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后國際關系的變化與冷戰(zhàn)的形成

1、第二章 戰(zhàn)后國際關系的變化與冷戰(zhàn)的形成,,一、戰(zhàn)后德國的“非納粹化” (Denazification),1、有關“非納粹化” 問題的幾種評價,有學者認為非納粹化是一場鬧劇，是一次“大慘敗”。(Ｊ.Ｈ.Herz: The Fiasco of Denazification in German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3，No.4，1948，p.569—594.Ｗ.Ｅ. Griffith: De

2、naz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Zone of Germany，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 and Science， Vol.267，No.1，1950，p.68—76.),Ｊ. 吉姆貝爾認為，這是一場“人為革命”，是要解除舊有的不被信任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者而代之以新的杜會精英，但其效果是相當有限的，原因在于實施方案上的困難。吉姆貝爾指出，美國對德國的綱領太模糊，或者說太

3、實際，這表明美國從未有過長久的打算，它是隨著德國和外界的情況而變化的。(Ｊ. Gimbel : The Artifici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A Case Study.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6, No.1,1961.),尼特哈默認為：非納粹化含有雙重特性，一方面要解除納粹精英，另一方面則要通過德國的非納粹化法庭清除個別納粹分子身上的污點，以重新起用他們，隨

4、著美國政策朝著經(jīng)濟重建傾向的偏轉，美占區(qū)非納粹化這方面的重要性也加強了。（Ian Turner: Denazification in the British Zone. Turner ed., Reconstruction in Post War Germany. Cambridge,1996. p.240—241.,德國歷史學家埃爾德曼認為非納粹化是“一個寬嚴不等的人事清洗過程”。（[聯(lián)邦德國]卡爾·迪特里希·埃爾

5、德曼：《德意志史》卷四，下冊。北京:商務印館，1986，第176頁。）,2、“非納粹化”政策的提出,1944年4月28月頒布的英、美參謀長聯(lián)合會議第551號指令中，即ＣＣＳ551。,《波茨坦公報》對“非納粹化”有比較詳細的規(guī)定。（參見[蘇]薩納柯也夫等：《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8年版，第509頁。）,3、“非納粹化”運動的階段,紐倫堡審判所在地,庭審現(xiàn)場,2003年，哈佛大學法學院開始將100多萬份有關

6、紐倫堡審判的文件上網(wǎng)公布，使得大眾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方便地查閱到有關這次納粹戰(zhàn)犯大審判資料，以及希特勒第三帝國所犯下的罪行。哈佛法學院的哈里·馬丁教授表示，這是迄今為止最雄心勃勃的“紐倫堡審判上網(wǎng)工程”。馬丁認為，這些文件對于法律學者來講很有用，與此同時，它們還能夠提醒世界不要遺忘納粹大屠殺的恐怖。他不無擔憂地說：“我看到了一個不好的趨勢，有人想要將納粹大屠殺拋到腦后，徹底忘記這段歷史，就好像它完全沒有發(fā)生過一樣。但如果看了這些

7、文件，大家就不會這么做了。”,4、“非納粹化”的影響,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訴人羅伯特·H·杰克遜說：“對全世界來說,紐倫堡法庭判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樣忠實地解釋過去，它的價值在于怎樣認真地儆誡未來。”（ P·A·施泰尼格爾：《紐倫堡審判》上卷，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頁。）,埃爾德曼說：“……不能把非納粹化運動僅僅看成是失敗，在清除民族社會主義期間，各民主黨派獲得機會發(fā)展壯大，并在鄉(xiāng)

8、、州和全國范圍進入了政治領導地位?！保╗聯(lián)邦德國]卡爾·迪特里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卷四，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80頁。）,歷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寫道：截止到1948年，“西方同盟國檢舉、宣判和處決納粹戰(zhàn)犯的熱情開始遞減。抵制共產(chǎn)主義和進行冷戰(zhàn)的新重點使人們對第三帝國的罪行和罪犯有了新的認識?！蔽鞣酵藝_始認為，“必須賦予德國西站區(qū)居民管理自己事務的責任，必須鼓勵他們代表‘西方’社會

9、標準抵制來自東方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同盟國軍事法庭開始放松行動。起訴德國戰(zhàn)犯的任務漸漸移交給德國人自己，一般的司法審判也是一樣?！保╗英]馬丁·吉爾伯特：《二十世紀世界史》第二卷下，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86頁。）,非納粹化是建設德國政治民主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新開端，“是德國從未發(fā)生過的革命的替代品”。(A.J. Ryder: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10、to Brandt,. New York ,1973,ｐ.473.),二、美國“遏制”蘇聯(lián)政策與“冷戰(zhàn)”的緣起,1、關于冷戰(zhàn)興起原因的研究,2、美國“遏制”蘇聯(lián)的政策的形成,美國研究美蘇冷戰(zhàn)的著名史學家約翰·加迪斯認為：“遏制”蘇聯(lián)的概念早從40年代初起就在美國政要的頭腦中徘徊。（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

