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志》的漢文譯介與書籍流轉(zhuǎn)

1、<p>　　《法蘭西志》的漢文譯介與書籍流轉(zhuǎn)</p><p>　　摘 要：《觀光紀游》的作者岡千仞是活躍于幕末明治時期的日本漢學者，除傳統(tǒng)文史研究與旅行書寫外，亦曾與他人合譯有《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英吉利志》與《訥耳遜傳》等書。明治改元以降，維新政府主張全盤西化，大力推行洋文，漢文的傳統(tǒng)地位受到撼動，漢學淪為洋學、和學之后的末流。岡千仞有感于當時日本國內(nèi)以和文譯述西書的諸種流弊，采取漢譯策略，通過

2、自己的漢學修養(yǎng)潤飾文辭表述，彌合概念差異。與此同時，他還在譯著中發(fā)表獨到的譯述原則與歷史評價，對晚清西學產(chǎn)生了影響。本文將以岡千仞漢譯實踐中最重要的《法蘭西志》為中心，結(jié)合新發(fā)現(xiàn)之文獻材料、書中所收序跋批點和岡千仞論贊，討論從法文原著到日本人的漢譯過程中“西書”如何“東漸”;隨后從篇制和文本角度對《法蘭西志》與岡本監(jiān)輔《萬國史記》進行對讀，分析此書對明治日本漢譯西書的影響;最后，聯(lián)系《法蘭西志》在晚清中國的翻刻活動與接受評價，即“東書”

3、怎樣“西傳”;從而厘清《法蘭西志》譯介與流傳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勾勒其在世紀之交中日兩國間書籍流轉(zhuǎn)、文化交流與人物往來等方面的地位及作用。 </p><p>　　關(guān)鍵詞：岡千仞;《法蘭西志》;漢譯西書;書籍流轉(zhuǎn) </p><p><b>　　引 言 </b></p><p>　　岡千仞（おか せんじん，1833-1914），幼名慶輔、棣，字子文

4、，明治維新后改字振衣，名千仞，號鹿門，日本幕末明治時期的漢學者與漢詩人。天保四年癸巳（1833）生于仙臺，下級藩士岡藏治第五子，祖上世役書記。少時被稱作“讀書家”，曾求學藩校養(yǎng)賢堂與江戶昌平黌，受儒家典籍熏陶，陶醉于漢文世界。明治改元之際，因申論尊攘大義，而觸怒佐幕派，被投入獄。天下平定后，被赦出，供職東京。歷任公子侍讀、編纂官、修史官，直至東京府書籍館干事。明治十三年（1880）因不滿藩閥政治而卸任公職，絕意仕進，潛心教書育人、云游四

5、方。1884至1885年曾踏訪禹域，著有《觀光紀游》《觀光續(xù)紀》與《觀光游草》三書，記錄沿途見聞感受，嚴詞批判中土以煙毒、科舉與貪毒為代表的失政弊俗。大正三年（1914）卒，葬于東京目黑佑天寺，友人楊守敬為仙臺榴岡《鹿門岡先生碑銘》題寫“晚歲猶存鐵石心”之句{1}。 </p><p>　　竹林貫一評價岡千仞為人“志氣雄爽恢闊，治身謹嚴”{1}，這與他宗尚程朱理學不無關(guān)系{2}。岡千仞首先是儒學者與漢學家，治學以經(jīng)

6、史為主，觸類旁通，一生筆耕不輟。據(jù)張明杰調(diào)查，僅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收藏其“著述（含未刊）就多達五十種，二百九十八冊”③。其中不僅包括《尊攘紀事》《涉史偶筆》等研究本國國史的史學論著，亦不乏《望云紀程》《東旋詩紀》之類文學性較強的游記作品。此外，岡千仞的學術(shù)旨趣并非只囿于傳統(tǒng)文史領(lǐng)域，其著述也有明治維新的時代印記，他用心西學，關(guān)注域外大勢。在《觀光紀游》中，作為在野“域外人”，岡氏無所顧忌地表達了對于晚清現(xiàn)狀的看法，并直截

7、了當?shù)匾浴八幨Z”的形式發(fā)表相應(yīng)的改革建議，雖然不為清廷當局所采，民間文士亦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但其后影響中國近現(xiàn)代學人思想觀念的轉(zhuǎn)變，故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這些建議尤以仿效歐美為主，包括變風俗、廢科舉、建學舍、興實學、究格致、講富強等，幾乎就是明治政府為改變幕末黑暗現(xiàn)狀而全盤西化的翻版，是岡氏長期關(guān)注西學的結(jié)果，得益于其早年的翻譯實踐{4}。本文將重點討論的《法蘭西志》是岡氏譯著里在中日兩國影響最大的一部，美中學<

8、;/p><p>　　一、岡千仞漢譯實績概述 </p><p>　　岡千仞不僅曾校閱過本國植田榮所譯《萬國史》，訓(xùn)點過美國謝衛(wèi)樓口述、清人趙如光筆記之《萬國通鑒》，為岡本監(jiān)輔所編《萬國史記》題序，即使游華途中，亦留意搜購?fù)砬迨钩妓珰W美行紀，繼續(xù)擴展其對于海外世界的認識。⑥盡管不解洋語，但岡千仞一直努力引介域外大勢的觀念，對西史東傳頗有引導(dǎo)之功，這最主要體現(xiàn)在其與他人合作的漢譯實踐上。除本文重點

