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交往權力論探賾.pdf

1、交往權力概念是哈貝馬斯商談民主政治理論的核心范疇之一，在以商談理論為基礎的第三種民主模式中占據(jù)至關重要的位置。雖然在《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一書中，哈貝馬斯對交往權力概念的闡釋著墨不多，但它卻是哈貝馬斯用以協(xié)調現(xiàn)代政治理論中始終存在著的人權與人民主權、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之間緊張關系，超越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對立的核心概念?，F(xiàn)代民主法治國因為這個概念而獲得合法性和正當性，商談民主模式因為這個概念而獲得實踐上的現(xiàn)

2、實性。由此可見，如何理解哈貝馬斯的交往權力概念以及以這個概念為中心所形成的交往權力理論，對于準確地把握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的核心要義以及恰當?shù)卦u價其歷史地位，就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按照哈貝馬斯的分析，交往權力主要是一種話語影響力。與現(xiàn)實的、建制化的、由某種權威所授予的社會權力和國家政治權力不同，交往權力并不具備由國家機器所支持的制裁力，它只能通過話語的影響力，通過建制化的程序和非建制化的公共論壇（領域）來規(guī)范

3、和制約社會權力，特別是國家的政治權力。生活在市民社會的個人在政治的公共領域中對公共事務發(fā)表意見，通過交往之流在商談過程中加以過濾和綜合，生成根據(jù)特定議題集束而成的公共輿論，進而轉變?yōu)榻煌a生的權力而對社會權力與國家政治權力進行規(guī)范與制約。這樣，人民主權不再僅僅體現(xiàn)在集體主體中，而是體現(xiàn)在遍布于非建制化的公共領域（論壇、傳媒等）和建制化的公共領域（立法機構）的參與者的理性交往和話語商談之中，從而實現(xiàn)了人權與人民主權的統(tǒng)一，由此形成以交往權

4、力為核心的第三種民主模式。在哈貝馬斯看來，這種民主模式超越了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克服了現(xiàn)代民主法治國必然會遇到的“合法性危機”與“導控性危機”，指向民主的新形態(tài)，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法治中事實性與有效性的辯證綜合。
　　本文在論述中首先對交往權力概念進行了澄清。在此之后，主要從三個方面對交往權力問題展開討論。第一，辨析哈貝馬斯有關交往權力形成機制的規(guī)范分析。哈貝馬斯將生活世界、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看作影響交往權力形成的三種主要因素。依照他的分

5、析，在公共領域中，交往權力由公共輿論轉換而來。而公共輿論作為被焦點化的問題，必須在潛在的相關者的交往情景中形成，而這種交往的情景就來自于私人領域且處于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作為交往權力形成的基礎，以其觸角的靈敏性將私人生活領域用生存論語言所反映的種種問題提供給市民社會行動者。市民社會行動者根據(jù)私人興趣自愿結合組成非政府的、非經濟的社團、組織和運動，展開持續(xù)性和持久性的交往活動，對私人領域中引起共鳴的問題加以感受、選擇、提升，經過放大之后

6、引入公共領域，從而引爆公共領域潛在的規(guī)范性批判力量，交往權力由此在政治領域顯示出自身的威力，直接影響政治系統(tǒng)中政治意志的分化與形成。
　　第二，討論哈貝馬斯對交往權力所展開的經驗分析。哈貝馬斯將這種分析稱之為對交往權力概念進行的社會學轉譯，意在發(fā)現(xiàn)阻礙交往權力形成之種種因素，并尋找克服它們的策略。哈貝馬斯指出，市民社會失去自由的政治文化并以政治導控專門化方式損傷私人領域，公共領域被利益集團所控制且讓有話語優(yōu)勢的人（如專家等）控制交

7、往之流，以及大眾傳媒權力化、娛樂化造成公共領域的非政治化綜合癥等，就是現(xiàn)實存在的影響交往權力形成的主要因素。與之相應，市民社會調動逆向知識對專業(yè)知識進行自我轉譯以打破專業(yè)組織或集團對知識的壟斷，通過強化公眾對公共領域的構成作用放大公眾的理性聲音，以及通過規(guī)范化大眾傳媒所應遵守的公共性原則以實現(xiàn)傳媒權力的中立化，就是現(xiàn)實可行的克服上述阻障的有效策略。
　　第三，分析哈貝馬斯交往權力概念在民主法治國以及第三種民主模式中所扮演的核心作用

8、。通過分析，可以斷定，哈貝馬斯的交往權力理論成就了一種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論，開拓出民主新的視野。與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相比，以交往權力為核心的第三種民主模式有著更接近民主本義之優(yōu)勢。因為，交往權力實現(xiàn)了人權與人民主權的統(tǒng)一，并通過轉化為社會權力與行政權力有效緩解了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危機”與“導控危機”。
　　當然，哈貝馬斯的交往權力理論也存在著諸多可商榷之處，它的理想性招致了諸多質疑。然而，需要清楚的是，哈貝馬斯的本意是要為以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