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陸地傳媒到海洋傳媒

1、<p>　　從陸地傳媒到海洋傳媒</p><p>　　不經意間，海洋危機事件報道越來越多地占據了中國傳媒的報道資源，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更讓許多人陡然一驚的是，海洋危機事件報道不再只是國際新聞，而是實實在在發(fā)生在身邊、引起國際社會連鎖反應的國內新聞，而且實實在在地與中國的戰(zhàn)略利益緊密相連。 </p><p>　　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盡管在人均指標等某些方面并不算強，但中國已

2、經在全球分工與合作體系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海洋事務越來越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人類的共同利益交織在―起。 </p><p>　　有識之士都很清楚，要讓全社會有更強的海洋意識。這其中，媒體除了告訴人們我們擁有約30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必須重視海洋權益等等外，還應怎樣有效地加深人們的認識?特別是當海洋危機事件發(fā)生后，怎樣在危機事件傳播的同時，危中見機、隨勢而動，更有效地幫助人們從多種視角理解海洋、認識海洋?在這樣

3、的背景下，如何把握、展開、深化海洋危機事件報道?對于面向全球播出的電視機構，如何更得當地把握海洋危機事件報道?在當前，這些都已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研究課題，而是實踐提出的急迫問題。 </p><p>　　一、大國傳媒，需要有經略海洋的戰(zhàn)略眼光 </p><p>　　1.歷史地看，國家崛起過程，無不與經略海洋過程相吻合 </p><p>　　海洋，從來就是戰(zhàn)略利益的交織

4、體。 </p><p>　　如果說，20世紀是石油世紀，那么，21世紀則可稱為水的世紀。水資源與石油一樣，成為諸多復雜關系交織的中心與驅動因素。這里的水資源，既包括珍貴的淡水資源，也應包括盛載世界歷史波瀾的海洋。 </p><p>　　歷史地看，人類對于海洋認識與利用的努力一直在持續(xù)，但認識的角度、高度與程度，不同地區(qū)、不同族群、不同階層的人們又多有不同，從而寫下了不同的歷史。 </

5、p><p>　　早在2000多年前，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指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今天來看，此語中的海洋，未必與今人口中的海洋涵義完全相同，但依然顯示出古羅馬人對海洋的認識。 </p><p>　　梳理400年來大國興衰的歷史，就會發(fā)現，一個國家崛起成為強國的過程，無不與經略海洋的過程相吻合，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以具有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為指導經略海洋、利用海洋；而近代史上傳統(tǒng)大陸強國的衰

6、弱過程，也往往與海上防御能力不足或海洋資源利用能力不足相關聯(lián)。 </p><p>　　始于15世紀末、持續(xù)400多年的西方視角中的地理大發(fā)現，某種意義上首先是以新眼光對海洋價值的重新發(fā)現。歐洲航海者開辟新航路和“發(fā)現”新大陸的努力和結果，被稱為地理大發(fā)現。這是見識、勇氣與持續(xù)努力的結合，它形成其海洋資源利用能力的重要部分，幫助了一個又一個國家成為當時的海上霸主。葡萄牙、西班牙因為具有這樣的能力而最先擁有近代意義上

7、的世界海權，之后的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與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擁有強大的海軍，壟斷了當時大部分海上貿易。再之后，英國曾擁有200年的海上霸主地位，但海上霸主地位的失去，也是英國失去原有地位的開始。 </p><p>　　對海洋的戰(zhàn)略價值認識不夠的結果，必然是從海洋失去更多的東西。1840年到1940年的100年間，外國從海上入侵中國479次，規(guī)模較大的84次，迫使中國簽訂了大量不平等條約。雖然，鄭和曾經說過

8、，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于海，危險也來自海上。另一傳統(tǒng)大陸強國印度喪失國家獨立也是從海洋開始的。 </p><p>　　2.現實地看，大國傳媒需要以遠見卓識去推動經略海洋、利用海洋 </p><p>　　歷史地看，大國從來都不是簡單地以其版圖大小來確定，而往往是以其在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能力或日支配能力所確定。平面地看，這樣的負責任的范圍就包括經略海洋或利用海洋。而一個國家在此問

