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匯圣母院育嬰堂嬰兒死亡率揭謎

1、<p>　　徐家匯圣母院育嬰堂嬰兒死亡率揭謎</p><p>　　徐家匯圣母院育嬰堂是上海天主教會的重要傳教機構，也是聞名全國的天主教慈善機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中，以嬰兒死亡率高為據(jù)，控訴帝國主義分子虐殺嬰兒；從埋葬死嬰的“小圣地”挖出大量骸骨，立了“萬嬰碑”；激發(fā)教徒的愛國熱情，成為運動的突破口。時至今日，運動已經(jīng)過去了60年，我們可以探究其中奧秘。 </p><

2、;p><b>　　一、育嬰堂嬰兒 </b></p><p>　　育嬰堂由拯亡修女會創(chuàng)辦于1869年2月1日。徐家匯圣母院是拯亡會在滬總院，占地89畝，在今天的漕溪北路、肇嘉浜路、天鑰橋路、南丹東路之南所圍地塊內(nèi)。拯亡會會院今址漕溪北路201號，被列為市級優(yōu)秀歷史建筑。圣母院內(nèi)有一座教堂、十多幢建筑。除了拯亡會，還設有獻堂修女會會院及其初學院、上智母院、若瑟院、徐匯女中、啟明女中、圣誕女

3、校、育嬰堂、聾啞學校、刺繡間、花邊間、裁縫作、汰衣裳作、施醫(yī)處、托兒所和幼稚園，空地上有牛奶棚、菜圃和修女墳地等。圣母院正門朝西，古牌坊式大門，白色圍墻上鏤空網(wǎng)格花，門口掛一塊一尺多寬、四五尺長的銅牌，上書“徐家匯圣母院育嬰堂”。育嬰堂占地6.6畝，有124間房屋；民國時期在堂人數(shù)500～600人。1956年由市民政局接辦。 </p><p>　　育嬰堂收初生至5歲兒童，絕大部分是女嬰。健康嬰兒、特別是男嬰委托附

4、近的奶娘撫養(yǎng)。每月初一抱到院中接受檢查，并領取工資和嬰兒費用。育嬰堂設有小毛頭間、大毛頭間、小班、大班。小毛頭間收乳兒。大毛頭間收2～3歲兒童。小班收3～12歲孤兒，6～7歲時，男孩送土山灣孤兒院，女孩在堂內(nèi)讀經(jīng)學文化。課程有語、文、史、地、算、書等，使用教會完全小學的教材。同時，學做各種“家事”，如喂養(yǎng)嬰兒、整理床鋪臥室、灑掃課堂作場及飯間、抹桌洗碗、廚房洗滌烹飪、庭園栽植澆灌，等等。大班又稱孤女院，收12歲以上孤女。她們學習紡紗、織

5、布、裁剪、洗衣、燒飯、種花、除草等工作。心靈手巧者學刺繡、做花邊等。她們的繡品可與湘繡媲美，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和1924年羅馬成績展覽會上都得過獎，海內(nèi)外定貨多得無法應付。洗熨衣服的服務對象除了圣母院內(nèi)部，還有徐家匯地區(qū)的神父，大、小修道院的修生、廣慈醫(yī)院（今瑞金醫(yī)院）的病人。因收養(yǎng)了不少聾啞孤女，1893年，受過專業(yè)培訓的拯亡會法國籍修女馬賽爾到滬，開始教育聾啞孤女。對內(nèi)稱聾啞部，對外稱聾啞學校。此校開上海聾啞教育之先河。后來

6、，土山灣孤兒院聾啞孤兒亦來受教，并對社會招生，收取學費</p><p>　　小班以上的孤女一日三餐，早晚是粥，中午是飯。用餐時，分坐在長條桌兩邊，4人一組，合吃一菜一湯。長條桌上有飯桶，可自由添飯，菜以自種蔬菜為主，常吃徐匯女中和啟明女中學生的剩菜。大病初愈的孤女可享用拯亡會修女們吃的、鮮美的面包湯。育嬰堂自設牛奶棚。這在上海育嬰堂中是首創(chuàng)，在全國也很罕見。圣母院還聘人養(yǎng)豬、雞、鴨、兔、鴿子，種菜，能自給自足。1

