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文化動員

1、1“合作社”的文化動員合作社是一種超血緣、傳統(tǒng)、親緣的“地緣”組織，在中國當下半熟人社會的條件下，只有可能從鄉(xiāng)村的文化動員中讓農民合作起來，從傳統(tǒng)的政治動員式參與過渡到主體認同的自愿式參與。合作社是在建立在群體自覺的基礎上農民權利的實現(xiàn)方式，也是農民實行自治、利益表達的組織性資源。強調法治模式中的制度約束與創(chuàng)造，用現(xiàn)代權利理念來保障農民利益的需求，以文化動員喚醒農民的主體認同，建立起農民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活的自覺。一、引言：“邁向實

2、踐”的思考本文是筆者于J省J市和A省G縣進行的初步實證調查的成果。筆者的分析和研究是以Ｊ市與G縣調查為主要內容，展開對于合作社[1]的實質分析，體現(xiàn)為對于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2]的合作生存方式的法社會學和法哲學思考。在調查和思考的過程中筆者深刻體會到：在缺乏有效的言論自由和言論表達機制的情況下，所謂的實證調查研究很可能會遇到體制和現(xiàn)實上的障礙和困難；應當強調一種“邁向實踐”的思考，而不是簡單地基于現(xiàn)實表層的現(xiàn)象作理論上的判斷，以克服學究

3、化的、概念式的思考問題的方式。筆者的思考是基于以下一系列問題而展開的：其一、當今發(fā)展的合作社與歷史上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運動”有什么不同，這種區(qū)別是否構成了今天發(fā)展合作社的歷史背景，并決定了今后中國社會的變革方向；其二、在實際調查中筆者發(fā)3二、合作社的歷史嬗變：合作何以可能？中國最早的合作社可以歸結到1918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學消費公社”、復旦大學薛先舟先生1919年10月創(chuàng)辦的“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但這種“合作”并不是自有

4、之物，而是整體性的西方經驗。19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圣西門、傅立葉、歐文也有相當充分的關于合作社的理論和實踐，恩格斯在1894年寫的《德國農民問題》中，形成了通過合作社改造小私有者農民的思想，從而系統(tǒng)地、具體地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合作社理論。列寧的《論合作制》更是把合作社推向了社會主義的高度，“合作制政策施行成功，就會使我們把小農經濟發(fā)展起來，并使小農經濟易于在相當長時間內，在自愿結合的基礎上過渡到大生產”[4].新中國成立

5、后，以典型的政治動員為特點的合作化運動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走了許多彎路。到1958年10月底，全國原有的74萬多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改組成26000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民有1.2億戶，占全國農戶的99%以上[5].人民公社化的提出與公社在全國普遍而迅速地建立，既是大躍進的需要，也是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需要。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實質，是企圖在生產力不發(fā)達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一個所謂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會。作為一種超越階段的空想，它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