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對國際法的運用.pdf

1、由于清政府從已有知識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利益出發(fā)對國際法加以本土化的理解與采擇，國際法在晚清中國的運用大致經(jīng)歷了由因應到自覺、由注重工具理性到追求價值理性的整體變遷。由“邊緣”向“中心”轉化的過程充滿復雜與曲折。
　　1874年臺灣琉球漂民案，代表著國際法在晚清中國運用的萌芽期。社會各階層對國際法表現(xiàn)出不同態(tài)度及因應。以總理衙門為代表的權力中樞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條約。然而，不少知識分子卻明確提出要以國際法處理中日在臺灣“生番”問題上的分

2、歧，閩臺官員如李鶴年多次以國際法為武器，申明中國在臺灣全境的主權，要求日本退兵。在中法戰(zhàn)爭期間，清政府對國際法的運用進入蓬勃發(fā)展的階段。上自總理衙門和軍機大臣，下至各省督撫、御史、道員，以及圍繞在決策層周圍的學士、章京、侍講，還有活躍在報刊輿論中的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到以公法為武器的外交評論中，形成蔚為壯觀的國際法話語圈。即便如此，清政府卻對國際法采取本土化的理解和應對，依照中國情境和自身利益加以采擇，在宣戰(zhàn)、中立和封港等戰(zhàn)時問

3、題上表現(xiàn)出對戰(zhàn)時國際法的功利主義態(tài)度。雖然仍以維護宗藩體系和中國利益為依歸，國際法的大量引用表明清政府的公法意識有了較大的提高。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中朝關系重新建構的特殊時期，標志著國際法在晚清中國的運用走向高潮階段。宗藩體系與國際公法的關系進入到互相融合、求同存異的高度。國際法的運用在這一時期體現(xiàn)于:引導并融入到宗藩體系的自適性調整當中，作為重建中外秩序的理論之一。中朝關系開始在宗藩體系與國際公法雙重秩序下演迸。國際法雖

4、仍以工具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出外交因應當中，卻有秩序建構的意義，盡管沒有達到“去中心”化的實際效果。在對待國際法問題上，清朝官員與知識分子有較大差異。前者注重的是國際法的運用及其實際效果，即國際法如何促進中外交往，側重于“形而下”的層面。后者的努力在于觀念層面上的接受，既為西來公法開辟一席之地，又從本土智識中尋找出與之匹配、對應的文化因子，加以認識與反觀，側重于“形而上”層面。知識分子與決策層相似的地方在于，將國際法置于“中國情境”、當作“中國問

5、題”加以應對。通過對傳統(tǒng)文化智識的動員和重新解讀，知識精英在對近代國際局勢與國際公法的比附中，逐漸認識到近代世界仿若春秋戰(zhàn)國之重現(xiàn)，所謂公法有如“春秋大義”之威嚴。他們從“中國立場”和本土智識出發(fā)，將有效的傳統(tǒng)智識資源轉化為積極的近代外交觀念，在對外觀念、外交戰(zhàn)略和行為方式方面尋求近代外交原型，以理想的方式重新建構中國在近代國際局勢中的國際角色和國家利益。
　　不過，國際法往往被強權所踐踏或利用，甲午戰(zhàn)爭和庚子之役可以援為引證，恰

6、恰說明國際法在中國的實際運用并非線性發(fā)展。盡管國際法并未能突破宗藩體系和完全有效地維護中國利益，清政府卻不斷利用萬國公法與外國打交道、評判國際事務是非。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國家主權意識大為增強，并且在帝國主義的“課業(yè)”或“教程”激發(fā)下，產(chǎn)生了近代中國對國家主權和國際平等的訴求。以主權和平等為軸心的國際法成為中國“國際定位”和重建中外秩序的重要理論框架。在1902-1903年的中美商約談判中，國際法被清政府自覺地運用于商約談判。

7、此次修約是晚清時期第一次主動修約。按照國際公法和國際慣例，清政府不僅認識到商約談判與戰(zhàn)敗和約的區(qū)別，而且還吸取以前不重視關稅、主權的教訓，依據(jù)貨物的不同制定相應的稅則。清政府盡最大可能地爭取主權獨立、國家平等和利益互惠，體現(xiàn)了晚清中國向近代民族國家轉變中對國際法的自覺運用，這種自覺的運用彰顯于對條約字句的考究以及由條款增刪體現(xiàn)出來的主權意識。此外，它還反映出國際法知識在中國由自然法學派進入到實在法學派階段。
　　在公法實踐“共時性

8、”中，出現(xiàn)中西并用、新舊雜揉、此消彼長的現(xiàn)象，其中，歧出性與復雜性不容忽視。按照因地制宜、為我所用的原則，清政府在運用國際法的過程中出現(xiàn)“陽奉陰違”、“斷章取義”、“囫圇吞棗”等等主觀化和功利化的傾向。按照本土情境和利益需要，晚清中國對國際法采取選擇性的解讀和采擇，建構有利于中國利益的公法解釋體系。“沖擊—反應”模式和“侵略—反侵略”模式都忽略宗藩體系的自適性調整以及與國際法之間的互動關系。宗藩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規(guī)定著國際法“進入”和“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