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回歸

1、理想的回歸丁方我于2002年創(chuàng)作了一幅“靈魂之光照耀的山峰”的畫。每當我凝視著那被不知從何處而來的光照亮的巔頂時，都有一種甜美的悲哀感覺涌上心頭。因為，這種具有金屬感的召喚的境界，與兩個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理想”。這是一個在文革時代曾被誤讀、在拜物時代已被拋棄的詞，但也是在我的年輕時代對我最具有召喚力的詞。從我的個體生命經驗回看過去，理想的光輝之佇足心中，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時一個由改革開放而催生席卷整個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文思潮的

2、時代，其實質是對中華民族的一次歷史性的啟蒙。它雖然不象二十世紀初那樣，以更為激烈的政治體制革命和戰(zhàn)爭的手段來完成對民眾的啟蒙，但它觸及的深度和廣度則是前所未有的。時光如若倒退一百年，在滿清政府搖搖欲墜的前夕，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們舍生赴死、推翻封建王朝，靠的是“理想”的光芒；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國人民八年浴血抗戰(zhàn)、前赴后繼，靠的是“理想”的召喚；五、六十年代，我們的父輩通過艱苦奮斗而初步建成了共和國的物質基礎，也仍然靠的是“理想”的激勵

3、。八十年代，則是中國上最為深刻的歷史轉折點，因為我們完整地看到了世界，并第一次與西方精神文化的主流相遇。記得，當時在大學圖書館中，我仔細讀了日本出版的《世界名畫大系》第二十五分冊上載有后期印象派畫家高更那幅以“我們是什么？我們從那里來？我們到哪里去？”為標題的代表畫作之后，我與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鄰近院校的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好友們熱烈地討論，大家產生了這樣一種共識：對中國歷史民族性的批判與反思，終于找到了一個堅實的立足點——它

4、就是對于普遍人性價值的深度追問。當時由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印制發(fā)行的一批西方學術名著，使我們這一代接觸到了諸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人文主義、古典主義，并逐步了解了西方近現代的哲學思想，如存在主義、詩性哲學、分析哲學諸流派、深層心理學、現代美學、社會批判理論以及當代神學。對這些理論著作的閱讀，使我們看到了人類精神思想的全景，尤其是劉小楓教授的《拯救與逍遙》，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人們開始意識到，近代自魯迅伊始的對中國傳統民族性的批判

5、，從對民族劣根性的鞭笞、對大眾生存境況的同情，上升到對人類普遍生存狀況的關注，這種以“理想”為基礎的人文情懷，構成了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一道光彩。由此，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領域中第一次建立了垂直精神向度的坐標。正是在這種垂直的精神向度上，正是在這一抬首仰望的過程中，我們方才領悟了“理想”的本質內涵：理想不是對現世烏托邦的膜拜，不是對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人間樂園的憧憬，而是人類靈魂趨向高貴精神的持續(xù)努力，是走向神所允諾的完美、人類和諧相處的大同境

6、界的必經之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圓明園畫家村度過了一段清苦而飽滿的創(chuàng)作時期，畫面里雖然奔涌著憤怒、流淌著傷感，但總有一縷光照耀在畫面中的一個堅硬的物體上，并呈露出一種“理想主義”的光，它就像歌德所說的“引領著我們靈魂向前的永恒女性”，始終駐留在我心中，并成為我堅持下去的最內在的支撐。也正是在這條追求高尚的精神價值的路途上，我發(fā)現并確認了中國所擁有的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化地理資源在精神國度中的價值，因此，才有我那一批以高高聳立的山峰為主

7、題的大型繪畫作品的誕生，它在價值的層面上言說了現時代的精神訴求。但是，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精神滑落之后，人們竟然將理想徹底淡忘，似乎它與我們的民族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如今，意識形態(tài)的浪涌已過去，商品大潮已過去，SARS也已過去，形形色色的浪潮起伏再也不能撫平人們空虛的靈魂，面對著物質的堆積而形成的內心渙散的局面，人們終于意識到內在心靈的饑餓與匱乏已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而重新確定和樹立理想精神的王座又是多么的重要。審視當下，“理想”被誤讀的

8、陰影尚未退去，消費、娛樂文化卻又統治了人們的視網膜與耳鼓膜；人類文化曾經有過的偉大與莊嚴，在中國大地上已經暗啞。這難道是長久的嗎？答案在何處？……每當我行走在中國西北部廣袤的原野、戈壁上時，每當我注視著橫陳在大地上的雄偉山脈與深沉的河流時，我不由得對“理想”在中華民族精神言說體系中的失落產生某種痛感！那些足以承擔催生偉大文化的地理資源，竟在漫長的歷史時空中被虛擲浪費，并任憑它在資源瘋狂攫取和物質的盲目堆積過程中日益荒蕪。但恰恰在此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