9、討論的《法蘭西志》外，岡氏譯作另有《米利堅志》（1873）、《英吉利志》（1878-1884）與《訥耳遜傳》（1887）三部專書。 </p><p>　　最早在明治六年（1873），岡千仞與同鄉(xiāng)河野通之合譯的《米利堅志》便已獲得版權(quán)許可。{7}前此兩年的明治四年（1871），岡氏任教于東京府立中學，適逢“閉?！薄熬烷e”，便與“善讀洋書”、精通洋文的河野通之共譯美國國史。河野“涉各國史”，選擇首譯此書，因美國為日本

10、“通交海外”之“嚆矢”。岡千仞在書中發(fā)表了自己關(guān)于譯述原則與歷史評價的見解。他于卷首《例言》中指出翻譯應(yīng)通曉明暢，斥責洋學者譯述不堪卒讀的弊端： </p><p>　　譯述洋籍，務(wù)照原書，則其文郁嗇晦澀，或至不可解。是書先得其大意，而后下筆。原書前敘者，或舉之后，詳敘者特提其略，專要使讀者易了其全局。譯述之體，固宜如此?！鼤r洋學者，專事譯述，刊行書不知數(shù)。而一書前后數(shù)篇，零丁破碎，漫無體裁。是書雖僅僅四卷，自

11、米國草昧至一千八百六十年，治亂大略，歷歷無遺。此所以與近時譯書異其撰也。 </p><p>　　在翻譯方法上，本書首先由河野譯出，隨后岡氏加以潤色，“反復(fù)涂抹”，至于卷成。上述引文表明，譯者希望以《米利堅志》的譯述實踐，糾正當時日本翻譯活動中輕視文體、忽略文采的不正之風，并由此可見其翻譯活動明確的目的性。又于卷四“布堪南為大統(tǒng)領(lǐng)”條末以“論曰”諸語總結(jié)全書，采取傳統(tǒng)儒家孔孟之道的價值評判姿態(tài)，揭示美國富民強邦、文

12、明開化的崛起之路，贊嘆華盛頓定下“四年更立之法”的功績：將華盛頓不忍國民受虐，自然流露出的情感之真誠與戰(zhàn)國時期齊桓公、晉文帝“假名仁義”之虛偽兩相對照，突出其深得民心的形象，同時也褒揚華盛頓對自己定下的政制、法制能夠嚴格執(zhí)行。最終將美國的文明開化歸功于華盛頓一人之力，視其為中國上古虞舜之類的賢君英雄：“頓之盛德大業(yè)，駢稱之唐虞，殆無大慚也”，“孟子頌舜德曰‘立賢無方’，如頓其殆亦孟子所謂‘無方者’也歟”。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

13、買上文庫”現(xiàn)藏《英國史殘稿》一部，該文庫是目前保存岡千仞舊藏的兩大機構(gòu)之一，{1}其館藏目錄注明此書為“千村芝溝譯，河野通之編，岡千仞?！眥2}。1879年，著有《普法戰(zhàn)紀》一書的王韜應(yīng)郵便報紙新聞社主筆栗本鋤云等人之邀東游，旅行之際，于日</p><p>　　《英志》以外，岡千仞另有一部譯書與英國相關(guān)，即出版于明治二十年（1887）的《訥耳遜傳》⑥。此書全名《軍人必讀訥耳遜傳全》，由內(nèi)田成道在海軍大佐肝付兼行介

14、紹下與岡千仞合作完成。其時適值岡千仞因染毒東歸，養(yǎng)病東京芝公園禪院，內(nèi)田每天口譯英書一兩頁，岡氏“自旁筆記”，“三月而成”。卷首有《告白》、有棲川宮熾仁親王題詞、肝付大佐序、岡氏自序與內(nèi)田自引。岡千仞此前曾譯《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與《英吉利志》，對歐美歷史較為了解。此書雖屬自傳，并非國史，但岡氏年前曾赴華游覽，觀念一變，書中見地亦更為深入。卷一正文前有導(dǎo)言，稱英國海軍強于法俄，為天下稱道，而其又“以訥耳遜為第一”。各篇前有譯者所加標題

15、，較原著更為明晰。篇末所附“譯者曰”則為岡氏“泛論時事”之語，可見其用心所在。卷六《遜戰(zhàn)死》篇末“譯者曰”總結(jié)全書，認為“凡物有抵抗力，而后可以神其功用”，“天降訥耳遜于英國”與拿破侖抵抗，“于是以大海為用武之地，以大艦巨炮為決雌雄之具”。 </p><p>　　二、《法蘭西志》的作者與成書 </p><p>　　關(guān)于翻譯西書，岡千仞原意自美國始，“以次及英佛諸國史”。但在完成首部譯書后，

16、河野退居鄉(xiāng)里，岡氏亦“出仕文部省”，轉(zhuǎn)任十一等編修寮教科書編纂，因無力譯及他國而引以為憾。但這種遺憾并未持續(xù)太久，五年后，岡氏的第二部翻譯作品《法蘭西志》刻成。此書合作對象換成通曉法文的高橋二郎。與《米利堅志》不同，此書封面署“高橋二郎抄譯”，扉頁則作“高橋二郎譯述，岡千仞刪定”{1}。《法蘭西志》的翻譯最初源自法國史學家本的內(nèi)氏（ホンテ?`ヌニ）的勸勉，高橋綜合三部法國史書，譯為一編，再由岡千仞刪定，并加諸論贊。 </p>

