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正當、虛無主義與古典復歸——“古今之爭”視域中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思想研究.pdf

1、在施特勞斯那里，自然正當是一種相對于習俗而言的恒定性的、初始性的存在，它是一種隱藏于現象背后的、有賴于哲學家的努力去發(fā)現和挖掘的內在規(guī)律和邏輯，自然正當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判準、是人類社會前進的理想圖景。自然正當的這種理想性和終極性，使得自然正當與現代虛無主義之間形成了一種勾連，根據施特勞斯的邏輯，這種勾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現代虛無主義的產生與現代政治哲學對古典自然正當論的棄置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要克服現代虛無主義問題，可以采

2、取的一種重要思路，就是回到古典政治理性主義哲學的視域中，重新去關注自然正當、探求自然正當。本文對施特勞斯思想的探索，正是以施特勞斯所主張復歸的古典自然正當理論為核心而展開的，試圖以施特勞斯的相關文本為基礎，通過將施特勞斯思想與尼采、海德格爾、科耶夫等人的相關思想的比較研究，來闡明施特勞斯所理解的自然正當的內涵及其效用，來闡明施特勞斯之所以要主張尋求古典自然正當來克服現代虛無主義的原因，以及闡明從施特勞斯的古典自然正當理論出發(fā)、究竟應當追

3、求一種怎樣的文明理想。
　　根據施特勞斯的邏輯，對于西方虛無主義的克服，其核心在于要通過哲學的努力，重新去尋求一種價值上的終極判準。但是，無論是啟示宗教、還是現代歷史主義或現代理性主義，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指向某種終極目的和終極價值的，然而施特勞斯卻沒有選擇上述途徑中的任何一種，而是試圖返回古典政治哲學、重新尋求自然正當來為現代虛無主義的克服提供思路。這其中的緣由在于施特勞斯對于理性的世俗化特征與啟示的超驗性特征這一差異之深刻體

4、認，在于施特勞斯對于歷史主義所強調的客觀歷史規(guī)律和歷史終結論與古典自然正當所強調的恒定性之間的差異的準確把握，在于施特勞斯對于以理性自負為特征的現代理性主義與具有溫良特性的古典政治理性主義之間的差異的深刻認識。
　　對于現代性之根本問題的把握，施特勞斯與尼采、海德格爾有著極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他們都認為現代性問題的根本在于虛無主義。但是，在尼采和海德格爾那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等人所開創(chuàng)的古典政治理性主義傳統，正是現代虛無主義問題產

5、生的根源;而在施特勞斯那里，現代虛無主義問題的產生，源自于現代性進程中的三次浪潮、源自于由這些浪潮所表征的現代政治哲學對于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式的政治哲學的逐步背離。三者在理解上的這種差異性，一方面根源于三者對虛無主義之內涵的理解上的差異:尼采的虛無主義，主要指的是傳統形而上學和上帝對感性生命的壓抑所造成的感性生命的虛無、以及超人的權力意志的虛無;而海德格爾的虛無主義，主要指的是由傳統形而上學和理性思維所導致的現代技術世界對于存在的遮蔽所導

6、致的存在的虛無，而施氏的虛無主義則是一種由于缺乏終極價值的判準而導致的價值虛無;另一方面是由于三者對于克服虛無主義的目的的理解上的差異，尼采之所以要克服虛無主義，是為了彰顯超人的權力意志、克服叔本華式的生命悲觀;海德格爾試圖使存在徹底地歷史化，使詩性思維取代現代理性主義的技術性思維;而施特勞斯則試圖為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的存留、為社會公共福祉的尋求提供一種價值上的思路，在施氏的視域中，任何缺乏終極價值約束的社會都無法對正義作出終極的判準，因而

7、其社會的價值危機就難以避免、其社會的穩(wěn)定和秩序就難以確保。
　　以古典政治理性主義和自然正當理論為基礎，施特勞斯的文明理想究竟是怎樣的？尼采將價值決斷的終極權力給予了超人的創(chuàng)造，他放棄了自然正當、放棄了價值決斷的客觀依據，尼采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徹底的價值虛無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的終極結果可能是導向無政府主義?？埔虻纳鐣硐胧且环N所有人都同質化的普遍均質國家形式，這種國家形式取消了哲學的批判功能、取消了人的理性對于歷史進程的推動作用

8、、也取消了人與人之間沖突的可能。但在施特勞斯看來，人與人之間的徹底和解是不可能的，因而政治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人的宿命。施特勞斯根據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邏輯，提出了一種具有強烈的古典色彩的以承認智慧的主導地位為核心的文明理想，在施特勞斯看來，在現代文明社會中要實現這種理想，最關鍵的是要推行“自由教育”、提升人們的古典哲學修養(yǎng)。
　　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思想克服現代性進程中的價值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

9、三個方面的表現:一是自然正當是否能被證成的問題，自然正當的能夠被證成是施氏的思想能得以成立的前提，但在現實中，這種證成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極為困難的;二是哲學家自身的腐化及其約束的問題，施氏秉承柏拉圖傳統而賦予了哲學家以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導性地位，但如果哲學家自身出現腐化，同樣可能給政治生活帶來災難性影響，而施氏則恰恰忽略了這一點;三是政治哲學的理論努力能否帶來政治生活的現實改善的問題，施氏一方面否認了政治哲學的可教性、但另一方面又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