9、題上能夠形成多大的共識，相當程度上又與傳媒所提供的信息、體現的見識緊密相關。因而，現實地看，大國傳媒需要從戰(zhàn)略層面加深對海洋的認識，需要以其遠見卓識去推動經略海洋、利用海洋。 </p><p>　　對海洋戰(zhàn)略地位與價值的認識，被概括地稱為海權意識。 </p><p>　　歷史地看，海權意識的形成與傳播，有力地推動了對海洋的經略與利用，也實際上推動著一些國家的興衰。 </p>

10、<p>　　傳統(tǒng)的對海權的認識，主要是從控制力角度著眼。17世紀初，意大利法學家真提利斯提出，國家的領土包括毗連的海域。1702年，荷蘭法學家賓刻舒克在其《海上主權論》一書中提出：陸地上的控制權，終止于武器力量的終止之處。而經過試驗，當時的大炮最遠射程大概3海里左右。至1782年，意大利法學家加賴尼據此提出3海里為領海寬度。3海里領海的規(guī)則被普遍接受至20世紀下半葉，與此有關的一些故事頗為有趣。1967年9月2日，英國前海軍上

11、校派迪?羅伊?貝茨(Paddy Roy Bates)占領了英國海岸外6海里處一個英軍二戰(zhàn)時的堡壘，成立一個國家叫“西蘭公國”。1968年，一艘英國海軍的巡邏船只進入了“西蘭公國”，羅伊和兒子邁克爾?貝茨(Michael Bates)向他們鳴槍示警，投擲燃燒瓶，后因此而受審。1968年11月25日，法庭宣布由于事件發(fā)生地處在英國領海之外，他們對此事件無權干預。 </p><p>　　控制力最終還要通過利用力來體現。

12、因此，今天人們對海洋戰(zhàn)略地位與海權的認識，更增加了利用力的維度。這種思維，從相關規(guī)則的制定中也體現出來。1982年的《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規(guī)定：“每一個國家有權確定其領海的寬度，直至從按照本公約確定的基線量起不超過12海里的界限為止?！边@個公約創(chuàng)立的一項新制度，是不超過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qū)，沿海國在其專屬經濟區(qū)內的水覆水域、海床和底土的自然資源(生物和非生物)可行使勘探和開發(fā)、養(yǎng)護和管理的主權權利等，對人工島嶼、海洋科學研究和海洋環(huán)境保

13、護擁有管轄權，但其他國家在該區(qū)內的航行、飛越、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不受限制。 </p><p>　　而作為法律概念與制度的大陸架權利的創(chuàng)設，更是基于利用力的海權思維的產物。大陸架有豐富的礦產，其中已探明的石油儲量是地球石油儲量的三分之一。雖然1982年的《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大陸架法律制度做了明確規(guī)定，∞但隨著各國開發(fā)利用海洋資源的意愿越來越強烈，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陸架的戰(zhàn)略價值與經濟價值，圍繞大陸架權利主張的

14、爭斗甚至越來越激烈。東海大陸架劃界問題就是如此，圍繞如何劃界，中日間的爭論，決不是簡單的學術爭論。 </p><p>　　今天，諸多海洋危機事件為何發(fā)生，與其說是因為對其的控制，不如說是著眼于對其戰(zhàn)略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利用。諸多國際新聞事件以及圍繞相關焦點問題的激烈爭論、競爭甚至斗爭，已實際體現出這一點。對于南海問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主張，就體現了這種基于利用力的海權思維。當然，利用力一定是

15、基于控制力，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很好地把握諸多海洋危機事件的報道尺度。 </p><p>　　一個大國的傳媒，不管其是“大”傳媒，還是“小”傳媒，都需要以其遠見卓識去幫助人們從戰(zhàn)略層面認識海洋、認識海權，以提供足夠的信息幫助人們了解與理解為什么及如何去經略海洋、利用 海洋，以其遠見卓識所形成的輿論影響力去推動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并對世界海洋事業(yè)做出貢獻。 </p><p>　　二、從陸戰(zhàn)

16、思維到海戰(zhàn)思維：海洋危機事件需要調整報道思維 </p><p>　　從陸地報道思維到海洋報道思維，或者簡單地稱之為從“陸戰(zhàn)”思維到“海戰(zhàn)”思維，這也許就是面對海洋危機事件，新聞媒體首先應當做的調整。 </p><p>　　海洋危機事件本身的復雜特點，決定了其新聞判斷、報道把握、報道展開的方式都與一般危機事件報道有明顯區(qū)別。這對于長期以“陸戰(zhàn)”為主的記者而言，確實面臨一個思維方式的調整，許多

