的和必然的還是由人來規(guī)定的。柏拉圖建立了自己的“相”或者“理念”的世界，他認為人類世界有理念世界和現實世界之分，理念世界是永

9、恒和完美的，現實中可感的個別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只是在“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共相是一類個別事物共有的性質，“共相”存在于個別事物之中。 </p><p>　　中世紀關于語言的論爭集中到“共相”問題的這一結點上。經院哲學家把語言作為證明“上帝的存在”的主要工具。“在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靈—三樣獨立的事物—是同一的，即‘上帝’?！系邸辉~因而不僅適用于單一事物

1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普遍詞語?！盵5]92所以在證明“上帝的存在”時產生了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共相”是上帝心中的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唯名論）；另一種認為“共相”是上帝的本質和一般的性質，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實論）；還有一種認為普遍詞語僅僅和思維中的概念對應（概念論），從而確立了唯實論、唯名論和概念論三個主要觀點。這些起源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發(fā)展于中世紀的關于語言的思考，直接導致了語言研究中的唯理與經驗主義之爭，并且對語言

11、成為獨立學科之后的形式主義、功能主義、認知主義、語言文化主義等等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p><p>　　唯理與經驗主義之爭始于文藝復興時期，發(fā)展于近代哲學。一方面機械的客觀世界對于自身的描寫要求語言是一個擺脫模棱兩可性和優(yōu)美性的關系系統(tǒng)，要求準確、清楚、形式化的語言；另一方面語言自身又是一個人們表達情感，具有某種語義模糊性的實體，所以就出現了以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哲學家對語言的唯理主義探索和培根、洛克

12、、維柯等哲學家對語言的經驗主義探究。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的奠基人、理性主義者笛卡爾在1629年11月20日寫給梅森教士的信中，描述了建立通用的、形式化的人工語言的思想；而萊布尼茨則發(fā)展了笛卡爾的通用語言的構想和該構想與邏輯的關系，長期致力于普遍文字思想的研究，是公認的世界語的先驅[7]74-81。唯理主義在語言研究中的成就集中體現在波爾·羅瓦雅爾的《唯理普遍語法》?！段ɡ砥毡檎Z法》以唯理主義者對良知和理性的理解為出發(fā)點，認為人類的

13、語言是由兩個層次或者兩種語言構成的：一個層次是準確的、清楚的、有序的、有規(guī)律的、對于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另一個層次是每個民族獨特的、變化無常的、不合邏輯的，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具有非普遍規(guī)律的。唯理普遍語法是對所有語言都普適的語法，自然，這樣的語法只能是邏輯上的。作</p><p>　　哲學對語言的思索從本質上來說是人類對世界的本體論、認識論、語言論等研究范式的更替，從語言的角度上來說是對語言本體、語言性質、語言功能

14、等等維度的認識。西方語言學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哲學的框架內進行，許多語言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所以對西方語言學的認識無論如何也不能脫離哲學這一本源。 </p><p>　?。ǘ┲袊軐W視域中的語言問題 </p><p>　　與西方哲學相同，中國的哲學也可以上溯到久遠的史前年代。在先秦諸子中，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之辯、孔子的“名不正則言不順”都是古代哲人對語言的思考。公孫龍在《指物篇》中論及“指

15、”和“物”的關系時說：“物莫非指?！煜聼o指，物無可以謂物。……天下無物，可謂之乎？”[10]12這里的“指”就是“物”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們的特征，沒有特征就不可以稱之為物，同樣沒有物也就沒有它們的特征，所有的“名”都是由這些“物”的特征而產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說“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10]14就是說事物與名稱之間本來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用什么名稱來指什么事物是由社會約定俗成的，符合社會規(guī)

16、約就是“宜”，不符合就是“不宜”。這些古代思想家對語言的思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和西方思想家對語言的思索是一致的，都是對現實世界本體的思索。不過，這些零星的言說之詞，對中國整個語言研究的方向并沒有形成巨大影響。對整個社會、乃至各個學科發(fā)展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一個國家所延續(xù)下來的社會思想體系。在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體系主要有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p><p>　　自從以

17、西方語言體系為框架的《馬氏文通》在中國傳播以來，中國的語言學就開始追尋西方的語言研究之路，不過因為中國語言本身的特點，所以中國語言學現在走到了永遠都在追趕別人步伐的瓶頸中，要突破這個瓶頸，除了要研究漢語本身的個性外，還要對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對學科賴以生成的基礎有明確的認識，才能建立起適合這種學科發(fā)展的知識體系。 </p><p>　　三、語言研究的哲學基礎 </p><p&g

