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式的探討民族學問題何以可能

1、<p>　　哲學式的探討民族學問題何以可能</p><p>　　如果我們的學術足夠寬容，那么這篇關于民族地區(qū)居民社會角色的文章將從其方法論的自我批判入手。批判并不意味著否定和顛覆，而由始至終都只是致力于前提的澄清和范圍的界定。 </p><p>　　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自有其風格與特色，這既是學科獨立性的最好體現，亦是實際研究的本質要求。田野調查就一直享受著這樣的榮耀，以至于在絕大多

2、數的民族學研究中它理所當然的成為題中應有之意。而當一種方法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位置時，就有走向其反面的危險。我們當然承認田野調查的重要作用，但又必須拒斥那種形式化、教條化的獨斷傾向。原因在于：其一，實證性的田野調查法因其只是遵循知性的運思方式，所以并不具有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其二，田野調查的對象和結果并不能指涉所有的研究對象。特別是那些與人息息相關的自由、心靈、上帝等在數據統(tǒng)計和問卷調查中無法真實的呈現。 </p><p

3、>　　所以，是時候對這種不證自明的傾向進行反思了，而問題的癥結在于承認民族學的研究方法是多而不是一，必須置入與此不同卻又可相互輔助的另一維度，即反思的維度。接下來的工作便是來看一看反思的維度能否以及如何出現在民族學的研究視域之中的。當然，本文是以民族地區(qū)居住者為對象，所以論說的范圍也只是限定在“社會角色”這一邊界之中才算有效。至于問題的提出是否具有普適性，答案也許是肯定的，但進一步的論證也只有留到日后了。 </p>

4、<p>　　根據一些學者的考察，田野調查法作為一種社會科學長期使用的主導方法，其根據乃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經驗論原則，它來自于西方的實證主義傳統(tǒng)，而這種傳統(tǒng)自孔德開始就與科學邏輯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至邏輯實證主義達到了極致。受益于此的田野調查便在起點處就選擇了以直接觀察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雖然有人本主義的研究范式與之抗衡，但如此艱巨的使命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無疑顯得有些底氣不足。以至于在諸多學者看來，人文社會科學就效仿自然科學。

5、建構出一種所謂的“人的物理學”的打算不僅是應該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p><p>　　將田野工作的實質歸結為實證主義的經驗論原則，應該是無問題的。那么：實證主義經驗論的內在機制又是什么？這樣問并不是要把思想引向無窮的倒退，而是非此不足以說明田野調查作為一門研究方法的深層邏輯。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努力模仿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是一種以因果關系為主要表現的決定論。 </p><p>　　經驗論

6、重視感覺，以至于作為其變種的實證主義以眼見為實的鐵律向傳統(tǒng)形而上學展開了瘋狂的挑戰(zhàn)。通俗的說法是：自在的物體通過刺激人的感官而成為主體的對象，由對外物的感覺而形成所謂的經驗。理智的加工又使得經驗上升為理性的認識。隨后為了檢測其真理性，知識又不得不返回感性之中，對實踐進行指導的同時亦完成了新的躍遷。這種感性與理性辯證交錯的觀點在被蘇聯(lián)模式影響過的舊思想體系中隨處可見。我們姑且不去評論它的對錯，可一旦研究遵循這樣的邏輯運行，那因果決定論的格

7、局便鐵板釘釘了。實證主義者對外部存在深信不疑，并認定雜亂無章的事物背后必有某種本質在持續(xù)不斷的起著作用。盡管在現代社會，人們早已認識到本體承諾的虛妄，但又不得不地承認它在主體主義的范圍內仍然具有某種不可替代的效力，即世界萬物都能被人掌握，一定的現象對應著一定的本質，一定的數理統(tǒng)計和調查研究必然指向一定的結果。這種因果式的決定論無疑是實證主義與生俱來的負累。 </p><p>　　隨著概率論和統(tǒng)計物理學的迅猛發(fā)展，

8、原有的統(tǒng)計規(guī)律開始被卷入到物理學的基本定律之中，導致隨機性和偶然性等因素不僅無法從實驗和理論中根除，而且還進一步升級為研究客體的起點。這樣的情況被應用于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吊詭的情況便隨即出現了：舊時研究過程所趨向的單一性結果，如今卻被多種的可能之維所取代?！案叨葟碗s的物質系統(tǒng)，其內部包含著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和大量的不確定因素?！币灾劣谖覀儭安豢赡軓挠钪娴某跏紶顟B(tài)決定其后任一時刻的演化狀態(tài)，或者我們不可能從客觀對象演化的始端推導出未來