17、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值得再問一問。 </p><p>　　其一，哪兒是核心現場? </p><p>　　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報道指揮者的第一反應，一般除第一時間通過掌握的報道終端搶發(fā)外，就是派記者去突發(fā)事件的核心現場。在陸地上發(fā)生的危機事件，核心現場是清晰的，一般也是能夠到達的。而海洋危機事件，哪兒才是核心現場? </p><p>　　日本9級地震發(fā)生，震中在海上，事實

18、上那一刻無法到達，即使能夠到達，對即時報道也不太有意義。除了地震本身所引起的生命財產損失外，地震所引發(fā)的次生災害海嘯，卻可能造成范圍更大、更為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因此，此刻的第一現場，是地震波造成損害的現場、海嘯及可能沖擊的主要地區(qū)。出于這樣的新聞判斷，報道的展開方式與力量投入顯然不同。在日本地震速報系統(tǒng)發(fā)出警報后，NHK的直升機升空，以航拍直播的方式，把海嘯到來時令人驚嘆的場景、一切面目全非的場面，實時展現于人們面前。 </p&

19、gt;<p>　　此案例啟示人們，地震這類海洋危機事件的核心現場，至少包括次生災害可能危及的地方。面對海洋危機事件，在第一時間如何部署力量、展開報道的思維一定要與面對陸地上的危機事件有明顯不同。 </p><p>　　其二，在哪兒驗證核心事實? </p><p>　　核心現場有核心事實。當記者沒有了新聞的第一落點，還有沒有可能重獲新聞爆發(fā)點?當事件涉及方聲稱相關危機事件已解決

20、，記者是否需要驗證事實，到哪里驗證事實? </p><p>　　當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發(fā)生時，媒體們當作國際新聞，報道比較充分。也許是較好利用了外媒的信息，報道數量、跟蹤速度、報道角度都比較豐富而有力度。海底漏油點收集裝置的實時監(jiān)控畫面，讓人印象深刻。但當漏油事件出現在中國海域，應當如何判斷、如何展開報道呢?顯然，需關注的，決不僅僅是可能危害的陸地，最具爆發(fā)潛質的新聞點，依然是事件發(fā)生的核心現場。 </p&g

21、t;<p>　　2011年6月21日，有微博爆出，渤海有兩個油井發(fā)生漏油事故已經兩天了，希望能控制，不要被污染。這引起媒體的關注，記者們開始求證，傳統(tǒng)思維當然是找相關方與監(jiān)管方。等到媒體輾轉聯(lián)系上中海油投資者關系部(不是傳統(tǒng)的公關部門或新聞處)，搞清楚作業(yè)者是康菲中國公司，已是幾天之后的事。到底漏沒漏?中海油、康菲中國公司緘默以對。這幾天，記者們對此事件的反應與以往迥然不同，以往如聽說陸地上哪兒有事故，記者就會想盡辦法趕到

22、現場。而這次，雖然渤海上有幾個海上油田是可以檢索到的，但還是沒有人乘船去現場。 </p><p>　　直至近6月底，海洋局預告7月5日開新聞發(fā)布會。大多數媒體是耐心地等待。而7月5日的新聞發(fā)布會，揭開了事件一小塊幕布，卻激發(fā)起媒體現場查證的本能。這主要是因為，幾個數據和事實對公眾心理形成強烈沖擊：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已形成劣四類海水面積840平方公里，罰款20萬元，對海洋環(huán)境造成了一定程度污染損害。因而，公眾

23、和媒體對“漏油情況已得到控制”便存有疑問。 </p><p>　　顯然，這時最具新聞爆發(fā)潛質的就是事故發(fā)生地，那兒是最有挑戰(zhàn)性的。但首先接受挑戰(zhàn)的，卻是紙質媒體。7月9日到10日，微博上分別出現一家周刊和一家報紙的記者在蓬萊19-3油田現場拍攝的照片，爆出事故現場有多艘船在作業(yè)，“海面已無明顯漂油”的說法與記者的目擊和照片有著明顯反差。面對可能對生態(tài)有威脅的海洋漏油事故，電視記者缺位了。此時，如果電視記者去現場驗