18、t;　　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從19世紀初開始的，從洪堡特、索緒爾到喬姆斯基、韓禮德，語言學經歷了許多流派、許多門類的研究范式，但是總體而言，語言學要解決的是語言本體、語言功能、語言與語言使用者之間關系的問題。所以語言的研究也就集中體現在語言的形式、功能和認知方面。形式和功能是從語言的兩個最主要的顯性特征，形式是語言自身的表象，功能是語言作為一種實體的內涵，而認知作為研究語言與心智、思維相關的新興研究方向，已經對許多以前無法解釋的語

19、言現象做出了更為合理的解釋。當然，無論是形式主義，還是功能主義，甚或是認知語義，其研究的根源都離不開基本的哲學基礎。語言研究理論的產生必定有其哲學基礎，語言研究的具體方法論上也必須遵循哲學的方法論。 </p><p>　?。ㄒ唬┱Z言理論的哲學基礎 </p><p>　　任何一種語言理論的建立都是和哲學傳統(tǒng)一脈相承的，以索緒爾為起始的形式主義語言學傳承的是唯名—唯理—形式路線，想要找到的是除

20、卻一切不定因素、所有語言都具有的共性的東西。索緒爾認為語言研究要“一開始就站在語言的陣地上把它當做言語活動的其他一切表現的準則。”[2]30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要解決的問題是“洪堡特問題”—“有限手段的無限使用”、“柏拉圖問題”—先于經驗的內在天賦的存在、“笛卡爾問題”—思維實體中認知系統(tǒng)的存在。這三個要解決的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還是要“解決整體人類知識的哲學理論問題”[11]。功能主義的語言學研究可以從柏拉圖和普羅塔哥拉的思想中找到源頭，

21、他們都認為語言是人談論問題的手段，是一種活動方式，是一種選擇系統(tǒng)，可接受性或用途是其標準。從洪堡特的語言功能論到布拉格學派的語言功能觀再到韓禮德的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功能主義語言學遵循的是語言不僅是一種“能”，而且是一種“功”，其哲學基礎是哲學中的經驗主義。洪堡特在其《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fā)展的影響》中寫道語言中的一切都是動的，而不是靜的；它的相對靜的部分在人的心靈中不斷地被加以復制；語言不是研究完成了的工作，而是一種行動[&

22、lt;/p><p>　　就具體的方法論而言，語言學也是從哲學中汲取營養(yǎng)的。語言學自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以來，一方面，要探求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精密度，所以就用哲學中的二元論，以及由哲學發(fā)展而來的數理邏輯等等形式性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由索緒爾所創(chuàng)立的普通語言學理論是建立在二元對立、統(tǒng)一的基礎之上的，語言內-語言外、句段關系-聯(lián)想關系、歷時-共時等等都是二元論的體現，哲學中的數理邏輯以及斯賓諾莎的“自類有限”理論都是普通語言學研

23、究的具體方法論的基礎。數理邏輯的先驅是德國的自然科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后來由布爾、亨廷頓、康托、弗雷格等人發(fā)展完善起來。數理邏輯包含很多東西，有模型論、集合論、遞歸論和構造主義等等。索緒爾的“句段關系”和“聯(lián)想關系”就是以德國數學家、集合論的創(chuàng)始人康托的集合論思想為基礎的。斯賓諾莎的“自類有限”理論認為，“所有的可以為同性質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東西，叫做自類有限?！盵7]85在他看來，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邏輯上的界限來限定。索緒爾以語言

24、將其表達為：語言的本質不是由其本身的內容決定的，而是由其反面，即它們之間彼此的區(qū)別特征來決定的。實體不是別的，而是具有反面的區(qū)分特征的集合（區(qū)別性特征）。喬姆斯基的</p><p>　　四、語言的語義、句法、語用三維空間的哲學思索 </p><p>　　一定的語言理論、語言研究方法論都是為具體的語言研究服務的，當前語言學研究中遵循美國行為主義學家莫里斯提出的符號學的三大分野—語義學、句法學

25、、語用學。語義學處理符號與符號的所指，符號與現實對象及其概念之間的關系；句法學處理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語用學處理符號和語言使用者之間的關系?！罢Z言在這三個維度上均衡發(fā)展，這三個維度本身就是語言學、哲學和語詞藝術中語言問題的主要根源?！盵7]1在這三個維度上，語言從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上都離不開哲學的指引。 </p><p>　　語義學是語言學三個方向中的第一個方向，語義學與傳統(tǒng)語言研究最相近，傳統(tǒng)語言研究是傳統(tǒng)哲

