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上的歌者——《水星》散文研究_39896.pdf

1、《水星》作為三十年代北平文壇上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月刊，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表現(xiàn)在散文方面，它匯集了許多散文名家和散文新秀，促進了他們之間的交流和了解；推出了以何其芳、李廣田為代表的“抒情散文創(chuàng)新派”作品，為他們提供了一次集體亮相的機會?！端恰飞⑽淖骷业膮R集離不開編輯者的作用，編輯們對年輕作家的提攜以及獨特的編選眼光、相近的散文觀念等，為《水星》散文作家的匯集提供了客觀條件。在當時對林語堂提倡的“小品文”的排斥，以及不登雜文的文化氛圍中，學院

2、青年作家們從自身的文學經(jīng)驗出發(fā)，更多的借鑒國外文學資源，大膽突破文體界限，將敘事學的觀念和方法引入散文中，實現(xiàn)寫作的“非個人化”，對“散文小說化”做出自己的嘗試。并在散文中注入詩的意境，注重化用詩歌意象和象征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變革和豐富了三十年代藝術性散文創(chuàng)作的觀念和手段，形成了“抒情散文創(chuàng)新派”。因此，《水星》在培植新進散文家、鼓勵文體試驗和藝術創(chuàng)新上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本文以30年代初期北平文壇上純文學月刊《水星》為研究對

3、象，主要立足于兩個問題的考察：《水星》刊物的流派確認，《水星》散文先鋒文體試驗性質生成的原因。因此在結構上大致遵循這樣的思路： 緒論部分首先梳理80--90年代的文學史在《水星》流派歸屬上的結論，大部分文學史都將《水星》視為純京派的刊物；近年來的學位論文對《水星》的流派進行了更深入的考察，更多的研究成果認為《水星》具有兼容并包的辦刊傾向、屬于京派的刊物。其次，梳理散文史及最近研究成果中對《水星》散文的評價，文學史肯定了《水星》對

4、于30年代散文發(fā)展的作用；更多的研究者將《水星》散文的現(xiàn)代性作為研究的重點。最后，在闡述以往研究取得的成果及不足的基礎上，交代本文的框架結構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考察《水星》的創(chuàng)刊背景以及《水星》的流派確認?！端恰纷鳛椤段膶W季刊》的附刊，對其創(chuàng)刊背景的考察也必然要追溯到《文學季刊》。本文擬從當時北平的文化環(huán)境、《文學季刊》的辦刊情況兩方面來考察，并通過發(fā)刊詞、編輯者、編輯方式的比較，找出《水星》創(chuàng)刊的必然原因。其次，通過分析

5、當時媒體對《水星》內不同文體產(chǎn)生不同評價的原因，分析《水星》編輯者共同的思想傾向，進而確認《水星》的流派。 第二章主要分析《水星》散文作家匯集的原因，《水星》的文學史意義是由散文生成的，它匯集了眾多散文名家以及推出了何其芳、李廣田為代表的“抒情散文創(chuàng)新派”。這離不開《水星》編輯者的努力，編輯者的態(tài)度決定著《水星》的面貌?！端恰返木庉嬚叨颊J識到刊物對于文學傳播的重要意義，對待刊物均秉持著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并且都以扶植新人為己任；另

6、外，他們對雜文以及林語堂提倡的“小品文”的排斥，也決定了他們支持和認同將散文視為“獨立的創(chuàng)作”的努力。何其芳、李廣田的散文在《水星》所有散文中有量上的優(yōu)勢，而且何其芳、李廣田均參與到《水星》稿件的遴選中，是否《水星》是他們實踐自己文學理念、擴大自己影響力的一次努力呢?考察《水星》散文創(chuàng)作群，主要是由三部分組成：老作家、身處學院的年輕散文作家、有志于散文創(chuàng)新的學院外青年；他們匯集在《水星》上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因素?？陀^上，老作家對

7、年輕作家的成長有提攜的作用，他們同年輕作家構建起師生的網(wǎng)絡，參與到《水星》中來體現(xiàn)了他們對新刊物、新作家的支持。另一方面，當時頻繁的文學交流活動促進了新老作家的融合，比如沈從文在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后定期舉辦的宴會等。主觀上，老作家的文學理念潛移默化的影響到年輕作家。沈從文對雜文、“小品文”的排斥、以“鄉(xiāng)下人”自居的心態(tài)、對文學持認真態(tài)度、將其獨立于政治商業(yè)之外的姿態(tài)，確實影響了李廣田等一批年輕作家。年輕作家之間“以文交友”是他們交

8、流的主要方式，他們的文學理念、借鑒的文學資源在不斷的交流中具有某種“互文性”的傾向，他們的作品被視為“相近的審美趣味的產(chǎn)物”。 第三章主要分析《水星》散文的創(chuàng)作特色，分析其散文具有的先鋒試驗性質。首先梳理了“閑話”散文的理論資源，五四以來散文被認為取得了高于其他文類的成就，但其實散文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許多作家認為散文寫作“大可以隨便”，將散文視為“獨立的創(chuàng)作”并未成為作家們的自覺。文類的固定阻礙了作家的馳騁，這批青年散文作家

9、進入文學場必然要采用“否定性”的資源，開創(chuàng)不同于以往的散文，才能順利的進入文學場。他們身處學院，能夠接觸到大量的西方文學資源。以當時獨有的“衰亡感”作為取舍的標準，法國象征派、以T·S·艾略特為代表的英美現(xiàn)代派都是青年散文作家借鑒的對象。他們在文學資源的借鑒范圍上超越了前輩，選擇了廣泛的從小說、詩歌、戲劇多方面汲取營養(yǎng)。其中西班牙小說家、散文家阿索林對這些青年散文作家這時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有較大的影響。文中首先梳理了阿索林的譯介史、分析阿索林

10、得到這批青年散文作家認同的多重原因，包括相同的文化處境、對國家、對生命誠摯的熱愛等；而阿索林在文體上變革的努力也成為了這批青年借鑒的另一重要原因。由此文中嘗試著分析何其芳、李廣田等青年作家發(fā)表在《水星》上的文本，同阿索林的散文進行對照，從而證明阿索林曾影響了這時期何其芳等人散文創(chuàng)作上人物的選擇以至于他們的某些人生觀。當然，以何其芳為代表的“抒情散文創(chuàng)新派”所形成的獨特抒情氣質并非阿索林一人能概括，而是融合了多重文學資源的結果。在文本中何

11、其芳等人如何自覺的運用了T·S·艾略特的理論，實現(xiàn)“非個人化”；在“散文的小說化”這一嘗試中，何其芳又是如何將現(xiàn)代小說化技巧運用到散文創(chuàng)作中，在抒情主體、抒情方式等方面實現(xiàn)創(chuàng)新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另外，這一時期何其芳等人的努力不僅僅停留在“散文的小說化”上，他們還努力開掘自己的內心，嘗試著從“閑話”走向“獨語”，大量運用聯(lián)想、暗示、象征、隱喻等藝術手法，以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表現(xiàn)取代瑣屑的描述或直接的告白，豐富和發(fā)展了散文的藝術表現(xiàn)力。何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