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874年直隸教案研究.pdf

1、區(qū)域教案研究是近代中國教案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位于畿輔重地的直隸教案多發(fā)且頗具典型意義。
　　本文選取該省1860—1874年間這一教案多發(fā)階段予以考察,從時間維度、空間維度、各方政治力量參與度等方面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嘗試對其形形色色的教案進行分類,進而揭示各類教案生發(fā)的深層原因,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涉案雙方的矛盾所在,總結該階段內直隸教案的特點,借以管窺全國范圍內教案狀況。
　　自1860年10月《北京條約》的簽訂,傳

2、教士獲得公開到中國內地傳教的權利,教案高潮隨之到來。截至1874年,即同治朝末年,這一階段內直隸省共發(fā)生教案6l起,且每年都有教案發(fā)生,有些年份多至10起。從地域分布來看,直隸中南部為教案多發(fā)區(qū),其中北部宗座代牧區(qū)、東南宗座代牧區(qū)以及西南宗座代牧區(qū)的教案,約占該階段內直隸教案總數的94％?？傮w而言,該階段內教案多發(fā)生在下層民眾之間,官紳參與力度不大,在與教方的博弈中,清方往往是失“利”者。
　　直隸該期教案紛繁復雜,依據緣起將其劃

3、分為房地產爭奪類、文化沖突類、抗糧抗官類、偶發(fā)沖突類、變態(tài)沖突類等五個大類,還堂案、租買房地案、地畝爭奪案、祈雨案、婚娶案、公共攤派案、公共廟宇案、抗糧抗官案、偶發(fā)沖突案、失竊類教案、謠言揭帖類教案、聞風照會類教案等十二小類,嘗試運用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等相關理論闡釋各類教案發(fā)生的深層原因。
　　在紛繁復雜的教案中,各方政治力量明爭暗斗,特別是總理衙門與駐華公使圍繞官員的懲處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博弈。面對駐華公使的懲官要求,總理衙門

4、采取了明貶實保、“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并輔之以軍事防范的回應措施。傳教士干預地方訴訟、破壞司法審判,直接威脅到了地方官府的統(tǒng)治和權威,雙方圍繞司法管理權展開了激烈的較量。地方士紳是教案中不可忽視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雖然該階段內直隸地方士紳態(tài)度暖昧,但仍不免成為傳教士攻訐的對象,而地方士紳也不甘示弱,采取了聯(lián)名公稟等反控的回應措施。
　　相對于其他省份和其他歷史階段而言,1860-1874年間直隸教案具有多發(fā)性和代表性的特點,這與

5、現實條件、歷史因素、文化和民風狀況是不可分割的。該階段直隸教案所涉外方,主要是天主教教會勢力,且與法國密切相關,這主要是因為:天主教發(fā)展教徒過于注重數量而忽視質量,且在直隸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教堂舊址問題等);而法國對天主教具有“保教權”,對華傳教所持政策特別強硬。總體來看,該階段內直隸教案,一般規(guī)模小、傷亡少(除天津教案之外),案發(fā)零散、起事缺乏組織性,地方官紳態(tài)度暖味,暴力沖突多發(fā)生在下層民眾之間。而推究反教原因,不難發(fā)現,民眾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