26、學研究中的一個領域，傳統(tǒng)哲學中研究的許多問題都是關于名稱與其所指物之間的關系的論斷，拿現代符號學的觀念來說就是符號學中符號與符號所指、符號與現實對象及其概念之間的關系。對語義的討論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學說中，在他那里，“邏各斯”從形式上表示言說之詞，從內容上表示思想及理性本身。根據赫拉克利特的觀點，萬物的生成變化根據“真正的話語”或者“邏各斯”進行，揭示這種規(guī)律就是哲學的任務。繼蘇格拉底之后，“邏各斯”主要是具有“概念”

27、意義，并且在某種程度上，蘇格拉底之后的整個古希臘哲學可以被稱為“概念哲學”。概念哲學把世界看成是分布在空間中的事物的總和，它關注的是事物的名稱和概念之間的關系，古代哲學家就此把關于事物的概念進行了范疇化分類：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tài)、狀態(tài)、主動、被動。在這些范疇中，實體居于第一位，其他九個范疇都是不能在事物之外獨立存在的東西。這樣一來，范疇本身就已經和語言聯(lián)系在一起，名稱多半是主詞，所有其余的大多是謂詞或者某些可能命題構

28、成中的限定語。在語義研究中，語義三</p><p>　　句法學是語言研究的第二個范式，和語義學不同，句法學關注的并不是世界中的個體事物，而是語言事實，羅素認為不能把世界想象成由事物構成，而是由事件或事實構成。事實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可以被命名，世界由“事件”或“事實”構成，每一個事件都是用“原子”句來描寫的，這種描寫是客觀的，與觀察者—說話人的態(tài)度無關，觀察者的態(tài)度在事實世界中或者不予考慮，或者被認為是不重要的

29、。用來表達事實的語言形式是句子（命題），而謂詞是其中心。在謂詞中心論的研究范式中，空間和時間統(tǒng)一在物質存在的形式之中，即時空統(tǒng)一。每一個事件都由四維，即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來界定。謂詞中是事實命題的核心，謂詞概念的實質內容包含著同樣的四維，謂詞是最不具有語義性的一個恒定項，謂詞之間的關系是思維單位，是外部世界中的語言外客觀對應物及其語言表達式之間的關系，把它引入到語言領域并不是因為語義，而是句法。在句法的研究中，數理邏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30、，維特根斯坦在他的《邏輯哲學論》中論述了句子結構的內在相互關系的問題，他認為這些關系可以通過運算來得出句子。所以在語言學的形式主義研究中，語言學家關注的并不是某個句子本身，而是首先對直接構成的句子的分</p><p>　　語用學是語言的第三個研究范式，與語義句法研究不同的是，語用研究范式中整個語言與使用語言的主體都與“自我”相關，而且用于語言描寫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被相對化。在語用范式中，“我”始終在研究的中心，是所

31、有其他相關項的必要基礎，除了“我”以外，接下來是以“我”為基礎的語詞，“這里”、“此時”、“這個”等等，羅素把這些詞稱為“自我中心特稱詞”，而語用學中一般稱之為“指示語”。指示語指向的是只有通過某種方式指涉的說話的那個“我”才能被理解的語詞。其余的語境、語義蘊含等等都是在“我”的理解和我的存在下才能被感知和被理解。 </p><p>　　語言和哲學向來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語言研究中，哲學一直起著基礎和指示作用；每

32、一種語言理論的確立和發(fā)展都離不開哲學的指引，在具體語言研究的過程中，哲學同樣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中起著隱性的指導作用；在語言研究的語義-句法-語用三維空間中，同樣是哲學指引著研究的方向。以《馬氏文通》為起點的中國語言學選擇的是西方語言理論的研究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一方面要求國內的語言學界在研究語言理論時，遵守西方語言研究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重視其研究中的哲學常項以及哲學方法；另一方面，作為一種不同于西方語言的漢語，其語音、形態(tài)、語義也有自身的特點

33、，所以在研究的時候也要充分考慮到漢語本身的個性以及這種個性的成因。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適合于中國語言個性的語言理論。 </p><p><b>　　[參考文獻] </b></p><p>　　[1]葛本儀.語言學概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2008：15. </p><p>　　[2]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

34、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37. </p><p>　　[3]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fā)展的影響[M].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008. </p><p>　　[4]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010：269. </p><p

35、>　　[5]布魯克·諾埃爾·穆爾.思想的力量[M].李宏昀，倪佳，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 </p><p>　　[6]劉利民.哲學視域中的語言問題[J].外語學刊，2006（6）：1-5. </p><p>　　[7]Ю.С.斯捷潘諾夫.現代語言哲學的語言與方法[M].隋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p><

36、;p>　　[8]梯利.西方哲學史[M].伍德，增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44-349. </p><p>　　[9]陳嘉映.語言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 </p><p>　　[10]彭蘭玉.語言學簡史[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7. </p><p>　　[11]吳剛.生成語法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