17、<p>　　《法蘭西志》抄譯者高橋二郎（たかはし じろう，1850-1917），千葉縣南總來里（今久留里）人，別稱弘{2}。與岡千仞同出昌平黌，曾任東京高等蘭英學校教授③。除《法蘭西志》外，編著有《啟蒙日本?j志》（1874）、《耶穌教新論》（1882，1884年有市川鯤之助《校補耶穌教新論》）、《昌平大學職員及同窗名簿》（1893）等。 </p><p>　　《法蘭西志》涵蓋公元前481年“克魯味

18、王建法蘭西國”至1852年“侖（筆者注：即拿破侖）三世即帝位”共兩千三百余年（《附言》作“一千五百年”）間的法國歷史。封面標題為《（猶里氏原撰）法蘭西志》，在《附言》中，高橋二郎交待此書譯自猶里氏的《法國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與《法國史》（1870）三書，并“提其大要”，由岡千仞刪定而成。由于高橋氏中途“適病廢筆硯”，岡千仞取其底本，“參考諸家譯書”，補充勃拿巴兒土氏之紀。猶里氏及三部原書書名旁注的假名分?e為：ジ

19、ュリ?`（猶里）;プチ?`イルデイストアルドフランス（法國史要）;イストアルデタンモデルヌ（近古史略）;イストアルドフランス（法國史）。筆者根據(jù)假名擬音，將書名還原如下：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法國史要》）;Histoire des Temps Moderne（《近古史略》）與Histoire de France（《法國史》）。 </p><p>　　關(guān)于作者猶里（ジュリ?`），日本

20、學者中田吉信斷定為Victor Duruy，又根據(jù)法國國家圖書館目錄推斷三書分?e為Petit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e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Hachette（《法國史要：從遠古到當今》，巴黎，Hachette出版社）;Histoire des Temps Modernes， depuis 1453 jusqu’

21、à 1789（《近古史略（1453-1789）》）?cHistoire de France（《法國史》）{4}。佐藤慎一沿用此說法[ 佐藤稱“岡千仞的《法蘭西志》源于包括《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1863）在內(nèi)的猶里（Victor Duruy）的三本法國史概論?！眥5}。國內(nèi)史學家張芝聯(lián)則疑猶里為“法國19世紀著名史學家居爾?米什勒”⑥。靳劍據(jù)此查證出“‘猶里氏’應(yīng)為Jule Michelet（1798

22、-1874），相應(yīng)史著為Histoire de France （de l’origine à la mort</p><p><b>　　頁a： </b></p><p>　　集，審判王罪，改立政體。舉國怍愕，異論沸騰。亂徒愈得志，日行暴殺，猶虎狼脫檻，橫行四野。以肆搏注。會普人[兵]侵威耳堤，亂徒憤然曰：“此皆王徒出走[黨]游說敵國所致”。乃曳出王黨在獄者

23、，一一[悉]刎之，縱殺二日熄。 </p><p><b>　　法國擊退各國兵 </b></p><p>　　?ケ?進攻黎列辟，所在城守，國勢日急。諸忠實憂國者，不以激徒為念，爭出為鄉(xiāng)勇白面無須者，皎?戴雪者，皆出編卒伍。德耳德伯耳克齡五十余，猶為 彈隊卒，手銃臨陣。各種[每人攜戎器，]妝服軍容不均[一]?；蛴胁怀直髡?，同音唱武歌，勇氣凜然，如眼不見[中無]敵者。賞巴

24、尼 </p><p><b>　　頁b： </b></p><p>　　當敵兵衛(wèi)路，守將德摩利以寡兵扼敵于亞岡納隘道。十五日，會克列滿來援，法兵新募未經(jīng)繰練者，而敵兵精熟，普王親將總軍，勢力懸絕。九月二十日，法兵與之戰(zhàn)于威耳美，敵兵齊發(fā)百二十門大炮[丸雨注]，焰煙蔽野，彈丸雨下。我兵誤火硝藥，搬夫四逃[避匿]，而眾猶不退。會[苦戰(zhàn)。]王族舍德公率炮兵馳至協(xié)力，軍氣大[

25、稍]奮。須臾敵炮絕聲，煙焰消散。顧[乍]見敵兵自后山[背]來襲，法[出我軍后]兵相顧[愕然]失措。克列滿觀事急，下馬，馳出陣前，穿[揭]帽劍端，令眾曰：“揮銃槍各隊凝立不動，比敵近揮槍[各隊止發(fā)炮，待敵近前，挺槍]揮攉?！比龖?zhàn)三勝。翌日，敵兵拔營而退，賞巴尼始安，德摩利進援 </p><p>　　是頁版心所標頁碼為“二十三”，頁a第五行有小標題《法軍擊退各國兵》。經(jīng)檢索比對，則此為刊本下冊卷五第22b頁第六行所載