7、943年，因戰(zhàn)時困難，嬰兒改喝粥湯和奶粉，2～3歲兒童吃摻了蔬菜湯的粥，4～5歲以上吃的粥飯以秈米、碎米、珍珠米、山芋等合煮而成，普遍營養(yǎng)不足，長得矮小。嬰兒有吊艇式小銅床，中班以上每人有一張鐵架子床，上掛珠羅紗小蚊帳，有席子、毛巾被、毯子、棉被等臥具。堂中有小汽車、腳踏車、木馬、滑梯、蹺蹺板、康樂球、乒乓球、排球等玩具。醫(yī)療力量日常主要靠修女的醫(yī)藥知識和經(jīng)驗；有醫(yī)師定期到堂進行義務診療，但很少配藥。1933年廣慈醫(yī)院設小兒科后，重病、

8、急病患者送院治療。每天早晨，耶穌會派神父到教堂做彌撒，修女、徐匯女中學生、孤女在堂中不同區(qū)域望彌撒。她們從小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經(jīng)文嫻熟，信仰虔誠。7足歲開始“辦神功”、初領圣體。啞女告解時，事先將懺悔內(nèi)容寫在紙上，交給</p><p>　　育嬰堂本不向中國政府立案。1944年，因申請經(jīng)濟補助，向汪偽政府上海特別市社會福利局立案，1946年，再向國民政府上海市社會局立案。育嬰堂有董事會，由上海天主教界實業(yè)家和教會

9、領導人組成，議決一切行政興革事宜，交拯亡會修女執(zhí)行。嬰孩養(yǎng)育由修女負責，由保育生或小班、大班孤女操持。拯亡會逐月向教會呈送工作報告。拯亡會1856年創(chuàng)建于法國，1867年到上海，逐漸成為上海最重要的女修會。1950年有修女176人，其中中國籍約100人。會中通用語言是法語。在歐洲，拯亡會修女大多是寡婦，但在上海，大多是家境富裕的女青年。中國人要當修女，必須在學成之后，自籌畢生衣食之“資”入會。1930年代，此“資”標準是3000元大洋；

10、也有人帶土地、房產(chǎn)入會。入會后，逢自己發(fā)大愿、院長嬤嬤生日等紀念日，家屬還要送禮到會中。不少家屬所送禮品是成卡車的水果、食品或用物。 </p><p>　　成年孤女的主要出路是出嫁。她們品性良好、老實單純、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謀生手藝，很容易嫁出去。圣母院為她們掌握的擇偶標準是天主教徒、有一門手藝。求婚者需有正式介紹人，“本堂在調(diào)查其實情后，告知孤女，使孤女與求婚者會面，自己決定”。雙方在圣母院“頭門上”相親。男方

11、看中后要付給圣母院聘金；聘金約合幾石米。事實上，家庭條件好的人不會到育嬰堂娶妻，很多孤女嫁給了土山灣的成年孤兒?；楹笞庾〗虝趨R南街建的“五埭頭”草房?；楹螅械娜栽谕辽綖彻龉ぷ?，女的仍到圣母院工場間做工，大多生活貧苦。生了孩子，往往仍送到堂里當“孤兒”。 圣母院孤女和土山灣孤兒俗稱均為“堂囝”。有的人祖孫三代都是堂囝。 </p><p>　　二、嬰兒死亡率到底有多高？ </p><p>

