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訓詁與“三教”互促發(fā)展研究.pdf

1、漢末以來，社會黑暗，政局動蕩，儒家經學也逐漸走向了衰落的道路；此時，一股糅合儒道的玄學思潮應運而生；再加上從西域傳入的佛教，經過與本土文化的融合發(fā)展，逐漸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玄學、佛教的共同沖擊下，儒學獨尊的格局逐漸解體。儒學、玄學、佛學在發(fā)展過程中，互相斗爭、互相吸收，形成了儒玄、佛玄、儒佛既斗爭又交融的發(fā)展局面，最終確立了儒、釋、道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這一文化格局的確立，對當時的訓詁學產生了極大影響，拓展了訓詁

2、的研究領域，使訓詁在研究范圍、體式等方面都有所創(chuàng)新：而訓詁在研讀、詮釋儒、釋、道經典的訓詁實踐中，又反過來促進了三教思想的傳播，影響了三教的并立與深入發(fā)展。于是，訓詁與三教并立的格局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形成了互促雙贏的發(fā)展關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確立，為這一時期訓詁的發(fā)展注入了活力，帶來了新的發(fā)展契機，使傳統(tǒng)的訓詁之學邁向更高的發(fā)展階段。首先，儒學受玄學的影響逐漸玄化，并形成了儒玄并立的局面，這不僅深化了

3、儒家的思想內涵，而且也激勵了學者們用訓詁的方法深入地闡釋儒家經典，涌現出一批儒經的新注。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王肅遍注群經，打破鄭玄經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并引起了經學史上的“鄭王之爭”；另外還有何晏著《論語集解》、王弼著《周易注》以及杜預、范寧注《春秋》等，都在學術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三教并立的學術環(huán)境進一步擴大了訓詁范圍，使得子部、史部、集部典籍都有新著涌現。魏晉時期，受玄學思潮影響，子部典籍的注釋繁榮起來，以何晏、王弼注《老子》，向

4、秀、郭象注《莊子》影響最大。另外，史部古籍也引起了訓詁學者的注意，出現了大批新著，如韋昭的《國語注》、裴骃的《史記集解》以及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訓詁著作。這些新著的涌現，不但推動了史學研究，而且全面地擴大了訓詁的范圍。再次，佛教的傳播促進了訓詁體式的創(chuàng)新。隨著佛教的傳入，佛經的翻譯、注釋工作也蓬勃發(fā)展起來。對佛經翻譯方法和理論的探索與研究，不僅促進了四聲、反切等漢語音韻學理論的產生，而且催生了“音義”、“義疏”等新的

5、訓詁體例。尤其是“義疏”體注釋的產生，極大地促進了訓詁的發(fā)展。 這一時期的訓詁，不斷地研究、注釋儒、釋、道三家的經典，深刻地影響了三教的傳播與發(fā)展，為三教的并立與發(fā)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從儒學的角度講，對儒經的進一步注釋鞏固了儒學的一席之地：一方面，以郭璞《爾雅注》、顧野王《玉篇》為代表的專書類訓詁著作的研究與開發(fā)，為人們解讀儒家經典提供了豐富的工具書，便于人們理解儒家的思想理念，進一步鞏固了儒學的地位；另一方面，何晏《論語集解》

6、、王弼《周易注》、皇侃《論語義疏》等傳注體訓詁著作的涌現，完善了儒學的思想體系，促進了儒學的傳播。從玄學的角度講，注釋《老》《莊》促進了玄學的生成與傳播。玄學生成于清談名士，對《老》《莊》《易》三部古籍注釋與研究的過程中，并通過對《老》《莊》的深入挖掘，使玄學從“貴無”發(fā)展到“崇有”，直至走向頂峰。從佛教的角度講，佛經的譯注促進了佛教在中土的廣泛傳播。魏晉時期尚處于佛教的初傳階段，以支謙、康僧會為首的佛教學者，掀起了佛教譯經的高潮，為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