24、證，不僅是對“海面已無明顯漂油”說法的質證，更可能揭開核心事實的面紗，給有關部門的監(jiān)管提供有力的證據。但也許是陸地思維起作用，雖然屢有提示和催促，電視記者的攝像機仍然沒有出現在海面上。 </p><p>　　這之后，漏油事件的進展開始急轉直下，7月13日，國家海洋局態(tài)度陡然強硬，責令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停止B、c平臺油氣生產作業(yè)，認定之前康菲石油采取的溢油處置措施大多是“臨時性、補救性的”

25、，“并不能徹底有效地消除溢油風險，再次發(fā)生溢油的可能性隨時存在，已經對渤海海洋生態(tài)環(huán)境構成巨大威脅”。時至8月初，國家海洋局再次披露，“現場監(jiān)督檢查發(fā)現，目前為止，康菲公司在處理漏油事件上采取的只是臨時性措施”。 </p><p>　　渤海漏油事件演變至今的事實，提示記者，海洋危機事件的報道，一是要現場查證，而不是只報道當事方的聲言；二是要滇下結論，特別是涉及可能造成生態(tài)損害的事件。在渤海漏油事件公之于世之初，有

26、的媒體匆忙間就報道對山東當地的漁業(yè)和旅游沒有影響，但沒有提及渤海灣那個季節(jié)的主要風向是朝河北、遼寧方向，給人的印象是生態(tài)影響很小。而7月，河北、遼寧方面?zhèn)鞒鰸O業(yè)受污染影響的信息。至8月初，國家海洋局則明確指出，康菲石油公司在完成國家海洋局提出的“確保海上溢油不登陸、確保不影響環(huán)境敏感區(qū)”上沒有兌現承諾，在清除海面溢油和海底油基泥漿工作上沒有達到要求。這與當初有關報道的局部性結論，形成了引人深思的對比。 </p><p

27、>　　其三，以什么尺度判斷關鍵細節(jié)? </p><p>　　海洋危機事件與陸地上的危機事件的重要不同，就是影響范圍大。在人們的生態(tài)意識、權利意識高度覺醒的時代，海洋危機事件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經濟利益格局可能造成的影響，更能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因而，記者判斷細節(jié)、探究真相的考慮范圍必須擴大，否則難以適應。 </p><p>　　在渤海漏油事件的早期，關于污染面積的兩個數據曾經非常惹人注目：

28、一是200平方米，一是840平方公里。2011年7月5日國家海洋局召開媒體通報會，向社會公布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情況，稱截至7月4日，本次事故已形成劣四類海水面積840平方公里?！吨袊嗄陥蟆吩趫蟮乐幸稣f：“據媒體報道，此前，中海油有關人士稱，從原油泄漏的范圍來看，只涉及200平方米左右，對事故海域環(huán)境影響較小。事故未造成人員傷亡，沒有任何關于野生生物、漁業(yè)或航運受不利影響的報告?！憋@然，一旦原油泄露，其影響尺度是難以“平方米”計

29、量的。 </p><p>　　類似的數據還有渤海漏油可能引發(fā)的賠償要求。在2011年7月5日國家海洋局召開的媒體通報會上，海洋局官員稱“責任主體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因此面臨最高20萬元的行政執(zhí)法處罰”，20萬元的數字讓在場的記者以及看到報道的公眾大嘩，認為太低。但這確實是海洋法所規(guī)定的對造成海洋污染的最高罰款數額。可見相關法規(guī)與現實認知間的反差。 </p><p>　　那么，生態(tài)索賠呢?2

30、011年7月16日，有報道稱，“即便不考慮沿海養(yǎng)殖場的漁業(yè)損失以及 受污染海濱浴場的旅游業(yè)損失，僅就海洋生態(tài)損失賠償而言，國家海洋局將發(fā)起上億元的索賠計劃”。也許，這則報道的潛臺詞是“上億元”已經很多。之后，國家海洋局相關負責人在回答記者就此事的求證時表示，“由于渤海溢油事故生態(tài)索賠的相關工作正在進行之中，國家海洋局從未向任何媒體公布渤海溢油索賠金額，‘渤海溢油索賠上億元’報道不實”。 </p><p>　　即

