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生涯

1、<p><b>　　我的教育生涯</b></p><p>　　我離開香港大學（丁定，“我走了，平靜地”，《讀書》1996年4月），在德國訪問講學一年，于1997年加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講授“制度經濟學”――新的和老的。我推測，讓我最初與信孚教育的信力建相識的，不是我講的課程。那些年里，我特別積極參與胡舒立的《財經》編輯部工作。此處“特別積極”，當然是有根據(jù)的。例如，我每天的

2、時間，主要的部分是在舒立編輯部。雜志在草創(chuàng)階段是“月刊”，記者發(fā)稿周期比后來的“雙周刊”和現(xiàn)在的“周刊”都長。由于舒立堅守“新聞專業(yè)主義”立場，這些稿件的質量很高。每月雜志排版的那幾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編輯部術語是“拼紅”），我?guī)缀跻菰诰庉嫴坷?，至少是“隨叫隨到”。有時候理由很簡單，例如，楊大明告訴我說只有我能在舒立撤銷某篇評論之后的半小時內寫出一篇新的評論，以免刊物留白。某一年春節(jié)，我參加三聯(lián)書店董秀玉的宴請。在餐桌上，邵濱鴻突然問

3、我舒立給我每月多少報酬。我如實說了之后，她嘲笑我，說她愿意付更多報酬請我加盟她和張宇燕那份刊物（《國際經濟評論》）。老董了解我，當即解釋說這不是報酬多少的問題，主要因為我和舒立有共同的理念。那次春節(jié)宴請，很巧，與董秀玉的宴席相隔不遠，就是</p><p>　　以上所述，是十年前我與力建兄相識的開端。那一年，我在浙江大學籌備三年之后，成立了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由周其仁建議，跨學科中心的權力結構是：學術委員會之下

4、設置中心主任，我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我的老友葉航擔任中心主任。同時，我也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授課，是那里的教授和博導。2001年至2003年，我在北大和浙大講授“新制度經濟學”。2004年以后，我講授“新政治經濟學”。我和小李每年去杭州講學，喜歡圍著西湖散步?！胺堑洹敝埃骱苓叺慕值篮芮屐o。我們常從曙光新村（浙江大學給我買的一套很小的舊房）穿過植物園，走到北山路，再走到“湖畔居”。路上大多是濕潤清新的樹林和湖水，很難想象十年后的杭州如

5、此污濁。2005年初春，我和妻子到香港度假，途經廣州，拜訪信力建和他的信孚教育集團。 </p><p>　　信孚集團那時已有十幾所學校，從幼兒園到中學。我們訪問了一所正在實驗新教學方法的“打工子弟”小學，在廣州的棚戶區(qū)，幾乎沒有校園，只有兩棟樓房，算是教室。我們還訪問了一所孤兒院，路途相當遠，似乎在山里。在黃石中學與老師們的座談，給我印象很深。男教師很少，其中一位，很年輕。很可能因為待遇不高，他曾離開信孚集團，到

6、其他學校工作了幾年，又回到信孚集團。他說還是信孚更好，從理念到同事，都更好一些。直到今天，中國的民辦教育仍處境艱難。最近中央電視臺報道溫州教育政策允許民辦學校的教師享受與公立學校教師同等的工資待遇，算是“政策試點”，尚未推廣到廣州。信孚教育最初發(fā)展階段的經費，由于教育管理機構禁止“亂收費”，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信孚的資本運作。我記得力建向我解釋過，信孚資本在投資領域獲取的利潤，相當大的一部分要撥入信孚教育。雖然，民辦學校的教師仍不能合法領

7、取公立學校教師的工資。 </p><p>　　我和小李連續(xù)參加了幾場與信孚教師們的座談會，深受感動，熱淚盈眶。我從心里尊重這些在民辦學校努力提高教學水平并堅持自學新知識的教師們，我滿懷激情地參與他們的各項工作，連夜評寫他們的讀書筆記，并在次日公布最佳成績。我們策劃更適合這些教師的培訓方案，盡管這一方案并未實施。 </p><p>　　訪問信孚學校，對我而言不僅是一次社會調查，而且是真切的生

8、命體驗。那時，我從二十年海外生活返回中國，試圖融入這個與1985年以前完全不同的“陌生”社會。 </p><p>　　浙江大學的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是我在國內籌辦和主持的第一個學術機構。在那里，我們主要研究演化社會理論和中國社會變遷遇到的基本問題（參閱汪丁丁《在市場里交談》“附錄”）。2001年，純粹是偶然，我在北京家中接到沈昌文從大連來的電話，說他旁邊有一位神秘女士堅持要他親自邀請我訪問東北財經大學。沈公是

9、國內出版界的領袖人物，與我母親相識幾十年，他還是我兒童時期無線電收音機的啟蒙老師。我在《讀書》發(fā)表的那些文章，1993年至2003年期間，幾乎都是沈公親自校對之后發(fā)稿的（那時他主持三聯(lián)書店及《讀書》雜志的工作）。于是，沈公的神秘電話，引導我2002年第一次訪問東北財經大學。公開演講的禮堂，可容納五百人。那一屆的東財校長是統(tǒng)計學家（后來擔任中央財經大學校長），他拿著筆和記事本，坐在臺下第一排。燈光強烈，令人窒息。我很容易緊張，又很少在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