26、，刊本中此條之前為《頒布新法》，之后為《法人?s十六世路易王》，兩標題均未出現(xiàn)于殘頁中。岡千仞以朱筆修改殘頁，因外國人名、地名之日文假名拼音及天頭所列眉批并無改動，故上述引文中并未列出。另外，修改過的殘頁文字與刊本內(nèi)容并非全同。頁a首段引文為《頒布新法》條文末，刊本另將“舉國怍愕”改作“舉國驚愕”，兩處“亂徒”刊本皆改作“亂民”，“王黨在獄者”改作“王黨系獄者”。殘頁其余部分，對應(yīng)刊本變動較大處，如“?ケ?進攻黎列辟，國勢日急”改作“澳

27、兵進逼南疆，警報四至”，“爭出為鄉(xiāng)勇”改作“爭出應(yīng)募”，“猶為■彈隊卒，手銃臨陣”改作“猶手銃從軍”，“賞巴尼守將德摩利以寡兵扼敵于亞岡納隘道，會克列滿來援，九月二十日”改作“九月二十日，賞巴尼守將德摩利從敵于威耳美，克列滿來援”，“搬夫避匿”改作“搬丁走匿”，“乍見敵兵自山背出我軍后”改作“乍見敵兵自山背來襲”。各種改動，誠如扉頁所言，是“岡千仞刪定”的結(jié)果。對殘頁的朱筆修改主要為潤飾文辭，使敘述更為簡潔整飭。而從朱筆修改到刊本，他的

28、工</p><p>　　另外，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岡文庫現(xiàn)藏《塵堆成山集》二卷?！秹m堆成山集》卷一收錄明治八年（1876）小笠原勝修《〈法蘭西志〉序》，墨筆抄錄于白紙之上，有朱筆句讀與增補。此序不見于刊本，主要褒揚岡千仞面對法國復(fù)雜歷史，追溯治亂興廢，能做到“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塵堆成山集》卷二收錄高橋二郎《〈法蘭西志附言〉》《〈法蘭西志〉例言》與龜谷行《〈法蘭西志〉后序》，均為墨筆抄錄。龜谷文書于朱絲欄紙

29、上，每半頁十行，行二十格。版心題署“振衣生文稿”，下魚尾作“明治乙亥”，有朱筆句讀與圈點。高橋氏《附言》書于白紙之上，有朱筆訓(xùn)讀符號及人、地名假名注音，與刊本相比基本相同。變動最大處為文末“余今弱冠，敢撰此書，三長無一，而四患皆不免”，被改作“余今弱冠，敢撰此書，豈敢謂有所發(fā)明焉乎”。高橋氏《例言》書于藍行紙上，每半頁十二行，與刊本相比，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差異較大。訂改最明顯處有二。一是稱所譯底本為“佛國德利氏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所著”，旁采“英人維

30、廉《英國志》、德利氏《萬國史》《佛國通鑒》”等“列國史乘”，這與刊本所云將猶里氏三書“譯為一編”有較大出入。二為講述岡千仞在此書中的實際貢獻：“仙臺岡天爵君為余刪定之，</p><p>　　三、《法蘭西志》的漢文譯介 </p><p>　　《法蘭西志》卷首有日人岡松甕谷、龜谷省軒題序，卷末附木原元禮跋文。岡松序言龜谷之序推崇法蘭西諸方面之文明，強調(diào)拿破侖的功績，肯定其所訂法律，并以其為此書

31、譯述之由，但又對法律與文明的關(guān)系心生疑竇。岡松力主借鑒西方“設(shè)教施政”、“體國經(jīng)野”之制，重現(xiàn)唐虞三代之治。木原氏的跋文首先批評“華人詳內(nèi)而略外，侈乎文而儉乎實”，指斥中土史官蒙于外勢，既而引出岡氏“博譯西書”的意義。他認為本書在筆法與內(nèi)容上都較其前譯《米利堅志》更為精彩，希望他日能被讀者接受，用以“守御攻取”。 </p><p>　　首屆清國駐日公使館館員張斯桂、沈文熒讀罷此書，亦曾撰序相贈。道光以降，英、美諸

32、國國志皆有譯介，獨法蘭西闕如。1878年夏，岡千仞、高橋二郎攜譯書問序于張氏。通過此書，張方才首次了解到法蘭西“其國之強，已閱千年。而君明臣良，代有其人”。張序列舉圣主賢臣、新教舊教之分為法國國史關(guān)鍵之處，欽佩拿破侖“囊括宇宙，席卷天下”之“雄才大略”，但以其抑郁而終實屬咎由自取，感嘆此后三世拿破侖“仍蹈故轍”。并評價此書敘述、描寫“杼軸從心，褒貶得體”，“讀之令人眉飛色舞”。沈氏夸贊岡氏與高橋一為“良史”，一“通大義”，因而可以避免“

33、舌人諳其語而拙于文，學士長于筆而昧于其字”的缺陷，翻譯此書“厥功偉矣”。他對法蘭西整體印象為“于歐洲為強國，雖壞土不廣，而勇悍好戰(zhàn)”，法人事跡“足資考鏡”。拿破侖之經(jīng)歷“足以為后世懲戒”。岡君、高橋氏譯書堪稱“識時務(wù)”之舉。中日兩國文士的序跋均以中土歷史比附西洋，在三代之治的傳統(tǒng)框架中進行思考。相對而言，清人注重譯述的文采，但議論多浮于表面，較為虛化，內(nèi)容上不及日人所言深入透徹。 　　此外，《法蘭西志》卷內(nèi)天頭附有日人重野安繹、藤野正

