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人類學實踐研究_17550.pdf

1、文學人類學在中國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不過，作為一種學術方法，其實踐可以上溯至20世紀前期。本文的研究對象，正是作為“方法”的文學人類學及其在20世紀前期的實踐。
　　論文緒論部分主要對“中國文學”、“文學人類學”等基本概念作了限定，結語部分對20世紀前期的文學人類學實踐作了評價。除此之外，論文分上、下兩編。上編為總論，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對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思想淵源進行了追溯。對于20世紀前期的文學人類學

2、研究來說，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古典進化論人類學，這一學派的“文化遺留”說、巫術理論、儀式學說、圖騰理論等，屢屢見諸早期研究者的筆端，成為當時知識分子解剖中國文化與文學現(xiàn)象的一種得心應手的工具。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植根于中國本土的“金石證史”傳統(tǒng)與“禮失而求諸野”思想，成為文學人類學的另一重要思想資源。
　　第二章重點對“神話”概念在中國的輸入以及人類學派神話學的興起作了考察。20世紀初，隨著“神話”概念的輸入，西方主要神話學理論也陸續(xù)傳

3、播到國內，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以安德魯·蘭為代表的人類學派神話學。正是周作人、茅盾等對人類學派神話學的介紹與運用，成為20世紀前期文學人類學實踐的先導。
　　第三章重點考察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早期實踐歷程。作為一種打通文學與人類學疆界的跨學科學術實踐，文學人類學研究在國內的發(fā)軔可以上溯至民國初年。周作人率先采用古典進化論人類學理論從事童話故事研究，開啟了文學人類學早期實踐的先河。約從二十年代后期起，文學人類學研究趨向繁榮，此時不僅有茅盾

4、等采用人類學理論從事中國古典神話研究，更有鄭振鐸、郭沫若等將人類學理論引入古史領域。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受國內文化人類學發(fā)展的推進，文學人類學研究出現(xiàn)文史學者與人類學者兩個主要群體，他們共同開創(chuàng)了這一領域的新局面。
　　第四章著重考察20世紀前期學界對“三重證據(jù)法”的倡導。王國維對于“二重證據(jù)法”的成功實踐，在當時學界引起強烈共鳴。不過，地下材料畢竟所得有限，能夠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更是不易。于是，許多學者試圖在考古學之外

5、尋找新的材料。在此風氣之下，以人類學資料作為古史研究的參證，成為20世紀前期學界的又一趨勢。梁啟超、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鐘敬文等在演講或論文中，先后對作為“第三重證據(jù)”的人類學資料進行了闡發(fā)。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孫作云正式提出“三層證明法”，成為后來文學人類學“三重證據(jù)法”的先聲。
　　下編為分論，共分五章，主要對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人類學史上的幾位代表人物進行個案分析:
　　第一章討論對象為周作人。民國初年，周作人陸續(xù)寫成

6、《童話研究》、《童話略論》等文章，率先采用人類學理論對載錄于古籍中的童話故事進行系統(tǒng)闡釋，從而開啟了文學人類學研究的先河。此外，周作人從人類學視野出發(fā)對文學、藝術起源所作的研究，也成為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人類學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章討論對象為茅盾。出于對歐洲文學的興趣，茅盾很早便走上了神話研究的道路。與周作人一樣，對茅盾神話研究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也是西方人類學派神話學。借助于這一學派的理論與方法，茅盾實現(xiàn)了對中國上古神話的

7、重建。其主要思路為:原始先民心智共通說——世界神話普同說——歸納其他民族的神話模式——復原中國上古神話。
　　第三章討論對象為鄭振鐸。作為對“古史辨”派的反撥，鄭振鐸倡導“古史新辨”，其方法，主要是綜合運用人類學、民俗學與文獻資料進行多向度釋古。《湯禱篇》一文便是鄭振鐸上述設想的體現(xiàn)。受弗雷澤《金枝》的啟發(fā)，這篇文章對中國古籍中所載的“湯禱”傳說進行了還原。在疑古之風如日中天的當時，鄭振鐸借人類學理論與方法探索“古史新辨”的道路，

8、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樹立了新的典范。
　　第四章討論對象為聞一多。約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聞一多逐漸退出詩壇而轉向學術研究，其論著中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有關古代神話與風俗的研究，作者多借鑒新興的文化人類學知識而創(chuàng)見迭出。聞一多遇害后，朱自清等整理聞一多遺著，上述研究以“神話與詩”為題收入《聞一多全集》甲集。今天看來，編入《神話與詩》中的一些篇章，無疑是早期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史上的重要個案，其影響在今天依然有跡可尋。
　　第五章討

9、論對象為孫作云。作為聞一多的直接傳人，孫作云的研究也涉及《詩經(jīng)》、《楚辭》、中國古代神話傳說與民俗文化等領域。在方法上，除傳統(tǒng)的文字考訂與音韻訓詁外，他也從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視角對上述對象進行解讀。所不同者，孫作云將人類學中的圖騰理論進一步普泛化，試圖對中國上古圖騰社會進行重構。此外，孫作云在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基礎上，首次正式提出“三層證明法”。這一方法既是對前人已有研究的總結，也是孫作云本人自覺的學術追求，在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發(fā)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