31、使從做好渤海漏油索賠報道的角度討論，如何避免這類問題?最簡單的是，尋找性質類似、體量相應的參照事件和數據。 </p><p>　　相對于渤海漏油事件，曾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參照。2011年1月，經過談判，英國石油公司(BP)與奧巴馬政府達成一項初步協(xié)議，同意建立一只總額為200億美元的基金來支付與墨西哥灣原油泄露事件相關的索賠請求。檢索一下相關事件，記者就會發(fā)現，即使是“上億元”

32、(人民幣?)與BP的“200億美元”基金相比，也顯得太少；與人們在渤海漏油事件后的強烈反應比，也顯得太小。有此發(fā)現，至少可以幫助記者判斷采訪中所獲得的重要細節(jié)與數據，避免在基本判斷上出問題。 </p><p>　　三、從海權思維到戰(zhàn)略思維：南海爭端報道的利益視角與戰(zhàn)略權衡 </p><p>　　1.從戰(zhàn)略層面權衡新聞事件與復雜現象背后的核心利益所在 </p><p>

33、;　　新形勢下的海洋危機事件報道，思維方式的調整應當是具體的有內涵的行動，而不是空泛的概念或口號，這就要引入新的核心內容加以支撐。 </p><p>　　在傳統(tǒng)的海權思維左右下，人們往往認為海洋危機背后一定有大國爭斗的背影。從總體上看，歷史走到今天，諸多危機不斷在證明這一點。海洋從來就是戰(zhàn)略利益的交織體，海洋大國在其中又扮演著特別的角色。 </p><p>　　應當說，尤其是近些年，大國圍

34、繞海洋的重大舉措，就是從戰(zhàn)略層面著眼的。以海峽為例，海峽是指兩塊陸地之間連接洋與洋、洋與海、海與海的較狹小的水道。世界上上千個大小海峽中，可以航行的約130個，其中作為國際航行通道的約40多個，其重要性首先由其地理位置所決定。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仍堅持其在冷戰(zhàn)時期所宣布的控制16個海上咽喉航道的戰(zhàn)略。這16個海上咽喉航道包括海峽(含天然、人工海峽)和海灣，包括馬六甲海峽、望加錫海峽、巽他海峽、朝鮮海峽、蘇伊士運河、曼德海峽、波斯灣、霍爾木茲

35、海峽、直布羅陀海峽、斯卡格拉克海峽、卡特加特海峽、格陵蘭一冰島一聯(lián)合王國海峽、巴拿馬運河、佛羅里達海峽、阿拉斯加灣、非洲以南和北美航道。隨便翻開一張世界地圖，就可體悟其政治、經濟和軍事意義。 </p><p>　　上述例子都說明，海洋強國以深謀遠慮、強力投入、超大格局經略海洋。從這樣的層面觀察海洋強國和平時期的軍事行動與在國際舞臺上的諸多聲音與舉動，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原來，許多行動與聲音的背后，有完整清晰的

36、戰(zhàn)略謀劃與戰(zhàn)略利益訴求。那么，對新聞報道來說，面對這樣的大格局下的新聞事件，僅僅是局部涉及、細節(jié)體現，會不會讓受眾不明其所以，而有盲人摸象的感覺?而要讓受眾有更清晰的全局認識，傳媒自己是不是更需要先有全局與宏觀的認識與把握? </p><p>　　同樣，對照地圖就可清晰地看到，南海爭端的背后，不僅有已經著手開發(fā)南海石油資源的相關國家關注的經濟利益問題，更體現著海洋強國對南海附近的馬六甲海峽等具有全球戰(zhàn)略價值咽喉要

37、道的強烈關注。因而，所謂南海航行安全的話語才會屢次出現在報端。當然，對于對外貿易依存度越來越高的中國，南海附近的咽喉航行通道的安全，屬于剛剛公布的《中國的和平發(fā)展》白皮書中所界定的中國六大核心利益的范疇。這六大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tǒng)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wěn)定、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保障。 </p><p>　　從報道角度說，這種新的核心內容遠不只是從控制權角度理解的“

38、海權”概念，還必然包括當代政治家與公眾更為關切的核心利益所在。如果僅僅是從控制權角度著眼的海權，人們會爭論：從二戰(zhàn)起就已經“沒有制空權就沒有真正的海權”了，如今則是“如果沒有在太空、電磁空間、信息領域等等的控制能力，就沒有真正的海權”。超越傳統(tǒng)的僅僅從控制權角度看問題，就會發(fā)現不同形式的占用，其目的還是在于利用。因而，憑借利益視角，可以更容易也更貼切地發(fā)現諸種矛盾交織中的關鍵所在。 </p><p>　　應當說，