12、;　　拯亡會對嬰兒死亡率問題高度敏感。1944年前，因不向中國政府立案，也不報告死亡率。撿來的嬰兒當然沒人查詢其生死；家長送來的嬰兒，必須簽字畫押，承諾不再來看孩子，更不能領回。立案后，只報告經(jīng)費情況，仍不報告死亡率。1949年，燒掉了歷年嬰兒名冊，毀掉了記載死亡率的直接書證。據(jù)說，當時把名冊放在炮仗爐子里燒了4天4夜。經(jīng)筆者努力查找、爬梳，才從檔案、文獻的縫隙中找到了當年教會的零星記載。 </p><p>　　

13、1856年后，上海天主教由法國耶穌會掌控。1928年，奉教皇之令，教徒組織公教進行會恢復活動；同年，由該會出面，邀請美國加利福尼亞省耶穌會來上海。美國勢力開始滲入上海。二次大戰(zhàn)以后，美國勢力直線上升。對美國人，法國人無奈而排斥；對法國人，美國人既斗爭又拉攏。所以，在上海天主教會內(nèi)，一度形成兩種相對獨立的勢力。1947年，由美國人主導，設立了全國性教務領導和協(xié)調(diào)機構——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xié)進委員會，另辟岳陽路197號為會址。該會下轄機構中

14、有華明新聞社，辦了一份用鋼板刻寫、油印的報紙《華明新聞社》。1949年5月25日，該報登載了一篇《戰(zhàn)時孤雛，九死一生處獲歸宿》的文章，報道圣母院等教會慈善機構戰(zhàn)時如何收養(yǎng)孤兒。文章不知深淺地記載：1867～1949年，育嬰堂收嬰兒約9萬人。筆者猜測，此文未經(jīng)法國人審查。 　　上海檔案館保存了一份《圣母院育嬰堂申請補助表》。此表以圣母院院長、拯亡會法國籍修女步戴賢的名義在1946年7月16日填寫。該表“業(yè)務概況”欄中，用半行行距的空間，

15、用小字記載：“自創(chuàng)設迄今，成年送入社會者凡四千余人。” </p><p>　　根據(jù)這兩個數(shù)字，我們可以進行計算了：1867～1949年，年均收養(yǎng)兒童約1084人。按此標準減去3年所收兒童3252人，至1946年收養(yǎng)86747人。成年的孤女以4500人計。從創(chuàng)辦到1946年，平均成活率為5.19%。 </p><p>　　三、嬰兒死亡率為什么這么高？ </p><p>

16、;　　拯亡會辦育嬰事業(yè)的宗旨所致。天主教認為：人有肉身和靈魂。人死后，靈魂不死。如有大罪，靈魂下地獄受永苦；如無大罪，有小罪，靈魂下煉獄受暫苦，等受苦煉凈后再上天堂。又認為：活著的教徒為在煉獄中受暫苦的亡者的靈魂做祈禱或其他善功，可以幫其早升天堂。拯亡會的創(chuàng)立宗旨就是拯救煉獄中受苦的亡靈。為了實踐這一宗旨，他們舉辦各種慈善事業(yè)，包括育嬰。因此，她們對嬰兒靈魂的關心遠遠超過對其生命的關心。新收來的嬰兒，先放在圣母院教堂內(nèi)西北角的一張長條桌

17、上，等待神父來付洗。付洗后才能抱入育嬰堂。不少人付洗后即死亡。拯亡會認為她們原罪赦了，本罪不會犯，靈魂潔凈，可以直接上天堂，是“竊取了天國”的小天神。或者說，她們幫助嬰兒直升了天堂。因此，根本不考慮撫養(yǎng)能力，廣為收養(yǎng)。事實上，在育嬰堂成年的孤女往往是3～4歲才入堂的兒童。 </p><p>　　嬰兒來源和體質(zhì)原因所致。嬰兒基本是棄嬰。不少嬰兒被送到育嬰堂門外，由育嬰堂撿進；流浪漢也從路邊和垃圾筒撿送嬰兒，以得育嬰

