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祭壇上的文人與文學——以宋代徽宗、高宗時期為觀察對象_38449.pdf

1、在中國文學史上，宋代是繼唐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但是，三百多年的宋代文學并不是均衡發(fā)展的，徽宗、高宗時期的文學成就與前后相比明顯偏低。如果將宋代文學的歷史比作一條長河，那么在神宗、哲宗時期，它渾灝流轉，波瀾壯闊，千匯萬狀，蔚為大觀。至徽宗、高宗時期，卻生氣頓減，幾乎凝定不前了。究其原因，“國是”是影響這一時期文學發(fā)展的最主要的因素。
　　 “國是”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范疇。神宗與王安石在變法初期，為了克服來自于反對派的強大阻力

2、，而將其引入政治生活中。它意味著惟一正確的治國方略，其實質是“皇權”與“相權”的結合，具有強烈的專制集權色彩，而其作用則是排除異己的有效工具。起初，它只是被用來壓制議論，異議者雖被邊緣化，而仍可在政壇立足。但是很快，持“國是”者就用它來對反對派實施政治禁錮，并且株連親族，異己分子則被流放南荒，與死為鄰。而到了秦檜主政時期，則漸漸發(fā)展成為消滅異己的工具了。
　　 由于宋代的士大夫具有參政主體、學術主體和文學主體的復合型特征，“國是

3、”的影響迅速波及文壇。在徽宗朝，詩賦因為屬于“元祜學術”而一度被廢黜。另外，在徽宗、高宗兩朝，執(zhí)政者屢興文字獄，以此打擊迫害政敵。同時，朝廷屢次下令禁毀那些可能妨害“國是”的著述，用政權的力量以阻止其傳播。
　　 柳詒徵先生指出：“宋代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1宋代經過百余年的發(fā)展，自仁宗時期起，士大夫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文章與政事一樣，成為臣子報效朝廷的重要領域。他們自覺地將文學活動與政治

4、活動結合起來，以文論事，托詩以諷。但是，“國是”被引入政治生活之后，它不僅影響政治風氣，也深深地影響了士風和文風。在“國是”之下，一部分士大夫對現(xiàn)實政治疏離遠引，潔身自好，一部分士大夫因為爭“國是”失敗而成為遷客逐臣，身落窮荒，而另一部分則趨附奔競，淪為“文丐”、“文丑”。
　　 遷客逐臣因為“危言危行”反對“國是”而成為被迫害的對象。他們面對貶謫之厄與生命之憂，盡心于“為己之學”，克服情累，窮不失志，努力實現(xiàn)人生價值。在創(chuàng)作中

5、，一反騷怨傳統(tǒng)，抒發(fā)樂易閑適的謫居情懷。
　　 疏離退隱之士雖然心中對朝廷實行的“國是”不以為然，可是有見于當權者對反對派的殘酷迫害，而沒有把不滿化為實際的反抗行為。他們對現(xiàn)實政治采取疏離的態(tài)度，明哲保身，砥礪節(jié)操，但是因為陸沉于世，而不免憂生之嗟。此時陶淵明其人其文成為他們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楷模。由于文網(wǎng)森嚴，文禍酷烈，他們的創(chuàng)作也表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特色，一是微言寄意，二是泛應漫興。
　　 趨附奔競之士因為誘于朝

6、廷的美官厚祿，而與時俯仰，同流合污。他們很多人初為君子，為國士，晚為小人，為弄臣。他們或是淫于富貴，移于貧賤，或是迫于威權，而改節(jié)易志。他們以自己的文學才華，頌美“國是”，取媚權臣，創(chuàng)作大量的諂詩諛文，流為“文丐”、“文丑”。
　　 從“靖康之變”到“紹興和議”成功這一時期，由于政局動蕩，“國是”缺位，士風與文風也相應發(fā)生變化?！敖浭乐畬W”逐漸取代了先前盛行士林的“為己之學”，“以天下為己任”的風氣，重又占據(jù)了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中

7、心位置。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抒發(fā)憂國憂民情懷，繼承杜甫的“詩史”精神，記時事，述民瘼，褒忠良，斥奸惡，這一類作品成為文壇的主流。
　　 而在蔡京、秦檜主政時期，來自現(xiàn)實世界的強力規(guī)范作用使文學創(chuàng)作空間大為逼仄拘狹，創(chuàng)作主體不得不將視線內轉，轉向對個體生命的關注，對心靈自由的企慕。生命的歌詠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調。崇陶(淵明)與學杜(杜甫的兩川與夔州之作)之風盛行詩壇，影響及于創(chuàng)作，則表現(xiàn)為題材的生活化和自然平淡的審美趣味。而詞壇上則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