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與想象：近代旅外游記與民族國家建構.pdf

1、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國近代旅外游記,主要包括從1861年到1927年間中國人旅歐、旅美、旅俄、旅日的游記。本文認為中國近代旅外游記與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這不僅因為中國近代旅外游記的產(chǎn)生是由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直接推動的,而且這些游記也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人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最早、最直觀的想象和認識,同時還記載了這些旅外游者在面臨中國現(xiàn)代轉型的巨變時最為復雜的感受和心態(tài)。因此本文選擇以“民族國家想象”為視角,對中國近代旅外游記進行梳理

2、和研究。
　　 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鏡與燈》中談到,任何文學活動都包括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讀者。本文根據(jù)這一理論,將文章分成四個部分:旅外游記的歷史機緣、旅外游記作者的復雜心態(tài)、旅外游記中的西方形象、旅外游記的書寫與傳播。而這四個部分都與民族國家想象與建構密不可分。
　　 首先是近代旅外游記的歷史機緣。本文涉及到的時間段為1861年到1927年。而這個階段正是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開始階段。186

3、1年,作為中國第一個外交機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立,從此中國被納入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隨后數(shù)十年,中國展開了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一系列變革運動,力圖實現(xiàn)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在“五四”的余緒中民族國家轉型的最初階段方告一段落。近代旅外游記正是在這一背景興起和發(fā)展的。1861年后,清政府分批外派官員出洋考察以了解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這一過程一直持續(xù)到清末新政時期。這些官員們寫

4、作的旅外游記就成為近代旅外游記的最初作品。國門一開,不僅是官員,還有其他人也因各種因為得以游歷海外,所有這些人留下了不少珍貴的游記,從不同的角度展開對西方形象的描述,從中體現(xiàn)出他們對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焦灼心態(tài)。因此近代旅外游記的歷史機緣就是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開始。
　　 其次是近代旅外游記作者的寫作心態(tài)。近代以來,中國數(shù)千年的“帝國天下”想象遭到了重創(chuàng),被迫采納西方主導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標準。這一過程是極其矛盾和痛苦的。近代

5、旅外游者由于最早,最直觀地感受到這一切,因此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就遠比國內的中國人要強烈得多。他們內心的矛盾與困惑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游與不游”:指的是近代旅外者對于是否出游的矛盾和復雜心態(tài)。在傳統(tǒng)帝國天下想象的觀念下,只有“以夏變夷”,而非相反。如今出洋向西方學習,自然承受了巨大壓力；二是“注視與被注視”:遠游的旅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自己也帶著“天朝上國”的心態(tài)來審視西方文明。這便是“注視”。但與此同時,他們敏感到自己在“被注視”著

6、。這種由“注視”到“被注視”,讓中國人體會到了位置與權力關系的轉移,從而重新認識到了另一個與過去自我想象所不同的自我,那就是自己并非高他人一等,而自己所代表的民族,也并非高于他國的“天朝”。這正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中民族多元平等的特征。三是“承認與不承認”:最初的出游者帶著傳統(tǒng)中國文化至上的心態(tài)觀察西方文明,當然有著相當?shù)陌谅?。自然在很多情況下表示對西方文明的“不承認”。但是另一方面,眼前的西方人的生活環(huán)境、器物用度、甚至政治制度等等卻明

7、顯地較之中國具有相當?shù)膬?yōu)越性。誠實的記錄者又不得不對西方文化加以“承認”。就是在這樣的“承認”與“不承認”的反復糾纏和較量中,中國的旅外游者逐漸加深了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但同樣的,越了解,就越偏向于“承認”。而“承認”所帶來的,是向西方學習建構民族國家的實踐努力。
　　 第三是近代旅外游記中記錄的西方形象。近代旅外游者在游記中主要記錄了四種西方形象:地理形象、器物形象、制度形象和文化形象。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旅外游者在游記中大量記述

8、了所直觀感受到的世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圖景,并逐漸對于現(xiàn)代西方地理知識有了理性的認知。事實上,這種對于西方地理形象地描述與體認,表達了中國人對于民族國家體系的想象。其次可以看到的是,旅外游記中有大量對于民族國家“資格”的想象,包括對西方器物、制度和文化形象的體認。這分別是從民族國家的物質條件、制度條件和文化結構等方面對民族國家的想象與認識。其中,在旅外游記的初期和中期,對于西方地理的形象記述內容非常豐富與鮮明。而對于西方器物形象的記述

9、,在第二階段表現(xiàn)非常明顯,這和洋務運動的發(fā)生緊密相關。對于西方制度形象的記述,在第三階段最為豐富,這與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的立憲運動密不可分。而對于西方現(xiàn)代文化形象地記述,在第四階段最為理性深入,則與民國之后的新文化運動密切相連。
　　 最后是近代旅外游記的書寫與傳播。近代旅外游記主要包括四種不同的書寫形式和傳播方式。前三種出現(xiàn)在晚清:一是以郭嵩燾、黎庶昌和薛福成為代表的旅外官員游記的書寫與傳播:他們的作品在選材上注重西方禮制,文

10、風上呈現(xiàn)典雅的風格,主要是在朝廷和同僚間傳播。這正體現(xiàn)了士大夫階層對民族國家的想象。二是以王韜為代表的平民旅外游記,其書寫呈現(xiàn)小說化風格,通過畫報在市民中傳播。這代表了市民階層的民族國家想象,其影響力也主要在市民階層中。三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旅外游記,其書寫乃是政論化、鼓動性的風格,通過大眾傳媒向公眾傳播,體現(xiàn)了維新派全力推進民族國家建構的努力。最后一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旅外游記,書寫上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借“游”

11、抒情——這是新文化運動推崇個體意識的表現(xiàn)。但從根本上來講,也是通向民族國家建構的。另一方面也有對新蘇俄形象的爭論,這實際上是在新時期對民族國家制度選擇的思考。這四種不同風格的游記的書寫形式與傳播途徑有密切關系,都受到目標受眾或“隱含讀者”的影響。這四種游記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參與了民族國家想象與建構。
　　 本文的創(chuàng)新點主要包括這樣三個方面:
　　 第一、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切入近代旅外游記研究。認為近代旅外游記是最早、最

12、集中、最直觀地展現(xiàn)中國民族國家想象和建構的重要文學文本。本文分別從近代旅外游記的歷史機緣、作家心態(tài)、文學形象和書寫傳播等方面對旅外游記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和論證,認為中國民族國家轉型塑造了近代旅外游的各個方面的特征,同時近代旅外游記也通過自己對西方形象描寫與體認參與了中國民族國家的想象與建構。由于民族國家建構是中國的現(xiàn)代性轉型最為核心的內容,因此近代旅外游記研究也應該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性研究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本文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