34、啟、野口之布、中村皙、?c原裕、木原元禮、</p><p>　　是日日蝕，大雷雨。英王曰：“天助我也?！惫脑攵M。比兩軍接鋒，天忽晴。英王列大炮于陣前，吶喊聲齊發(fā)。法軍狼狽，潰死者三萬七千人，伏尸山積，列侯貴族，死亡殆盡。王與從者五人乘夜間行，達一壘。硝兵聞叩門聲，急出見，則王也，壘將大驚出迎。自有法國，無此大敗，世謂之格利西之敗。 </p><p>　　眉批曰：“文極變幻之妙，不如此則不

35、足寫此一大戰(zhàn)?！笨芍^甚得譯者之心。再如首卷論贊部分清人葉松石稱贊岡氏用語“文氣卓犖，得司馬氏之訣”，將其與太史公之歷史書寫相提并論。而書末天頭評點者的總結(jié)性評語更是不吝溢美之詞，將岡千仞的譯述文采與拿破侖的運籌帷幄等而觀之：“一枝筆，能取歐羅巴第一英雄，掀翻欺弄，不止盤丸。天爵之用筆，猶拿破侖之用兵，無堅不摧，真希代之偉觀?！彼氖亲允銠C杼，發(fā)表議論。如論及西土宗教與科學的關(guān)系時云：“西洋諸仁政皆成于教法，獨窮理學科不然。”評點者尤喜東西

36、并舉，如卷一將法國賢圣比附于日本明君：“克魯味王似我織田右府，查理曼似我豐太閣?！本砣信e中日法三國良王：“守成良王，我有仁德天皇，漢土有文帝，而歐洲則有路易九世，雖東征無功，不害為良王?！庇秩绫容^漢歐不同軍事理念時稱“歐土人懸軍萬里，視死如歸，故膽略日大，竟至橫行五洲。漢土人常戒窮兵黷武，何爾怯”。再如河野通之又將路易十四與漢武帝兩相對比：“十四世路易銳意戰(zhàn)伐，威懾四鄰，曠度大略與漢武相類，而臨死遺訓(xùn)，亦與輪臺一詔如出一口，唯恨不得一

37、霍光托遺業(yè)也?！?</p><p>　　除刪定全書，潤飾文辭以外，《法蘭西志》“書中論贊，系于鹿門氏筆”（《法蘭西志?附言》）。諸卷卷末由岡千仞撰寫的論贊可以印證、補充其在《米利堅志》中對待西洋史學的態(tài)度與思想觀點。 </p><p>　　《法蘭西志》首卷卷末，岡千仞由克魯味王基業(yè)不傳聯(lián)想至與本邦源右府之霸業(yè)遭北條氏篡奪，二者皆緣于“忌宗親之所致”，指出掌權(quán)者不應(yīng)以此為“貽謀之得”，否則對

38、于后世子遺患無窮。卷二論贊，岡千仞認為歐洲各國得以“?V?V乎日進文明之域”，原因主要在于“以議會為張治化之基本”。他又引用《萬國通鑒》，將首創(chuàng)國會的泰甫帝比作歐洲堯舜，這一點類似他在《米利堅志》中對華盛頓的褒揚之詞，體現(xiàn)出的是儒家批評準則。岡氏談及路易九世維護民權(quán)與非立四世討論國人自由權(quán)利時深有感觸，從而對比中西法律及政府、人民與國勢的關(guān)系，準確扼要地把握住問題的實質(zhì)，切中肯綮，發(fā)人深省： </p><p>　

39、　實漢土法律出于法官所制，故其為法以張政府維權(quán)為主。政府維權(quán)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氣日愈凋喪矣。歐洲法律成于國會所定，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quán)利為主。人民權(quán)利日愈增加，而國家元氣日愈隆盛矣。近世英米雄視宇內(nèi)，職是之由。嗚呼！一法律也，一為漢土，一為英米，世之政體得失者，宜鑒于此也。 </p><p>　　評點者對于上述議論亦莫逆于心，期待讀者的重視：“此等議論，譯者所以三致意，莫漫然看過?！睂ж饘τ谟帽τ玫目捶杏诰?/p>

40、四之論贊部分，他首先稱“凡物有抵抗力，而后可以神其功用也”;進而引申至用兵如能“振起人民抵抗力”，便可產(chǎn)生功用。因而他能別出新意地從功用之于天下的角度反面論證一般帶有負面含義的兇器亦可以“祥云慶星”的面目出現(xiàn)。卷五結(jié)尾岡千仞引用《論語?子路》“一言喪邦”，批判路易十四所言“政府即我，我即政府”之傲慢態(tài)度。不過，若反過來將政府等同于人民亦屬極端之舉，“欲其國之永安久治”，正確的態(tài)度應(yīng)該是“以制國憲，定君民權(quán)限為第一義也”。他對于民權(quán)的重視

41、也得到評點者的贊同：“今論民權(quán)者，不可不注目于此?！本砹┢皝鼋K于圣尼勒那島”條所附“論曰”總結(jié)拿破侖一生，與“禹之行水”相比較，得出“古來英雄用兵立大功于天下者，必用諸于不得已者也”的結(jié)論，并以此解釋拿破侖征伐全歐之必然性，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務(wù)令讀者信服。同時又以“秦并六國”、“晉并三國”，說明拿破侖之敗“皆由用兵不得其道”。最后稱日本豐臣秀吉與拿破侖“異其成敗者，無他，其經(jīng)營四方，先智略，而后用兵也”。這也是岡千仞協(xié)助譯述此書的