11、）,美國學者羅伯特·達萊克在談到羅斯福對蘇聯(lián)也流露出擔憂時寫到：“顯然，羅斯福與蘇聯(lián)人的關系是緊張的……普遍關心的是俄國人離得越遠越好。俄國人操縱保加利亞的問題看來使羅斯福一直感到厭惡，……從羅斯福的一切言談看，非常明顯，他害怕共產(chǎn)黨，他想盡一切努力去遏制蘇聯(lián)的力量——當然不用戰(zhàn)爭手段。”（[美]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 1932一1945》，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斯蒂芬·安布魯斯指

12、出：“盡管國家在全世界保持著優(yōu)勢地位，但美國領導人在1945年夏對未來有三怕?！币皇钦紊系?，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會主義。二是技術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暗谌率墙?jīng)濟上的，隨著和平的來臨，經(jīng)濟會重新轉向衰退。避免經(jīng)濟蕭條的途徑就是增加對外貿(mào)易，但如果世界其他地區(qū)對基本工業(yè)實行國有化或者關閉其市場，美國就無法在海外競爭?！保ㄋ沟俜?#183;安布魯斯：《全球主義的興起——美國外交政策，1938—1980》，紐約，1981，第16頁。）

13、,伯恩斯、拉爾夫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都是十分顯著前后一貫的。不論是哪個黨當政，外交政策的基石都是‘遏制’共產(chǎn)主義。至少在彬彬有禮的外交人士中是這樣說的。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更帶有一點諷刺的味道。它顯然包括保護美國在西歐的實業(yè)，擴展同‘自由’世界中一切國家的貿(mào)易，以及維護美國在中東和亞洲與非洲垂死的帝國中的石油利益?！保◥鄣氯A伯恩斯、菲利普·李·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4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

14、8年版，第218頁。）,威廉·富布賴特寫道：共產(chǎn)主義“成為世界上一切邪惡的根源。在任何地方發(fā)生的每一變動中，我們總能看到有‘莫斯科共產(chǎn)主義’在插手。最初對共產(chǎn)主義的概念認為是一種國際陰謀，像章魚那樣身在莫斯科，觸角則伸到世界最遠的各個角落。”（威廉·富布賴特：《跛足巨人》，紐約，1982，第4頁。,哈羅德、福克納指出，“美援總數(shù)的80%給了共產(chǎn)主義世界的周圍國家”，以此“作為阻止共產(chǎn)主義滲透的工具”，“援助總額的浮動

15、情況和東西方對抗的緊張程度有明顯的巧合?！保ㄒ姽_德、?？思{合著：《近百年美國經(jīng)濟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頁。）,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使館代辦喬治·凱南發(fā)給國務院的長電報 (5542個英語單詞，約合8000漢字) ，給美國政府確定對蘇“遏制”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2005年3月17日晚，喬治·凱南在其位于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家中去世，終年101歲。,凱南認為：蘇聯(lián)是“在一切認為適

16、時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擴大其勢力范圍，目前，這種努力限于某些鄰近地區(qū)，如伊朗北部和土耳其”等地。凱南認為，蘇聯(lián)“對武力的邏輯十分敏感”，如果美國擁有足夠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準備使用武力，這就幾乎用不著真的動武，就可以迫使蘇聯(lián)退卻。,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敦發(fā)表“鐵幕”演說。他說，“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Iron Curtain），這條

17、線背后座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于蘇聯(lián)的高壓控制之下。（〔美〕戴維·霍羅威茨：《美國冷戰(zhàn)時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2頁。）,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向國會兩院聯(lián)席會議宣讀了后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國情咨文。,杜魯門說：希臘遭到“共產(chǎn)黨領導的”“恐怖主義的威脅”，一旦它作為獨立國家“殞落”，不但將危及

18、土耳其和整個中東地區(qū)，而且將給歐洲一些“力爭維持其自由和獨立地位”的國家?guī)怼盀碾y性”的影響。他宣稱世界已分為兩個敵對營壘，“幾乎所有國家必在兩種生活方式中挑選一種”，一種是“自由制度”，一種是“極權政權”。他稱“極權主義”和任何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著美國的安全”。聲稱美國的政策必須幫助各國人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去解決有關他們各自命運的問題。他要求“立即采取果斷的行動……在至1948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間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4億美元的

19、援助。”同時要求選派文職和軍事人員前往援助。,杜魯門后來解釋這篇咨文時說：“這就是美國對共產(chǎn)主義暴君擴張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說明，美國在這個新的極權主義的挑戰(zhàn)面前所持的立場”；“這項政策聲明很快地便開始被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我相信，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它現(xiàn)在宣布，不論什么地方，不論直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保ü?#183;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中譯本），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版，第12