39、涉及海洋的許多新聞焦點，并不簡單地如一般危機事件那樣是一種由意外事件引發(fā)的緊急狀態(tài)，而是一種內在角力過程。內部充滿張力，外部復雜因素交織，表面看還遠不到危機程度，有多種聲音預測其未來走向。這種角力狀態(tài)，往往延續(xù)時間較久，一個個新的爆發(fā)點，會牽動多個方面、多個因素。 </p><p>　　在傳統(tǒng)的危機事件框架下，人們常常套用陸地危機事件的形態(tài)，去定義海洋危機事件，因而，就會忽視相關事件溫和表面下的危機狀態(tài)，在報道應

40、對上，就可能缺乏將其作為危機事件的諸多考慮。比如，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之前，太平洋某島國在水下開內閣會議，就曾成為傳遍全球的新聞。人們普遍將其視為一個小國充滿創(chuàng)意的行動，以提醒人們注意氣候變暖、海平面可能上升的問題。但當人們事后回味起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太平洋島國所體現出的影響會議進程的力量，才能體悟到在水下開內閣會議的創(chuàng)意與行動所實際表現出的訴求方式的巧妙與影響力的大小。 </p><p>

41、;　　把握這樣的角力過程，需要全局地看、歷史地看、從戰(zhàn)略層面著眼，筆者稱之為戰(zhàn)略權衡。因為，戰(zhàn)略本來就是統(tǒng)領性、全局性的，左右勝敗的謀略、方案和對策。 </p><p>　　2.著眼于全球有效傳播確定南海局勢的報道立場與報道策略 </p><p>　　應當說，一個國家內部的輿論反映既給一個國家政府的態(tài)度，帶來了一定壓力，又給其對外交涉乃至絕然的強硬態(tài)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或依據。人們都記得，

42、在釣魚島海域日本非法抓扣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之后，中國外交部做出的強硬反應，特別是日方沖繩縣那霸地方檢察廳準備以日本國內法起訴中國船長時，更是中方所堅決不能容忍。在這期間，華人世界的輿論反映，就形成了這樣的有力支撐。 </p><p>　　南海局勢與東海局勢的更大不同，在于相關方更多、涉及問題更復雜，因而，南海局勢的發(fā)展從來就不是單線條的。1987年3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委員會第14屆年會討論了開展全球海

43、平面聯(lián)合測量問題，要求中國建立5個海洋觀測站，其中南沙、西沙各建一個，所獲測量資料共同享用。中國政府選定永暑礁建立了海洋觀測站，雖然，這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享有南海諸島主權的承認，但南海涉及現實與戰(zhàn)略利益如此巨大，又決定了斗爭的復雜性。 </p><p>　　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海局勢發(fā)展演變過程，就類似一種角力過程，其間會不斷出現各種新聞事件，回旋反復又指向漸明；不同代表人物、不同時間在各種舞臺聲音嘈雜，又利益訴

44、求清晰；小國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大國的身影又隱現其問。面對這樣的事件，簡單的跟進式報道，哪怕是間或有回顧性報道與深度分析，都不一定得當。很可能，這 樣的報道還會成為一種放大器，不經意間傳遞了相關方的威懾性意圖。 </p><p>　　怎么辦?越是面對復雜事件和現象，確立什么樣的報道立場與報道策略就越重要。這里，在戰(zhàn)略層面權衡的同時，還應當有很強的對策思維，選擇適當的切入方式、展開方式、報道節(jié)奏、報道強度；還

45、應當有很強的全球傳播思維，選擇體現國際法規(guī)則的相關案例，選擇讓非事件相關方容易理解與贊同的表達內容與表達方式。 </p><p>　　南海局勢的報道，從根本上說，不僅是對內報道，更是對外報道。即使是一張中文的專業(yè)報紙、中文的地方性傳媒，關于這類海洋危機事件的報道，都不僅僅是對內說話。其報道所形成的輿論力量，不僅影響直接讀者，還是外部世界所關注的輿情的一部分。分析者可以從一個國家各種傳媒關于此報道的聲音、立場、著眼