9、可能的演化狀態(tài)。”這是非決定論對決定論的挑戰(zhàn)，當然也直接影響到本文論點的生死存亡。對此我們的回應是：決定論并非機械的，它與非決定論的區(qū)別也不在于是否承認隨機性和偶然性的存在，而主要表現為是否肯定因果關系的普遍和必然的性質。那種把統(tǒng)計規(guī)律當做是或然的因果律、并認為其在微觀世界中具有本質意義的看法也不能取消決定論的合法性。而且，本文指稱的決定論，其要點在于它的思維方式，即無論是承認因果必然性的決定論還是強調偶發(fā)性和隨機性的非決定論，它們在實

10、證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由“一點”走向“另一點”，即現象性的材料必然要追溯所謂的結論（區(qū)</p><p>　　如果肯定田野工作遵循的思維原則是決定論式的，那么疑問又會隨之涌現。首先，調查者和調查對象是歷史的生成過程。作為主體的調查者，在遭遇調查對象時必定會帶有某種“前理解”。有可能根據自身的存在境遇對同一調查對象作出不盡相同的描述和判斷，而不同的調查者也有可能對同一調查對象作出完全異質性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無數思

11、想家早已指出了作為觀察者的主體是有限的。這種不完滿的在場者，不僅無法奢望一勞永逸地對調查對象進行普遍必然的占有，而且一旦調查對象超出調查者的視域范圍，田野工作便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走向虛無。 </p><p>　　調查對象是實證研究最引以為傲的根據，因為“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是學科的生命所在，是學科發(fā)展的基本動力。沒有實地調查，也就沒有民族學。”但倘若追問下去，情況又會變得復雜起來，即孜孜以求的經驗性的調查對象，是否真具

12、有普遍必然的性質？人類主體的有限性決定了調查者永遠不可能與調查對象完全合一，頂多只能是無限趨近罷了。即便能夠契合，但對象本身的不確定性亦可能“誤導”調查者做出與事實不符的認識。此點在人類學家對原始部落的經驗直觀中便已證實。人和動物的區(qū)別在于：人會有意的欺騙調查者。如果民族學始終將目光鎖定在人類世界，便要直面這一情形；而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無論是致力于民族整體，還是鐘情于瑣碎的日常事務，民族學所堅持的基本信念始終是“通過調查，獲得豐富的一手

13、資料，然后經過加工制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得出正確的結論?！边@樣具有濃烈歸納意識的思想方法顯然已深受蘇聯(lián)教條主義的侵害。倘若想通過此法來獲得正確的結論，則至少會遭遇如下的困難，即調查者會盡可能多而全的搜羅經驗，但于實際的調查過程中，調查者顯然無法將其對象全部窮盡。那么，調查者根據x個調查對象歸納出的結論，</p><p>　　細化到社會角色，問題變得更為明顯，即社會

14、角色的生成既是外部給予的，也有賴于自我的反思。社會角色之成立的前提首先在于有自我意識的出現，若沒有“我”的觀念，就不會有一個與之相對的“社會”存在。對于自我而言，意識世界是一個實證科學無法掌控的領域。就連與人類思維最為親近的心理學尚且望而卻步，更何況是一直習慣“向外”的民族學就更難斷言能通過實地調查完全把握與自我意識水乳交融的社會角色了。一旦研究的對象從有限的領域躍遷至無限，與實證科學相異質的哲學方法就獲得了出場的契機。 </p&

15、gt;<p>　　康德說：“思維無內容則空，直觀無概念則惘”，馬克思也講：“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是哲學的世界化”，雖在具體語境中二者各有所指，但卻共同的意蘊出哲學與科學（含民族學）是應攜手并進，彼此合作的。反思的哲學可以使科學澄清出自己的思想前提，科學（含民族學）亦可以揚棄哲學可能有的抽象晦澀等特點，使其進入到更加真實和廣闊的生活世界。這一思路的典范是馬克思在論說哲學與共產主義的關系時所實現的?，F在我們適當的將其延伸并借用到

16、對社會角色之哲學思考與實證研究的二元關系中來。這樣不僅有利于學科的溝通和交流，也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本真立場。如果我們的心靈是足夠開放的，那么就理應認識到：思想的歷險與經驗的考證是同等艱難和同樣重要的。在立足于民族學本真精神的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引入哲學方法，也不失為一種綜合的創(chuàng)造。 </p><p><b>　　參考文獻 </b></p><p>　　[1]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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