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啟銘案的法理分析.pdf

1、李啟銘案在罪名界定上引發(fā)了司法實務與刑法理論研究的沖突，同時在刑法理論界內部又存在傳統(tǒng)刑法學派與德日刑法學派的理論爭議。從犯罪的違法構成要件和責任構成要件來看，封閉校園道路不屬于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行為人主觀是放任的間接故意心態(tài)而非過于自信的過失心態(tài)，因此排除了司法判決所認定的交通肇事罪。由于德日刑法學派提出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必須強調的“相當危險性”界定，沒有司法的實際可操作性和相應的理論支持，應予否定，最終確定本案應定以危險

2、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本案根據刑事和解將重罪和解為輕罪，又引發(fā)了刑事和解的限度問題，即罪名能否成為刑事和解的客體。如果允許將罪名進行和解，則意味著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的裁判依據由刑法明確規(guī)定的犯罪構成要件變成了當事人的主觀意志。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對此進行了明確的禁止性規(guī)定，同時對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體系和內容上的補充性規(guī)定，但仍應從適用的案件范圍、刑事和解主持人及和解義務的履行方式等方面予以完善。以實現刑事司法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