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法理學學科史研究(1901-1949)——以西方法理學學說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學術影響為中心.pdf

1、在學界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法理學學科進行普遍反思，追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當下中國，本文將眼光投向了清末新政以來的中國近代法理學，從學科的視角，以法理學的主要理論問題為中心，考察和分析中國近代法理學學科發(fā)展的歷史。全文分六部分展開：
　　 第一章，導論。介紹選題背景及選題意義，研究對象及問題的界定、文獻綜述和研究方法及論文構架。
　　 第二章，中國近代法理學學科的創(chuàng)建。主要結論是：(1)清末新政期間，西方法理學學科的基

2、本理論體系和概念系統(tǒng)初步引進中國，法理學成為法學教育的必修課程，作為一門學科門類的中國近代法理學開始產生；民國時期，承清末以來的學術基礎，法理學學科得到繼續(xù)的發(fā)展，成為法學教育的必修或選修課程，生產出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法理學成果，我們當下的法理學學科與清末以來的中國近代法理學有著一脈相連的緊密關系。(2)作為一門法學學科，法理學在近代中國并不受人們的重視，課時量較少，師資比較缺乏，缺乏有深度、有創(chuàng)見的教材。(3)中國近代法理學學科

3、從日本引進，從晚清一直到民國時期，中國法理學一直都深受日本法理學的發(fā)展，到民國時期中后期，美國法理學對中國的影響也比較大。
　　 第三章，近代中國法學界對西方法理學的傳播和研究--以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為中心。主要考察西方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社會法學派三大法學學派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研究狀況。主要結論是：近代中國法理學界對西方各法學學派的基本理論和觀點進行了系統(tǒng)全面和基本正確的介紹和研究，部分成果對于當下學界仍極具有參考價值；但從

4、學者的學術取向上看，近代中國的法學家們最普遍接受和推崇的是社會法學派的理論，南京國民政府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法學”即以三民主義為意識形態(tài)指導，試圖糅合龐德、狄驥等人的社會法學理論，不過，其中存在著不少誤解和扭曲。
　　 第四章，西方法理學與中國近代法理學學說的形成和演變--以若干基本理論為中心。從法治理論、權利理論和法律與道德關系理論三個方面詳細考察了中國近代法理思想的形成和演變趨勢。主要結論是：(1)就法治理論而言，中國近代法治

5、理論在中國傳統(tǒng)法家理論和西方現代法治理論的夾縫中艱難地形成，總體而言，近代學者從“什么是法治”、“為什么要實行法治”及“怎樣實現法治”等方面提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法治理論，并沿著不斷脫離法家思想而采納西方法治理論的方向演化，初步勾勒了中國的法治藍圖；(2)就權利理論而言，近代中國法理學界對權利理論缺乏深刻細致的的研究，對清末時期，“天賦權利”理論與“法定權利”理論并存發(fā)展，權利本位的理論也一度被介紹和推崇，民國時期，“天賦權利”論逐漸讓位于“

6、法定權利”論，權利本位往往被視為個人主義之流毒，因而，許多學者認為，權利本位必定要讓位于“社會本位”甚至“義務本位”。(3)就法律與道德關系理論而言，中國法學界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自然法學和分析法學派關于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理論，普遍強調法律需以道德為基礎，另一方面，學界同時也強調法律與道德的區(qū)別，反對法律以道德為唯一目的；基于法律與道德相區(qū)分的理論，傳統(tǒng)中國法律與道德相混淆的狀況受到了普遍的批評，法學界已經基本走出了傳統(tǒng)中國“法律與道德混

7、淆不清”的理論模式。
　　 第五章，中國近代法理學的初步自覺。主要結論是：(1)民國中后期，法理學家們開始逐漸反思自清末以來的中國法律改革和中國法學的發(fā)展所存在的種種問題，積極探討中國的法學和法律究竟向何處去，表現出某種理論自覺。(2)民國時期法學家普遍認為，中國近代法學是“貧困”、“貧乏”和“落后”的，而造成這種落后狀態(tài)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法學研究脫離中國的社會現實而盲目跟從西方法學，與此同時，晚清以來的中國法律最大的問題就是，

8、盲目采取西方法律，忽視了中國國情和傳統(tǒng)的民族精神和道德。(3)學者們提出要建設“中國本位”的法學和法律，立足和適合于中國國情和民族精神，注重法律的社會效果；普遍提出要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建設三民主義的法學和法律，“三民主義”就是“中國本位”。當時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法學”，其基本的理論傾向是，強調社會本位甚至義務本位，強調階級調和，這是當時主流的理論傾向；這一理論傾向，遭到了持馬克思唯物史觀法學理論學者的批評。
　　 第六章結語

9、：中國近代法理學的歷史貢獻及其困境。在清末新政以來的近代中國，西方法理學學科的基本理論體系和概念系統(tǒng)已經初步引進中國，法理學教育和研究已經初步開展，法理學學科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學科學。中國近代法理學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法律啟蒙，為近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提供了精神資源，是我們當下的法理學學科的早期發(fā)展和學術基礎。然而，由于近代中國落后的經濟基礎、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動蕩不安的社會社會環(huán)境、法制實踐的不充分性以及歷史發(fā)展極度的時間“壓縮”等原因，中

10、國近代法理學基本任務是翻譯、介紹、消化、甚至是盲從西方法理學理論，也深深陷入古今中西之間的糾纏之中，面臨著移植西方法學和法律與法學及法律的本土化之間的種種困境和矛盾，從總體上，仍顯得比較幼稚--或許，對于一個外發(fā)型的法制現代化國家而言，“學習”是一個必然的、無法逾越的歷史階段，“誤解”也是一種必然。今天，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仍在繼續(xù)，中國仍面臨著近代以來學界“上下求索”的種種問題，當我們思考中國法學和中國法律的發(fā)展方面這個歷史大課題時，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