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讀書筆記

1、《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讀書報告讀書報告張立方張立方華東師大政治學系華東師大政治學系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反“西方的沖擊”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頗，強調(diào)了中國文化在面臨外部沖擊時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過對1890—1907年過渡時代梁啟超思想的研究，詳細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領域內(nèi)的相互影響，勾畫出它們在梁啟超思想發(fā)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啟超塑造的一代新民，與現(xiàn)實中國之間的聯(lián)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

2、一、注重從中國內(nèi)部出發(fā)的研究方法一、注重從中國內(nèi)部出發(fā)的研究方法本書摒棄了“沖擊——回應”和“傳統(tǒng)——近代”研究模式，主張應重視中國內(nèi)部的發(fā)展，建議學者們研究19世紀的中國思想時，最好采用馬克斯韋伯的“設想?yún)⑴c”的研究方法，把自己放在當時儒家文人學士的地位。作者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觸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西方對中國思想的沖擊是有限的，西學在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立刻引起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應，西學與中學產(chǎn)生革命性的接觸，那是戊戌維新運動開

3、始之后的事情。因此，作者把梁啟超的思想放在中國思想這個大背景中來進行研究，他在序言中強調(diào)：“儒家更不用說整個中國文化傳統(tǒng)，決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痹诒緯谝徽隆八枷氡尘啊敝?，作者對漢學和宋學、古文經(jīng)學和今文經(jīng)學、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桐城派和經(jīng)世致用學派在晚清的發(fā)展作了詳盡的分析。陸王心學是對程朱理學的反動，認為“心”是萬物的本源，為了達到道德修養(yǎng)和獲得知識，人們應該求助于自己的思想，或者說是“內(nèi)

4、省”，而不是像程朱理學那樣求助于外部世界來確立修身的方向，正如朱子所說的讀書是窮理的最好辦法，“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陸王心學到晚明時達到高潮，但隨著明朝的滅亡，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出現(xiàn)了反對這種“唯心主義傾向”的思想。在許多儒家學者看來，陸王學派的方法有過分抽象地空談良知的危險傾向，他們呼吁提倡“實學”，即對儒家經(jīng)典文獻進行“經(jīng)驗主義”研究，形成了考據(jù)學派。當然提倡實學與清政府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壓力有關。當19世紀初清王朝面臨

5、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時，經(jīng)世致用的思潮開始興起，宋學的社會政治意識也不斷增強。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變化既是學術思想內(nèi)在演變的結果，也是外在環(huán)境影響下產(chǎn)物，即艾爾曼所家自由、民族自由。正如張灝在文中指出：梁沒有認識到西方各個自由主義派別之間的區(qū)別，“梁從來沒有清楚地領會英國自由主義的核心——保護主義，即國家的建立首先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每個公民的權利?！绷簡⒊炎杂芍髁x引進中國，主要是為了矯正中國人具有的奴性，梁否定了中國人逆來順受和退

6、隱的人生觀，但他沒有責備整個中國文化傳統(tǒng)，只是將道家作為病根。梁對自由主義的介紹主要是為了培養(yǎng)中國人的權力意識，擺脫那種消極依賴君上的指導和控制的思想。梁啟超在《新民說》里偶爾也提到個人自由，但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他的新儒學和佛學思想背景，他相信每個人具有雙重的自我：肉體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真正的我不是肉體，而是精神。當精神的我戰(zhàn)勝了肉體的我，才獲得了自由。梁啟超將自由主義價值觀作為公德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時候，他關注的焦點是“群”

7、這一集體主義概念，他對群體凝聚力和國家統(tǒng)一的關注，不久便使他感到自然權利說的危險性。在《新民說》中，他站在集體自由的立場上，極力否定個人自由：“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绷簡⒊瑢ψ杂芍髁x認識的偏差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中國傳統(tǒng)話語及現(xiàn)實救亡語境的制約，總是把啟蒙與救亡結合起來并從根本上把啟蒙附屬于救亡從而強調(diào)群體的作用和地位總是希望最大限度地減少個人主

8、義和自由主義的負面性從而時時壓抑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語言中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語境中人的思維、思想、包括具體觀點都深受這些因素的制約和控制按照胡塞爾、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觀點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不能脫離已有的知識任何一種新的知識都是一種視域融合。顯然，梁也沒有擺脫這些制約和控制，中國傳統(tǒng)的君、臣、群、社稷等構成的話語體系對梁的自由主義有深刻的影響。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思想基礎和知識背景上具有雙重性，在這一意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