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樂府理論研究.pdf

1、漢魏六朝是樂府文學史上的重要時期，漢武帝“立樂府”擴大了樂府官署的職能，也迎來了樂府歌詩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代。兩漢時期的雅樂歌詩和樂府民歌、魏晉時代的文人擬樂府及南朝皇室貴族的樂府創(chuàng)作、流行朝野的吳歌西曲等充分反映出樂府文學的旺盛生命力。漢魏六朝的文人才士除了創(chuàng)作大量樂府歌詩作品外，還在正史典籍、詩歌選集或專門的理論文章中傳達他們的音樂思想和樂府觀念，漢魏六朝的樂府理論不僅是這時期樂府創(chuàng)作經驗的總結和樂府觀念的集中體現(xiàn)，而且對后世的樂府文學發(fā)

2、展和理論批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漢代是樂府文學的發(fā)軔時期，漢武帝“立樂府”的舉措，不僅提高了樂府地位，擴大了樂府職能，而且使民間歌謠走進宮廷，成為形態(tài)更為高級的樂章，甚至參與國家的禮樂建設。漢代的雅樂歌詩因與朝廷的儀典有關，被史家記錄在史書樂志中，而俗樂歌詩，只有為樂府所采者，才會被史家關注，但記載往往簡略。漢代帝王雖不是樂府歌詩的直接創(chuàng)造者，但他們設立樂府機構，下詔組織編排大規(guī)模的禮樂活動，這是漢樂府歌詩得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3、然而相比于禮樂教化、盛美威儀，真正促使他們發(fā)展禮樂的還是滿足耳目之欲的娛樂心理。與漢代帝王追求樂府的娛樂功能不同的是，漢代的儒家知識分子則肯定周代雅樂的正統(tǒng)地位，如司馬遷《史記·樂書》、班固《漢書·禮樂志》以及應劭《風俗通義·聲音》等文章都以儒家樂論思想批判武帝以來以鄭聲俗樂篡改雅樂的樂府實踐，音樂的雅俗之爭因此成為貫穿兩漢樂府理論的主題。
　　曹魏時期的樂府歌詩，仍是詩、樂、舞一體的綜合藝術，在音樂方面既沿襲漢代樂曲用于宗廟祭祀

4、，也搜求音樂人才創(chuàng)作流行聲律，在歌辭方面則充分體現(xiàn)時代特色和個人情感。以曹植為代表的文人群體創(chuàng)作了一些不入樂的樂府詩，魏樂府自曹植起開始從詩樂結合向文人徒詩轉變。曹魏時期的樂府理論在音樂方面承認了漢樂的正統(tǒng)地位，在雅樂建設上基本承襲漢代樂府音樂，并加入了時下流行的俗樂因素，促成了漢樂的又一次俗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從音樂的起源、心聲關系及音樂的功能等多方面對儒家傳統(tǒng)的樂論思想提出了質疑，反映出儒家文化體制在曹魏一代的衰落和瓦解，而曹魏

5、時期文學觀念的改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樂府歌詩的發(fā)展。
　　西晉擬古樂府盛行，不同于曹魏借古題詠時事，西晉的樂府絕少關涉時事，格調上變樸素為文雅，以雕琢辭句為能事。南朝劉宋時期以鮑照為代表的文人擬作繼承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表現(xiàn)出向漢樂府復歸的傾向。樂府歌詩發(fā)展到晉宋時期，音樂與歌辭分離的趨勢更加明朗，文人擬古樂府日益興盛，樂府歌辭逐漸脫離了樂府曲調的桎梏，成為文人展露才華、抒發(fā)情感的一種創(chuàng)作形式，西晉崔豹

6、還創(chuàng)作了專門探討樂府古題來歷和本事的著作《古今注》。此外，沈約《宋書·樂志》不僅講述了漢以來各朝之樂的發(fā)展演變，記錄了各朝創(chuàng)制的雅樂歌辭，還首次在正史中記錄了相和曲、吳歌雜曲等俗樂的發(fā)展情況和歌辭內容，體現(xiàn)了時代變遷帶來的樂府雅俗觀念的改變。
　　南朝齊、梁、陳時期是樂府歌詩創(chuàng)作的鼎盛時代，各類樂府詩均有大量文人擬作，但題材范圍逐漸縮小，進入陳代以后，無論是鼓吹、橫吹還是相和曲辭，都被改造成了以艷情題材為主的樂府歌詩。南朝中后期的

7、樂府理論，分為正史樂志、詩文選集和樂府文論三個部分:正史樂志不僅記載了宮廷雅樂的建設情況，而且還探討了歌詩的句式、轉韻和藝術技巧，樂府詩文學層面的意義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詩文選集如《文選》在“詩”大類下設“樂府”小類，說明樂府詩在南朝中后期已經成為文人創(chuàng)作的一種詩體類型，“樂府”概念在“音樂機構名稱”之外又增加了“詩體名稱”的含義;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篇樂府專論，不僅系統(tǒng)地講述了樂府歌詩的發(fā)展演變史，而且集中體現(xiàn)了劉勰的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