46、點、關注重點等等，分析出其民眾的關切所在與輿論指向，就可以推測其政府可能有的政策選項與可能做出的反應。因為，必須基于全球有效傳播來確立自己的報道立場與報道策略。 </p><p>　　四、從陸地傳媒到海洋傳媒： </p><p>　　傳媒立身基礎的再調整 </p><p>　　比較目前傳媒在報道陸地危機事件與海洋危機事件時的不同表現，比較傳媒在處理與海洋有關的新聞時

47、的思維方式與報道展開方式，也許應當說，目前絕大多數傳媒還只是“陸地傳媒”。 </p><p>　　什么是陸地傳媒?顯然，是指還沒有從較高層次上關注海洋、報道海洋、利用海洋。 </p><p>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青島一家傳媒舉行座談會，記者朋友頗為如何報道金融危機犯愁。為什么不去盯住青島港呢，它是晴雨表啊，我這樣建議。那朋友說，去過，曾經報道過那兒的模范裝卸工。現在，吞吐量小了，

48、沒什么可報道的了?？磥恚m然身在一個大港，但記者未必會把眼光轉向與港口連接的大洋。而在那樣的歷史契機，一個地方性傳媒關注青島港的活躍程度，就可以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報道好應對金融危機這樣一個具有全國意義和世界意義的新聞。就像這次，歷史把揭開康菲漏油這樣一個迷霧重重事件的機遇給了渤海周邊的媒體，特別是山東沿海的傳媒。如不具有足夠的海洋傳媒意識，就很難充分利用好這次機遇。 </p><p>　　之所以把許多傳媒稱為還停留

49、在陸地傳媒階段，至少是因為，許多立身于海濱大城市的傳媒，沒有充分利用報道范疇的海洋資源，諸如海洋經濟，諸如海港與世界經濟的天然關聯(lián)。在其版面或時段里，對沿海、海洋、海洋經濟、海洋事務的報道量是很小的，甚至，報道思維里就沒有真正把自己所在的城市視為海濱城市。除了海邊的情侶路、海濱浴場與海景房，一個媒體望向海洋的目光應當更遠，視角應當更多樣，認識應當更為深入。相應的，報道切入點與報道資源就會更為豐富，給媒體帶來的影響力就會更大。 </

50、p><p>　　實際上，一個傳媒看待自己城市的眼光，報道自己城市的方式，就頗可以說明一個傳媒的立身基礎與運作邏輯。沿著中國海岸線看過去，有多少傳媒在把自己的城市通過海洋與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有多少傳媒把海洋與自己城市的命脈聯(lián)系在一起，有多少傳媒表現出確實善于做水文章? </p><p>　　從世界范圍看，河口型海港城市與海灣型港口城市各有其不同的發(fā)展邏輯，從全球比較的角度報道與自己城市相類似港口城

51、市的發(fā)展歷史與發(fā)展邏輯，可以給自己的城市提供更有價值的參照系，讀者怎么會不感興趣呢，城市各方面的管理者怎么會不感興趣呢。 </p><p>　　從陸地傳媒到海洋傳媒，在這個時代，傳媒的立身基礎需要再調整。 </p><p>　　人們常常從資源角度看待海洋，確實，從這樣的角度分析，更容易找到海洋危機事件背后的關節(jié)點與利益關切所在。于是，僅僅從報道資源角度著眼，都需要從陸地傳媒走向海洋傳媒。

52、</p><p>　　也許，還應當從更寬廣的角度看待傳媒與海洋的關系。海洋，如今不再只是陸地之間的間隔，而實在是經濟與文化的活力之源與聯(lián)系紐帶，為何不能成為傳媒的活力之源呢? </p><p>　　梳理這次金融危機的應對就會發(fā)現，有兩個數字常被政治家們引用，以說明經濟受影響與復蘇狀況：一個是用電量，另一個是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用電量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制造業(yè)與服務業(yè)的活躍程度，而波

53、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雖然是航運業(yè)的經濟指標，但因為全球化時代航運業(yè)與世界經濟的關聯(lián)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提前量地反映世界經濟的景氣程度與變化趨向。 </p><p>　　其實，許多新聞事件，不僅可以并需要從陸地的角度看，從陸地人的角度看；還可以并需要調過頭來從海洋角度看，從陸地與海洋兩個維度觀察。就像一個海濱城市，從城市向大海望去，是習慣的自然美；而從大海向城市望去，是人們經意或不經意形成的天際線，