42、</p><p>　　天爵草是篇，以稿本示余，疑引豐公頗不倫。天爵笑曰：“我苦心點出豐公，以結(jié)是篇，亦尊內(nèi)賤外之意，不然何異尋常洋學者流？”譯洋書者，亦可以知用心細密也。 </p><p>　　明治時代，日人多將拿破侖與本國豐臣秀吉互相比附，《法蘭西志》譯者所論與卷內(nèi)眉批均可見此用例。另外，岡千仞站在本民族立場上，對豐臣秀吉當年征朝之“神功”褒賞有加，認為其所為不過是此前忽必烈所為而已，肯

43、定其保障了國家日后的長治久安：“我邦表立東海，四鄰震懾，坐保三百年無事者，實由此役耀國威于海外。”{1} </p><p>　　四、《法蘭西志》與《萬國史記》 </p><p>　　明治十一年（1878）五月，《法蘭西志》刻成，由東京露月樓上梓刊行。一個多月后，岡本監(jiān)輔編纂、中村正直審閱的《萬國史記》獲得政府版權(quán)免許，次年五月出版。此書正文部分首為《萬國總說》，其后從亞細亞（亞洲）開始，按

44、照亞非理駕（非洲）、歐羅巴（歐洲）、亞美理駕（美洲）及阿塞亞尼亞（大洋洲）的順序，依次譯介六大洲“縱橫數(shù)百余國，上下數(shù)千余年{2}的歷史。重野安繹作序盛贊《萬國史記》作為國別體史書而兼有《左傳》編年體之特色，堪比魏源《海國圖志》③。 　　《萬國史記》卷九至卷十一為“歐羅巴史四”之《法蘭西記》，分作上、中、下，所敘歷史自公元前450年維思俄蘇族定都紫羅塞至1878年巴黎開設(shè)博物館，與《法蘭西志》所涉時間跨度相當，多出1853至1878年

45、相關(guān)事件。雖然《法蘭西記》篇幅約為《法蘭西志》一半，但在《萬國史記》全書中已屬最多：其他主要大國除英吉利外，包括日本自身之歷史記載均為一卷，編者對法國歷史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不過，他在《法蘭西記》卷末的總結(jié)對法國國民卻并非皆為溢美之詞： </p><p>　　國人豪爽自喜，終日歌舞無戚容。貴賤衣裳清楚不惜費。好交游，善遇遠人。又喜武功，偶受凌侮，必圖報復(fù)。軍興則有矜色，但以崇國威為務(wù)。剽悍善戰(zhàn)，不能堅忍持久。國人

46、文化在歐土居中等以下。思慮慧敏，長于制造新機奇巧，常出人意表。{1} </p><p>　　上文所言大多為抑揚并行：或先揚后抑，在褒獎法人優(yōu)點的同時，又帶出其不足;或先抑后揚，指斥法人缺憾之際，轉(zhuǎn)而凸顯其特質(zhì)。岡本監(jiān)輔對法蘭西人的最終定位是“歐羅巴難治之民也”{2}：“吾歷觀萬國，其民難治者亦多矣，未有如法人也”，且“為之深思，未有良策”③。他甚至還為法人擬定“十規(guī)”，自信若踐行之，則數(shù)百年后法蘭西定能“文化漸開

47、，人厭兵爭”{4}。 </p><p>　　“人厭兵爭”是岡本監(jiān)輔的理想，但在《法蘭西志》中，岡千仞卻有另外的見解，卷四論贊處提到的兇器亦可成為“祥云慶星”便是明證（詳參上文）。岡千仞也曾為《萬國史記》作序，其核心思想是進化史觀與精英人士英雄主義的交織。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他在文末指出此書的材料來源：編者“輯和漢近人譯書數(shù)十部，撰萬國史數(shù)十萬言”{5}。而岡本氏于《凡例》則謂，“此篇就翻譯諸書，摘錄其要”⑥。顯然，二

48、語互相抵牾。岡本氏在《萬國史記》卷末《后序》言其從明治十年（1877）五月動筆，至明治十一年（1878）冬“始脫稿”{7}。也就是說，岡本監(jiān)輔歷時一年半，憑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二十卷、“數(shù)十萬言”的編譯?！斗ㄌm西志》很可能是完成于明治十年（1877）年底{8}，雖未提及譯書所耗時長，但相對“翻譯諸書，摘錄其要”的籠統(tǒng)模糊，高橋二郎在卷首《附言》中將材料來源具體到原書（包括具體的作者與出版時間），并明確其本人、岡千仞、重野安繹、藤野正啟等對書

49、中各個部分的文字責任。 </p><p>　　另一方面，《增版東西學書錄》評價《萬國史記》：“書雖甚略，然五洲各國治亂興衰之故，頗能摘抉要領(lǐng)。讀西史者，姑先從事是書，以知大略?！眥9}不少學者也指出，岡本監(jiān)輔《萬國史記》對晚清史學，尤其是世界史，影響巨大。特別是其中的《法蘭西記》，最為中國學界關(guān)注的是關(guān)于法國大革命的書寫{10}?！斗ㄌm西記》篇幅約為《法蘭西志》一半，敘事簡明扼要。筆者以兩個文本1789至1799