18、堂獎勵；育嬰堂還在虹口圣家院施診所、洋涇浜圣母院附近和嘉定縣南翔鎮(zhèn)等處設立收養(yǎng)點，收到嬰兒后，長途跋涉，挑送到徐家匯。幾經(jīng)周轉，初生兒大多已奄奄一息。另外，棄嬰絕大多數(shù)先天不足、營養(yǎng)不良，很多患有疾病或殘疾，較難成活。 </p><p>　　保育力量不足所致。那個年代還沒有青霉素等抗生素，藥品奇缺，加之醫(yī)療條件極其簡陋，一有傳染病，會死一批人。1946年，育嬰堂兒童出痧子，一下子死了60多人。教會為節(jié)約成本，保育

19、生往往是那些難以出嫁、或有殘疾的成年孤女，任保育生的大班孤女往往不太靈巧，學不會刺繡等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工作。解放初，救濟總會上海分會工作組看到的保育生狀況是：文化不高，缺乏必要的醫(yī)療保健知識與責任心，絕大多數(shù)離工作要求很遠，厭惡兒童工作，對孩子粗暴，甚至殘酷，情緒不穩(wěn)定，經(jīng)常在生活、工作中造成大小事故，打小孩，偷菜吃，罵人，吵架，有的連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別人照顧。 </p><p>　　四、為什么育嬰堂能與上海社會

20、相安無事？ </p><p>　　19世紀下半葉，中國教案此起彼伏，震驚朝野。重要起因是育嬰堂的嬰兒只進不出，傳言被挖眼剖心，用作藥材。圣母院育嬰堂辦得早、影響大、死亡率高，又不立案，卻能與上海社會相安無事，上海天主教也沒有能載入中國教案史的大教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一奇特的現(xiàn)象？ </p><p>　　第一，上海的外國勢力特別強勢。上海是通商五口之一，是外國勢力著力經(jīng)營之地。法國在滬外交官知

21、道：“教會正是法國在華勢力的最好的支持?！币虼?，全方位支持天主教會。他們?yōu)榻虝巶鹘虣唷?844年，法國公使刺萼尼一到澳門就收到在上海的羅伯濟主教一份冗長的備忘錄，提醒他為教會謀取傳教權。隨后簽訂的中法《黃浦條約》第22條就規(guī)定了他們可以在通商五口造教堂。他們動用政治、軍事力量保護教會。仔細考察長江流域教案，可以發(fā)現(xiàn)一條規(guī)律：外國軍艦所到之處，教案馬上平息。他們還千方百計為教會爭取經(jīng)濟利益。1862年，駐扎在徐家匯的法軍乘著第二次鴉片戰(zhàn)

22、爭新勝的余威，得到上海道臺的“允準”，以訓練部隊為由，把肇嘉浜河床向東移了幾十米。事后，空地留給了教會。1877年，經(jīng)法國公使和上海領事多次斡旋，寧國府教案得到33356兩白銀的賠償。教會用這些款項，在法租界廉價、滾動式經(jīng)營房地產(chǎn)，隨著租界的繁榮，逐漸升值，1951年8月，上海教區(qū)及各修會在滬有地產(chǎn)3191畝、房屋7518幢，租金收入約100億元（舊幣），是教會主要收入。 </p><p>　　第二、上海受條約特

23、殊“保護”，地方政府只能寬容對待。戰(zhàn)場的屢敗使清政府不惜犧牲局部利益，在宗教問題上遷就外國勢力，只求不激成事端，危及政權。上海地方政府和教會的關系不再是中國、更不是上海的內(nèi)政問題，而是受不平等條約制約的外交問題。上海的一些具體問題也因牽涉或可能牽涉“外交”而非地方官所能裁定，他們在處理民教糾紛時無不對“民”防范在先、果斷彈壓，對“教”小心保護、格外寬容。1870年4月，5萬多名秀才集聚南京會考。僧格林沁的養(yǎng)子，天津鎮(zhèn)總兵陳國瑞到南京策動