20、0，121頁。）,美國學者戴維·霍羅威茨指出：“就希臘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就土耳其的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土耳其也是一個獨裁政權），杜魯門所謂兩種對立生活方式的說法至少也該說是文不對題的。很清楚，扎耳達里斯統(tǒng)治下的希臘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因此美國的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顯然是援助極權主義勢力”。（見〔美〕戴維·霍羅威茨：《美國冷戰(zhàn)時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頁。）,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提出

21、了旨在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由于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相輔相成的關系，后來兩者被學者形象地稱為“一個胡桃的兩半”。（Walter La 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John Wiley and Sons, 1976), pp.50-74.）,馬歇爾（ 1880.12.31～ 1959.10.16）,馬歇爾在演說中指出歐洲處于嚴重的經(jīng)濟困難中，強調(diào)挽救歐洲經(jīng)濟的辦法在于美國的援助

22、。他宣稱：“我們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復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經(jīng)濟制度，從而使自由制度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社會條件能夠出現(xiàn)?！薄坝捎诟鞣N危機的發(fā)展，我們決不能把這種援助放在零星付給的基礎上。美國政府將來給予的任何援助應該是根治疾病的藥品，而不應該是暫時止痛的鎮(zhèn)痛劑。任何愿意協(xié)助完成恢復工作的政府都將得到美國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圖謀阻撓別國復興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們的援助。”（《哈里·杜魯門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版，第131頁。

23、）,有人把馬歇爾的復興計劃形容為“如同拋給正在下沉的人們的救生圈”。 （托馬斯G·帕特森等：《美國外交政策——1900年以來的歷史》，第3版，列克星敦，1988，第455頁。）,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實施，標志著美國“遏制”蘇聯(lián)政策的最終形成和美蘇“冷戰(zhàn)”的全面開展。,四、戰(zhàn)后蘇聯(lián)對外政策及其對東歐的安全帶政策,1、戰(zhàn)后蘇聯(lián)對外政策的變化,1948年6月—1949年5月發(fā)生“柏林危機”。,美國實施空運,孩子在玩空運游戲,歡慶

24、空運勝利,空運耗資5億美圓，55名飛行員喪生。,經(jīng)濟上：,實施“莫洛托夫計劃”,1890--1986,軍事上：,1949年8月29日，蘇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蘇聯(lián)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地點，現(xiàn)在屬于哈撒克斯坦,蘇聯(lián)第一顆原子彈,1955年5月14日華沙條約組織建 立，蘇聯(lián)代表朱可夫元帥在條約 上簽字,1955年5月14日，建立華沙條約組織，形成歐洲兩大軍事集團的對峙。,華沙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東西方對立已

25、成定局,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2、蘇聯(lián)的安全帶政策,蘇聯(lián)在1943年～1953年對東歐的安全帶政策，對當時和以后的蘇聯(lián)、東歐和世界歷史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3、戰(zhàn)后蘇聯(lián)對外政策的特點：,在雅爾塔會議討論波蘭問題時，斯大林明確指出：“波蘭問題對俄國人不僅僅是個榮譽問題，而且是個安全問題……因為蘇維埃國家一些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問題都與波蘭有關”；“波蘭問題對蘇維埃國家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德

26、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頁。),1945年4月，斯大林對南斯拉夫共產(chǎn)黨代表團說：“這次戰(zhàn)爭和過去的不同；無論誰占領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強加他自己的社會制度。凡是他的軍隊所能到達之處，他就強加他自己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有別的情況?！?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頁。),基辛格認為，斯大林的“最高原則還是裝上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蘇聯(lián)國家利益”。(亨利

27、·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頁。),4、對戰(zhàn)后初期蘇聯(lián)對外政策的評價,斯蒂芬·安布羅斯認為：“俄國控制了東歐……導致冷戰(zhàn)開始?！保ㄋ沟俜?#183;安布羅斯：《全球主義的興起》，第93頁。）,斯大林在1946年說：“不要忘記以下情況。德國人侵入蘇聯(lián)，是經(jīng)過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德國人所以能夠經(jīng)過這些國家侵入蘇聯(lián)，是因為在這些國家中，當時存在著敵視蘇聯(lián)的政府。蘇聯(lián)為了保證自

28、己將來的安全，力求在這些國家內(nèi)能有對于蘇聯(lián)抱著善意態(tài)度的政府?！保ㄋ勾罅郑骸蛾P于丘吉爾先生的演說和記者的談話》，1946年3月13日。）,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指出，在二次大戰(zhàn)中，“蘇聯(lián)與美國的傷亡是24∶1，與全部歐洲聯(lián)軍（包括不列顛、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希臘、南非洲、法國、荷蘭、丹麥、比國的軍隊）的傷亡差不多是10∶1，物質的損失估計約有2000億美元，但是化為灰燼的還不止金錢而已”，“這一切便是今日蘇聯(lián)對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