50、年間的敘述為例，經(jīng)過比對，發(fā)現(xiàn)前篇之敘述較后者更為精練，但在內(nèi)容上不乏重合雷同之處。 </p><p>　　比如，1789年5月路易十六于凡爾賽宮召開已經(jīng)中斷了175年之久的三級會議?！斗ㄌm西志》記錄其事云，“開議會于威塞爾，分僧侶、貴族、齊民為三等，每等公撰代議士，得一千二百十四人，六百二十一人為齊民”;《法蘭西記》所載則為：“王遂會舉國議員于威爾塞，列貴族、教士各三百人，齊民六百人，貴族、教士與齊民爭決議之權(quán)

51、?！眥11}在內(nèi)容呈現(xiàn)方面，《法蘭西志》較為生動，上段之后復(fù)有其它文字描述在場諸人之不同服飾，而《法蘭西記》在記錄人數(shù)時則去掉零余，并直接進入6月之事，更加簡潔。另外，關(guān)于會議舉辦地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二者一作威塞爾，假名拼音注為ベルサイル;一作威爾塞，假名拼音注為ウエルサイ，從語音上講，顯然《法蘭西記》更為準確。 </p><p>　　又如，1791年9月路易十六被迫頒布新法

52、?！斗ㄌm西志》寫道，“民會逼路易王頒布其所議定之新法，曰：‘不得以貴賤異國律，以門地限進仕，以苛法軛教法。貿(mào)易工匠，法律租稅，一以民會公議定之。聽訟置陪審覆審二官，撿法官判決合律否。置上等審院于州郡，達國民冤屈，其所措畫，公明正大’”;《法蘭西記》則云：“民會逼王頒布新法，不得以貴賤異國律，以門地限進仕，以苛法軛教法。貿(mào)易制造租稅，皆以民會公議定之。聽訟置陪審覆審二官，撿法官判決合律否。置上等審院于州郡，達國人冤屈，其所措畫，尤稱公正。

53、”{1}兩段文字驚人的相似，雖說不排除所譯法語原文一致的可能性，但要做到如此“雷同”，恐怕并非“異曲同工”可以解釋。 </p><p>　　再如，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處決。《法蘭西志》的記錄為，“獄卒擁王至刑壇，王固知不免，略無畏懼色，從容就死。王柔弱無足虞，國人冤之”;《法蘭西記》則敘述道：“獄卒擁王至市，王固知不免，進上刑壇，從容就死。年三十九，國人冤之?！眥2}《法蘭西記》所含信息量更豐富，道出了路易十

54、六享年三十九的史實，而從文字表達上看，二者用語的相似亦讓人浮想聯(lián)翩③。 </p><p>　　五、《法蘭西志》與書籍流轉(zhuǎn) </p><p>　　在已知的岡氏四部譯著中，最先完成的《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名氣較大。岡千仞于明治三年（1870）“上京”，其后十年都在力主維新的明治政府任職{4}。兩書均完成于這一期間，尤其是在《法蘭西志》刻印前，他已經(jīng)歷大學、中學、文部省、東京

55、府書籍館、修史局等不同仕宦體驗{5}。中土文士最先接觸到《法蘭西志》的是當時寓居?xùn)|京的清國首屆駐日公使館館員。對于《法蘭西志》，岡千仞尤為得意，于其所著，特標此書，引以為傲，意在揭露法國之野心，警示主政者：“弟著漫然無足觀，唯法史首下筆?！惾丈聳|洋者必法也?！鍙妵惺鬃g法史，將使是責者所警也”⑥。岡氏編寫《法蘭西志》極為用心，頗費苦功。書成之后，“為之設(shè)小宴”{7}，請求沈文熒等人賜序“生光”{8}。在與另一館員黃遵憲筆談時亦

56、稱：“于此書刻苦，殆一夜發(fā)白者。為岡本氏《萬國》一樣之看，抹殺多少苦心者，有眼者必知之”{9}，同時奉書以求評點。岡千仞對于己作超過《萬國史記》的自信與用心可見一斑。黃氏曾經(jīng)閱讀過《法蘭西志》，表示日后一定向編撰《萬國史》的丁日昌推薦：“他日必以寄丁公，備采擇”{10}，并盛贊岡氏所著“文筆雄深，若吾國有翻刻本</p><p>　　1884年，岡千仞親訪禹域，與王韜一樣，亦攜書以行。對此，《觀光紀游》有如下介紹：

57、“余是游，赍《法蘭西志》《米利堅志》《尊攘紀事》各五十部，《紀事補遺》《藏名山房雜著》各一百部，以充贈遺?！眥12}他將《法蘭西志》《米利堅志》等贈送給諸多文士，一部分是王韜、張裕釗（通過其子張沆）等在本國即已熟識的舊友，更多則為游華期間結(jié)交的新知，既包括俞樾、張煥綸等民間儒士，也有如李鴻章、盛宣懷等主政官員。這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丁氏是當時在華掌握西學話語的重要人物，早年因為《米利堅志》，兩人即以文字結(jié)緣。此番