24、反教，散發(fā)小冊子譴責天主教堂偷拐、采割小孩。6月11日，兩江總督馬新貽派人到天主教堂調(diào)查、撇清后，果斷處置。陳國瑞逃到天津，10天后發(fā)生天津教案。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馬新貽，發(fā)生的可能不是天津教案，而是南京教案。馬新貽與天主教會有特殊關系：上海小刀會戰(zhàn)役中，他受了重傷，由天主教董家渡醫(yī)院治愈。甚至傳說他病重時受過洗。天津教案發(fā)生后，風聲延及上海，民情鼎沸。而這時長江里正好沒有法國軍艦。教會和法租界馬上采取防范措施，修女避至租界，武裝了志愿

25、軍。同時，通過法國領事照會上海道臺，要求彈壓。江蘇巡撫接報，馬上出告示威嚇百姓，臬臺派代表赴上海，會同</p><p>　　第三，上海教會軟硬兩手的應對策略很見成效。在滬傳教士盡量與地方官和社會各界保持友好關系。19世紀末，徐家匯甚至派一位神父專門負責接待參觀者。他們在尋求地方官保護時姿態(tài)極低、口氣委婉：請求總督在情況需要時對他們“施以恩情”。劉坤一到滬后，他們即派在道臺衙門任職的徐匯公學畢業(yè)生先去打探，看總督是

26、否肯接見。劉坤一參觀董家渡教堂那天，正值星期天，教會尊重中國習俗，按其所定時間，提前舉行彌撒，遣散了女教徒；在他必經(jīng)要道上鋪地毯、掛彩，以示隆重；將堂內(nèi)供著的圣體臨時轉移到別處，既保證圣體的神圣性，也避免劉坤一的尷尬。 </p><p>　　但教會在傳教權、包括育嬰堂管理權之爭中卻非常強硬。1889年，清朝政府根據(jù)張之洞所上稽查育嬰堂奏折頒發(fā)上諭。上諭主要針對江南代牧區(qū)的育嬰堂，要求將育嬰堂交給地方官掌控，包括任

27、命管理人員、決定重要事項、通過嬰兒名冊審查出入情況。如果中國是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國家，上諭是皇帝頒發(fā)的政令，是對國家重要事務的最后決策和終極處置，必須執(zhí)行。但是，1891～1893年間，總理衙門、兩江總督、江蘇和上海地方官想方設法落實這一上諭而不成：他們數(shù)次頒布通告，要教會編制清冊向地方官報告教會所辦事業(yè)，每年接受地方官4次視察，江南代牧區(qū)主教倪懷綸通過外交途徑數(shù)次提出抗議，總理衙門不得不一次次中止上諭的執(zhí)行?？偫硌瞄T通過外交途徑，一次

28、次與法國政府、法國駐華公使、各國駐滬總領事、法國駐滬領事打交道，希望得到他們的批準，命令教會執(zhí)行?！案鲊钩季詾椴槐?，迄未允行?！鄙虾５琅_4次派員到徐家匯催迫倪懷綸執(zhí)行，倪始終堅持：“育嬰堂對以禮來參觀的人常是敞開著的，但育嬰堂的行政管理決不能交給官府手中。” </p><p>　　育嬰堂和上海天主教會在法國勢力庇護下，堅持不接受中國政府的管理，挑戰(zhàn)中國主權，是列強欺侮中國的典型案例，是教會依仗列強在半殖民地中

29、國生存狀態(tài)的生動寫照。但是，在戰(zhàn)亂頻仍、社會救濟力量極為薄弱的近、現(xiàn)代中國，育嬰堂確實使四千多人獲得了生命。直到今天，老孤女們對育嬰堂仍然充滿了感激。育嬰堂使上海的聾啞人改變了生存狀態(tài)，提高了生活質(zhì)量。教會辦慈善事業(yè)的精神和經(jīng)驗被社會仿效，促進了上海育嬰事業(yè)的發(fā)展。大多數(shù)中、外拯亡會修女本著良知和愛心，為育嬰堂奉獻了全部的感情和畢生的精力。 </p><p>　?。ㄗ髡邽橹袊y(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統(tǒng)戰(zhàn)基礎理論上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