58、見面，岡氏更是推稱丁氏譯書為本國歐學未開之時知曉域外大勢的窗口，目之為“洋人在中土譯西籍者”{13}第一，言語間滿是欽佩：“敝邦歐學日開，譯書續(xù)出，唯其人不文，故旨義不明。唯先生諸著，譯意穩(wěn)妥，行文名鬯?！眥14}岡氏中國旅途中贈出的兩書日后開始在晚清士人接受西學方面產(chǎn)生影響。袁昶晚年日記回憶《米利堅志》時，稱其為“各國史學堂必須購備者”{1}。黃慶澄1893年東游扶桑，結(jié)識岡千仞，推崇其“米、法二史”，而認為岡氏“性嗜史學，長于辨才”

59、{2}。 </p><p>　　明代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航海至廣東”，清人以此為“西法入中國之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乾坤體義》）明季利瑪竇同鄉(xiāng)艾儒略編輯《西學凡》，“西學”一詞正式步入國人語境。晚明以降，西學東漸之風在中土日益盛行，并在晚清迎來高潮。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學輸入呈急劇增長趨勢，20世紀達于極盛③。清朝是日本典籍西傳中國的全盛期{4}。1894年，清軍在甲午海戰(zhàn)中慘敗，滿清被迫接受日方割

60、地賠款的屈辱要求。甲午一戰(zhàn)給中國帶來強烈的震撼，士人第一次切實感受到鄰邦的崛起，開始放棄對日本的“文化上國”心理{5}。根據(jù)熊月之的研究，西學的社會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說，自日本轉(zhuǎn)口輸入的西學遠遠超過江南制造局、廣學會等機構(gòu)從西文直接譯為中文的西書⑥。岡譯《米利堅志》與《法蘭西志》兩書便屬于此類從日本進口的舶來品。它們因在中國被翻刻，可稱為“華刻本”{7}。相較中國學人在接觸“和刻本”、“高麗本”、“安南本”等時的回流體驗而言，“

61、華刻本”帶給國人更為強烈的異文化感受。實藤惠秀也稱，將“日本人以漢文撰寫的典籍……一字不易地在中國翻刻復(fù)印，我們認為是一種準翻譯”{8}，而“就中國翻譯日本社會科學著作來說，則</p><p><b>　　余 論 </b></p><p>　　在篇制與時限上，《法蘭西志》均較此前的《米利堅志》涵蓋范圍更廣?！睹桌麍灾尽饭菜木?，敘述了三百余年的美國歷史，聚焦于美國的獨

62、立與共和政體，筆墨多集中在華盛頓一人身上。而《法蘭西志》比前書多兩卷，跨越的時間亦長達兩千三百余年，涉及法國民主、法制、軍備等方面，塑造的歷史人物如克魯味王、查理曼、路易十四、拿破侖均各具特色，使讀者印象深刻。就翻譯方法而言，兩書均采用意譯而非直譯的方法。此外，具體到譯述所用人名地名，從《米利堅志》到《法蘭西志》，顯示出更強的以漢學為旨歸（sinology-oriented）的傾向： </p><p>　　其它地

63、名人名概用漢土人所譯。其未經(jīng)譯者，姑以邦音填之。{4} </p><p>　　地名人名專用漢人所譯，其未經(jīng)漢人譯出者，以漢音填之。漢人所譯，猶不合西者，況以日本人為之？{5} </p><p>　　這一傾向暗含著譯者對其時日本洋學中弊端（“零丁破碎，漫無體裁”）盛行的對抗意識。岡千仞的對抗意識還體現(xiàn)在漢譯西書的翻譯形式上。在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已經(jīng)采取全盤西化的維新措施，大力推行洋文，漢文

64、的傳統(tǒng)地位受到撼動，處境尷尬：既不受官方重視，群眾根基亦逐漸弱化。町田三郎所言極是：“在江戶時代所謂學問即是漢學;明治時代則以文明開化，即全盤西洋化為學術(shù)的主流。”⑥在明治日本，漢學成了反動保守、冥頑不化、陳舊落伍與不合潮流的代名詞，洋學才是真正開風氣之先，引導(dǎo)學術(shù)潮流的主力。而且，隨著近代民族語言（vernacular）的興起，漢學更是淪為洋學、和學之后的末流。和岡千仞一樣“逆流而上”，采取漢譯形式的日本學者，除曾與岡氏有過合作的河野

65、、高橋、內(nèi)田等人外，僅有岡本監(jiān)輔等為數(shù)不多、具備較深厚漢文功底的學者，而大部分日人所譯西書，包括上文提及的植田榮《萬國史》在內(nèi)，均采用和文形式。《法蘭西志》刻印后不久，岡千仞在與黃遵憲的筆談中有過如下一段發(fā)人深省的論述： </p><p>　　陋邦洋學盛行以來，譯書汗牛充棟（皆以伊呂波者）。而洋學者未曾學作文，故其書郁澀不可讀（黃傍注：中村正直言不通漢學不能譯洋書，洵然）。故其書隨刊隨滅（蓋無讀之者），其能行于四

66、方者無幾何。{7} </p><p>　　岡千仞將中國視作自己的“文化母國”（cultural motherland）{8}，面對洋學盛行、全盤西化帶來的時代挑戰(zhàn)，他以過時的漢譯形式體現(xiàn)著對抗意識，表現(xiàn)出所持有的延續(xù)漢學傳統(tǒng)、維護漢學地位的文化保守主義價值姿態(tài)。1879年，著有《棧云峽雨日記》的竹添進一郎以外交官身份再次訪華，通過鄭藻如，將該書作為送給李鴻章的禮品{9}，這既是《法蘭西志》在日中兩國官方層面的流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